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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170617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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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第七章 告别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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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定都北京后，宗室贵族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最为突出的特权阶层，过着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特别是康、乾“盛世”以来，全国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商品经济增长，城市繁荣兴盛，在这种条件下，宗室贵族得以攫取更多的财富，追求更多的享受，浮华之风，颓废之气，迅速滋蔓。爱新觉罗氏的统治者，迅速走上了腐化堕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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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170617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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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一 “玩家”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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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贵族生活环境优越，既可入仕当差，又可赋闲家居，余暇消遣，原无一定范围，习尚娱乐，各有不同，总体来看，不妨以“好玩”两字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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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消闲特好玩，出奇制胜效梨园。鼓镟铙钹多齐整，箱行彩切俱新鲜。虽分生旦净末丑，尽是兵民旗汉宫。歌舞升平鸣盛世，万民同乐庆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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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子弟书《票把上台》中开场的几句台词，足见八旗子弟对梨园戏剧的痴迷。旗人对戏剧的偏好由来已久，不但乐于观戏，且热衷于“串戏”，约朋邀友，买行头，请教习，尽管费用不赀，仍有人乐此不疲。宗室贵族更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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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贵族中这种风气的扬起似乎可以追溯到入关前。崇德元年（1636）九月，睿亲王多尔衮统帅大军攻明，诸王公大臣随皇太极齐集欢送，惟独豫亲王多铎假托“避痘”为词，不去送行，却私携妓女，弦管欢歌，披优人之衣，学傅粉之态，以为戏乐。为此，多铎受到罚银1万两的处分。[1]多铎不仅喜欢看戏还亲自演戏，不惜耽误正事。所以说他是宗室贵族中第一位戏迷当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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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清朝步入“太平盛世”，宗室贵族嗜好戏剧的越来越多。康熙帝很喜欢观戏，清廷中因有南府之设，专司唱曲演戏。乾隆年间，各种戏剧竞先争艳，梨园兴盛。乾隆帝数次南巡，对当地所备戏剧颇为欣赏，随即扩充南府机构，所演剧种主要是昆山腔（昆曲）和弋阳腔（高腔）。在内廷剧事如火如荼的形势下，各地戏班竞相入京献艺。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庆贺弘历80寿辰，以演唱二簧调为主，兼善昆曲、梆子、啰啰等腔的三庆徽班由扬州奉调入京，以精湛技艺享誉京华。嘉庆中叶，京师剧坛形成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争芳斗艳的局面。徽班进京，被视为京剧诞生的前奏，乾隆诸帝和满洲亲贵雅好戏剧，加以推扬，又为京剧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有利条件。四大徽班入京后，不断融合其他一些剧种的艺术，到咸丰年间便初步形成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剧种——皮簧戏，也就是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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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王弘昼，雍正帝第五子，雍正十一年封亲王，乾隆间参与议政。乾隆帝对这位兄弟一向很关照，将雍正帝所遗府第旧资全部赐给他，弘昼因此家资富饶。但自幼骄奢成性。最嗜弋腔曲文，将琵琶、荆诸旧曲皆翻为弋调演之，“客皆掩耳厌闻，而王乐此不疲”。[2]这至少说明，弘昼是位不愿循规蹈矩、且经常自唱自娱的戏迷。礼亲王昭梿也是戏剧爱好者，并且因“素狎优伶”，受到言官的纠举。清代戏子（优伶）社会地位低下，唱戏被认为是最下贱的职业。国家把“娼（妓女家）”、“优（唱戏家）、“吏（县衙书吏家）”、“卒（县衙差人家）”列为四种贱民，即使贫寒的农户、工匠名义上也算“清白之家”，社会地位比上述四种人高。三代人中只要有一个人从事了这四种行业，子弟就不能参加国家初级考试，更无资格步入仕途。原因是家世“不清白”。昭梿不仅与伶优交相往还，还很器重其中一些人的品行。他说：“若辈迎欢卖笑，虽其常态，然亦有深知大义者。”“深知大义者”指陶珏卿，名双喜，江都人。昭梿说他相貌俊美，但性格豪爽，才思也很敏捷。写有回忆他的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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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珏卿）侍母最孝，凡所得缠头，任母荡费，惟恐不得其欢。余每放言妄论，伊必阻止曰：“此招祸之媒也。”卒应其言。伊于奉母外，其所蓄赀财，多周济贫窘，曰：“同为世人，何忍见其流离也！”后余以暴戾致愆，乃株连及珏卿。入狱数旬，日夜长号思母，闻者哀之，因以瘐死。亦若辈之翘楚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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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梿的这段回忆写得富于感情色彩，使一位深知大义但命运悲惨的伶优形象跃然纸上。他为自己不听陶珏卿的诤言而获罪感到追悔莫及，又为陶珏卿受到自己株连并瘐死狱中内疚不已。两人的友谊显然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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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台词雅驯精炼，唱腔极尽变化之妙，众多角色各有专攻，故在宗室贵族中广有市场。乾、嘉年间，宫内演戏一时称盛。但嘉庆十八年（1813）发生天理教徒攻打皇城事件后，清廷戏剧趋于衰落。道光年间，外患相踵，宫廷戏剧益发不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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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在位时，时政艰难，太平军兴，英法联军之役起，他束手无策，忧心忡忡，日以听戏排遣。某日，一位老伶人将台词中的“凭”字念作上声，咸丰帝立即纠正说应为去声。老伶人回答说是按旧曲谱之声念的，咸丰帝告之旧曲谱就已经错了。从此事可知他对戏剧的痴迷和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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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嗜剧成癖，常召外间名演员入宫献艺，称“内廷供奉”。宫廷观剧之风又呈复萌气象。据说，某次由陈德霖演唱《玉堂春》。当戏中的崇公道把苏三解到都察院时，苏三见到都察院威武森严，杀气腾腾，不寒而栗，有几句唱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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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三：来在都察院，举目往上观，两旁的刀斧手，吓得我胆战心又寒。苏三此去好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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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公道：比做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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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三原来的戏词应该是（接唱）“羊入虎口，有去无还”。但陈德霖临时把“羊入虎口”一句改成“鱼儿落网”，有去无还。原因是他考虑到慈禧是己未年生人，属羊的，怕慈禧忌讳，获犯上之罪才改的。此后这句台词流传下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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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伶优一句犯忌就可能招致横祸。《啸亭杂录》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雍正皇帝看杂剧，剧中演的是常州刺史的故事。由于演得好，皇帝高兴，赐这位伶人食物。伶人受宠若惊，一时忘了自己身份，竟问皇帝，现在常州刺史是谁。雍正皇帝勃然大怒。说一个戏子怎么能随便问朝廷政事？!一声令下，将伶人活活杖毙。可知陈德霖临时改词，是有充分理由的。伶人本来社会地位低贱，但由于一些名优受到满洲贵族的青睐而身价倍高，使伶优在世人中的印象逐步有所改观，也应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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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室成员自己从观赏戏剧中得到很大艺术享受，但对于旗人的同一嗜好却百般限制。按清廷规定，八旗王公、官员、兵丁人等均不准往茶园戏楼观戏听曲，更不准粉墨登场参加演出。从康熙朝起，历经雍、乾、嘉、道、咸、同、光七朝，有关禁令连篇累牍。清廷担心八旗子弟沉溺于园馆戏曲，滋意挥霍，而懈怠于国语骑射，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便是禁止内城开设戏馆。然而，对于受到八旗制度禁锢的旗人而言，戏剧的艺术魅力尤其难以抵御。特别是王公贵族，观戏听曲竟成一种无法遏止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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