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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二 优遇宗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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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贵族既然在底定全国的战伐中立有汗马功劳，而清朝统治的稳固又有赖于宗室贵族的同心协力，都决定了清王朝要将优遇宗室亲贵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顺治元年十月，福临从盛京迁都北京，颁即位诏于天下。诏书第一条，就是优待宗室王公：“亲王佐命开国，济世安民，有大勋劳者，宜加殊礼，以笃亲贤。”[13]以多尔衮功多，加封为“叔父摄政王”，赐册宝、嵌13颗珠顶黑狐帽一、黑狐裘一、黄金1万两、白银10万两、缎1万匹，马100匹，骆驼10只。册文除列举多尔衮诸多战功外，还特别强调了他“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的政绩，包括：皇考（指皇太极）上宾之时，宗室诸王人人觊觎，有援立叔父之谋，叔父坚誓不允，将宗室不轨者尽行处分，以朕系文皇帝子，不为幼冲，翊戴拥立，国赖以安；帅领大军，入山海，破贼兵（指李自成大顺军）20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14]主要就是拥立幼子、定鼎北京两条。同时，加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赐宝册，黄金千两，白银万两，彩缎千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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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格于顺治元年四月被讦削爵，至此复和硕肃亲王爵，册文中有“永存带砺，与国咸休”语。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豫郡王多铎俱晋封为亲王。又晋封多罗贝勒罗洛宏为多罗衍禧郡王，固山贝子尼堪、博洛为多罗贝勒，辅国公满达海、吞齐、博和托、吞齐喀、和托、尚善为固山贝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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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亲贵的子孙，同样是大加封赏的对象，以使“本支百世，与国咸休”，世世代代享受荣华富贵。顺治元年十月即位恩诏第二条规定：“亲郡王子孙弟侄，应得封爵，该部通察往例，损益折衷具奏。”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五子硕塞年方17岁，只因为是皇太极之子，福临庶兄，就超授承泽郡王。顺治六年，与郡王博洛、尼堪同晋亲王。福临上谕称：“尔等向不在宠贵之列，以同系太祖孙，加锡王爵。至于位次俸禄，则不得与大藩等。”[16]硕塞在两年后正式获得和硕亲王封号，掌兵部、宗人府。顺治十一年殁时，年仅28岁，其子博果铎袭爵，改号曰庄亲王。成为有清一代“世袭罔替”的宗室八王（即所谓“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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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元年所定宗室封爵制度尚不完善，只是初步分为九等，对王公诸子承袭方式未严格规范。于是在顺治六年制定了袭封之例：亲王、郡王一子袭爵，其余诸子降封一等；贝勒以下子，并以次递降一等授封。至第九等，奉国将军子，授奉恩将军；奉恩将军子孙，世授奉恩将军。世代不替，共为一等。[17]从此，王公子弟世袭，开始有章可循。顺治六年，和硕豫亲王多铎患痘疫亡，封其子多尼为和硕亲王，承袭父爵。同时，封和硕礼亲王代善子杰书为多罗郡王，封贝子拜尹图等9人俱为多罗贝勒；镇国公锡翰等12人俱为固山贝子；辅国公巴布泰等9人俱为镇国公；二等镇国将军恭安为辅国公；宗室郭盖等28人为二等镇国将军以下至三等辅国将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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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父祖被削爵除籍的皇族子孙也成为展亲酬庸的对象。努尔哈赤、皇太极统治时代，由于内部争权夺势，一些宗室贵族被囚禁、处死，子孙弟侄也受株连。几十年以来，积怨很深，涣散了皇族内部的凝聚力，削弱了它的统治效能。清朝定鼎北京后，为了迅速统一全国并建立起有效的统治，迫切需要皇族成员的同心协力。摄政王多尔衮试图通过起用被削爵者子孙并恢复他们宗籍的办法，化解固有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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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族内部，积怨最深的莫过于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两家。从努尔哈赤杀死弟舒尔哈齐，到皇太极囚死兄阿敏，在豆萁相煎的现象背后，是一个家庭对另一个家庭的永久胜利。而且皇太极并未就此罢休。崇德三年，阿敏第三子固尔玛珲从叔父多尔衮伐明，自京师入山西境，复东至济南，克城40余，封辅国公。第二年八月，皇太极重提当年阿敏对己不敬、欲将本旗拉出分立的往事。不久即下令削除固尔玛珲爵位，并黜去宗籍，同时被黜的还有他的弟弟恭阿。[19]顺治五年（1648），多尔衮恢复了阿敏子孙的宗籍。固尔玛珲复封辅国公，因家贫赏银3000两，又晋固山贝子。弟恭阿等封镇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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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年（1653），舒尔哈齐在死后44年被重新恢复荣誉，追封和硕亲王。孙辈如瓦三、济度、巴尔堪、尚善、傅喇塔等均名重一时。乾隆年间简亲王德沛，咸丰年间郑亲王端华及其弟肃顺，都是舒尔哈齐的嗣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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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七年（1642），杜度子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因心怀怨望，被皇太极革去公爵，黜宗室籍。幼子萨弼也受株连。顺治二年（1645），政治舞台上已换了一批新人。主政的多尔衮使杜尔祜兄弟重入宗籍，并恢复封爵。杜尔祜后晋封多罗贝勒，穆尔祜、特尔祜、萨弼晋固山贝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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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初年，还恢复了代善子瓦克达、孙勒克德浑的宗籍。勒克德浑为第一代顺承郡王，后世“世袭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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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顺治年间，先后分封、晋升为和硕亲王、郡王（包括复爵）的，有和硕肃亲王豪格（及其子和硕显亲王富绶）、和硕豫亲王多铎、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和硕敬谨亲王尼堪、和硕端重亲王博洛、衍禧郡王罗洛浑、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敏郡王勒度、谦郡王瓦克达、温郡王猛峨、康郡王杰书、简郡王济度、郡王塔尔纳、祜塞等，加上原有的和硕礼亲王代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共有18个王。封多罗贝勒的有尚善、杜尔祜、喀尔楚浑等13人。封固山贝子的有傅喇塔、温齐、务达海等18人，加上镇国公、辅国公等，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爵的，共有96人。[21]与入关前相比，宗室贵族集团有了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他们的特权也在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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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满洲人一跃成为全国的统治民族，宗室贵族的剥削对象由以往的旗下奴仆扩大到全国人民。剥削对象的扩大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剥削收入。在利用旗地剥削农奴的同时，还依靠国家的强制权力从全国收敛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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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外时，王公贵族各照爵秩，领取庄田，并不支取俸禄。入关后，沿用明制，征收地丁银、杂税银、盐课、关税银。顺治八年（1651）前后，国家岁入额赋仅1480余万两，顺治末年，已增至2400万两。[22]满洲最高统治者拥有了靠聚敛来的巨额财富，将其中一部分作为俸饷，分给王公贵族。宗室贵族中地位最高的和硕亲王，岁俸银1万两，米l万斛（5000石）；多罗郡王，岁支银5000两，米5000斛（2500石）；多罗贝勒，岁支银2500两，米2500斛（1250石）；固山贝子，岁支银1300两，米1300斛（650石）；镇国公，岁支银700两，米700斛（350石）；辅国公，岁支银500两，米500斛（250石）。以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依次递减，至奉恩将军，岁支银160两，米160斛（80石）。[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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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皇帝名义任意颁赠的银物又往往超过固定的收入。顺治五年，以宗室“贫乏”为理由，赐给公瓦克达银6000两，固山贝子尚善等人各5000两；同年，以“奉太祖高皇帝配天”颁赏，亲王赐金100两，银1万两，缎100匹，以下至奉恩将军，银40两。顺治八年（1651）正月，福临以“亲政”颁赏，和硕亲王银1万两，缎100匹，以下至辅国公，银1000两，缎10匹；八月，加皇太后徽号，又赐和硕亲王银7000两，缎100匹，以下至多罗贝勒，银1700两，缎20匹。[24]皇帝颁赏的名目繁多，有“登极赏赉”、“亲政赏赉”、“万寿赏赉”、“徽号赏赉”、“配享赏赉”、“升袝赏赉”、“册立赏赉”等固定名义，以及随时即兴的特恩赏赉。历次颁赏都要挥霍掉巨额财富。顺治十一年（1654）八月，例赠约黄缎6400匹，银35万余两，竟以“户部告绌，赏未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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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入关前一样，宗室贵族在政治上拥有很大特权。清朝皇室统治全国，不能不联合汉人上层精英和蒙古等少数民族贵族，但这种联合并不是一种平等关系。为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它确立起“首崇满洲”的原则，中枢机构则重用宗室亲贵，这成为有清一代恪守不变的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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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宗室亲贵控制国家的重要工具，拥有很大权力。顺治年间，礼亲王代善及其子满达海，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及其子富绶，承泽亲王硕塞，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信亲王多尼（多铎子），简亲王罗可铎（岳讬孙），谦郡王瓦克达，敏郡王勒度，安郡王岳乐（阿巴泰之子），都是参与议政的“议政王”。[26]会议设有“议政处”，每届朝期，议政王大臣聚集于皇宫中左门外会议。时人所谓“清朝大事，诸王大臣佥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27]体现了宗室贵族在清政权中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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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贵族仍沿入关前旧习，直接插手六部事务。顺治七年，“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谕：各部事务，有不须上奏的，付和硕巽亲王、端重亲王、敬谨亲王办理。[28]满达海、博洛、尼堪三王称“理事王”或“理事三王”分理六部事务。福临亲政后继续委用诸王管理部务：巽亲王满达海管吏部，承泽亲王硕塞管兵部，端重亲王博洛管户部，敬谨亲王尼堪管礼部，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管刑部，谦郡王瓦克达管工部，贝勒喀尔楚浑管理藩院，贝子吴达海管都察院。[29]入关以后，八旗旗主虽无力与皇权（在多尔衮摄政八年中，他实际是皇权的代表）分庭抗礼，仍拥有很大的实力。顺治初年，除福临领有两黄旗和正蓝旗外，两红旗归礼亲王代善和其孙衍禧郡王罗洛浑（岳讬之子）所有，镶蓝旗归郑亲王济尔哈朗所有，两白旗归睿亲王多尔衮和豫亲王多铎所有。其他诸王公，虽分在各旗，都有专属自己名下的佐领（牛录）。这些佐领下人丁，是领主役使的重要对象。换言之，佐领的领有者可以从私属佐领征收“应得之份”，如出兵的掳获物和各种服役。而这种做法，实源于入关以前。[30]另外，宗室贵族还有人数众多的奴仆（包衣阿哈）以供驱使盘剥（说详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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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室诸王中，多尔衮“位崇功高”，身为摄政王，“挟天子以令诸侯”，地位愈来愈尊显。他先称“摄政王”，顺治元年晋“叔父摄政王”，第二年又晋“皇叔父摄政王”，五年再尊为“皇父摄政王”。作为清朝的实际主宰，他专擅自恣，号令天下，以至将应贮大内的“信符”拿回自己府中。[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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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优遇宗室贵族，给予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种种特权，但权力分配的严重不均，又造成贵族内部新的矛盾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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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三 再起内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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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摄政期间，为团结宗室贵族，曾为一些身败名裂的贵族子孙恢复宗籍，封给爵位，但是由于他威福自专的秉性，在政治上不断诛除异己，又在皇族内部引发新的斗争，并且发展到极其激烈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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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临在宗室贵族间的权力争夺中即帝位，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多尔衮率大军占领北京后，名声大震，一时“关内关外，咸知有睿王一人”。[32]他为了独揽大权，于顺治四年二月，借口济尔哈朗“府第踰制”，罚银2000两，罢辅政。[33]由同母弟多铎继为辅政王。多尔衮一系掌握了全部权力。接着，多尔衮又把斗争矛头指向早已视为眼中钉的豪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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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初年，豪格东征西讨，再建新功。顺治三年（1646）三月，授靖远大将军，统率大军自陕入川，镇压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清军驰入西充，时值大雾弥天。张献忠刚愎自用，不信清军神速，未加提防。豪格大军突至，张献忠仓促间被一箭射中心脏，当即死去。于是后世编造出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广为流传，说张献忠在一座古塔中拆出了一块石碑，碑文曰：“造者于化龙，拆者张献忠。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于化龙是明朝战将，天命四年（1619）殁于萨尔浒之战。所谓“吹箫不用竹”，是指箫字去掉竹字头为一肃字，指张献忠毙命于肃亲王箭下的谶语。后人因有“吹箫不用竹，贾勇克西川，底事身遭忌，难将性命全”，[34]以咏其事。后两句，即指豪格返京后的遭遇。顺治五年二月，豪格自四川凯旋还京。但是他在京只享受了一个月的自由。当时，多尔衮权倾天下，对早有夙隙的他不愿放过，何况，豪格在诸王贝勒中仍有相当影响，也令他感到担心。三月，先有贝子吞齐讦告郑亲王济尔哈朗，说他当皇太极逝世时，与豪格“擅谋大事”，后又曲徇豪格，词连多人。济尔哈朗被从轻处置，降为郡王，罚银5000两。同时，以豪格征四川时“徇隐部将冒功”的微末罪名，将他投入囹圄，夺所属人员。[35]多尔衮并纳豪格妃博尔济锦氏。豪格被陷下狱，气病交加，不久卒于狱中，年仅37岁。皇太极逝世引发的权力争斗至此告一段落，但多尔衮除豪格，兴起大狱，又使贵族内部矛盾更加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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