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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170617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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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第八章 “盛筵必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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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皇族统治中国268年，嘉庆年间已经走过“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鼎盛期，以后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统治日渐衰落，终至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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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帝颙琰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五代皇帝，嘉庆元年（1796）正月即位后仅7日，就爆发了清代中叶规模最大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一时间，起义军蜂屯蚁聚，声势浩大，从汉水两岸迅速蔓延到各地。清军东奔西扑，顾此失彼，苦战10年，才将这场燎原大火扑灭。为镇压起义，耗费军饷2万万两以上，相当于5年的财政收入，不仅将乾隆年间的库存花费殆尽，且有入不敷出之势。白莲教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成为它由“盛世”到衰落的转折点。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北京和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又爆发了林清和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这次起义仅为时3个月，规模也不大，但由于它采取了直接攻打紫禁城的大胆行动，震动了朝野，产生了很大政治影响。嘉庆帝不止一次地感叹：“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并说这是汉、唐、宋、明以来“未有之事”。[1]这是爱新觉罗皇族入主中原以来，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对自己的统治权力产生巨大危机感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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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变集中表明，清王朝“积重难返”的局面久已形成，统治集团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日趋激化。这种状况，不是哪个“贤能”的皇帝所能扭转的。嘉庆帝在位25年（1796—1820），当他溘然辞世时，留下的是一个庞大而衰朽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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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皇统的是他的嫡子旻宁，即道光帝。旻宁在皇室中属绵字辈，原名绵宁，继统后改“绵”为“旻”，主要是为了取冷僻字，以便臣民避讳。这种取仿汉俗的做法可以上溯到他的曾祖雍正帝胤禛。胤禛即位，令诸弟均改“胤”为“允”；其子弘历（乾隆帝）嗣位，虽未改字，但书写必用缺笔；嘉庆帝颙琰原名永琰，属永字辈，继承皇位前奉旨改名字的上一字“永”为“颙”。绵宁改字，不过沿用成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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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在位30年（1821—1850），在清朝诸帝中尤以“力崇节俭”称名。他虽勤政图治，但内政诸要务，除了平定回疆张格尔叛乱一事值得告慰于祖先在天之灵外，诸如吏治、河工、漕运、盐政、禁烟等，均无明显起色。勤政图治而又鲜有作为，正是他政治生涯的悲剧所在。正值他统治时代，中国这个长期闭关自守的泱泱大国，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压迫下不得不打开了大门。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在“国语勤习，骑射必强”谕旨下训练的八旗军队和用大刀长矛武装起来的绿营兵丁当然抵挡不住洋枪洋炮的轰击。统治者的腐朽加速了战争的失败。道光二十二年（1842），旻宁授命宗室大臣耆英、伊里布等与英国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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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道光帝遗恨终生，也使爱新觉罗的列祖列宗们蒙受了奇耻大辱。但这不过是一连串沉重打击的开始。在他身后相继嗣位的咸丰帝奕（1851—1861）、同治帝载淳（1862—1874）、光绪帝载湉（1875—1908），以及末代宣统皇帝溥仪（1909—1911），无一不是在内忧外患的交相逼迫下惨淡经营祖宗留下的基业。咸丰八年（1858），清廷与英、法、俄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两年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丧魂落魄的清政府先后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同治年间沙俄逼签《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伊犁条约》；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甲午战争（1894）中一败涂地的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光绪二十六年（1900），英、法、俄、德、美、意、奥、日八国联军的铁蹄蹂躏北京。在刺刀的威胁下，清廷与八国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外国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清朝割占了大片领土，勒索了巨额赔款，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中。爱新觉罗皇室所面对的，是历代统治者从未遇到过的新难题，他们无力应对，惟有被历史的如椽巨笔，在“十全武功”的辉煌功业之后，续写耻辱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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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一 清季宗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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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开国，宗室王公分领八旗，兼及议政，权势之大，几与皇帝分庭抗礼。入关后，天下底定，文事日盛，诸王公权柄，渐不如昔，康熙末年，诸王各树党羽，争夺储位，雍正帝即位，对异己大加芟夷，威服自专，诸王谨小慎微，不敢稍稍越轨。旗主与皇帝分庭抗礼的残余终于荡然无存。宗室王公惟知锦衣玉食，养尊处优，才干日益衰退。同、光以降，宗室仕途，日渐拓宽，外可任道、府以上官职，京中也常居要津。当时国难方殷，内忧外患，清室倚用宗藩，无非藉资辅弼。但所用大多庸碌无能。亲贵用事，时人有“目不识丁之亲王大臣，唱京调二簧之将军都统”的讥评，自然难堪重任。即便有一二较有能力者，又不免彼此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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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1861），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屈辱的议和宣告结束，逃到热河卧病不起的咸丰皇帝，临终前，召集了随他逃亡的3个御前大臣和5个军机大臣，立了6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且任命这8位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翌日，咸丰帝“驾崩”，8位“顾命王大臣”按照遗命，扶载淳即位，定年号“祺祥”。8位顾命大臣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和军机大臣景寿等。其中掌握实权的是2位亲王和1位协办大学士，而肃顺更是其中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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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顺是镶蓝旗宗室，第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后裔，其父乌尔恭阿是济尔哈朗的第十二代王爵继承人。肃顺是乌尔恭阿第六子，道光年间考封三等辅国将军。咸丰初年，怡亲王载垣与肃顺异母兄郑亲王端华升迁宗人府宗正，领侍卫内大臣，遂荐举肃顺于奕前。肃顺机敏多谋，敢于任事，颇得奕器重。[2]咸丰八年（1858），已升至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成为清廷决策人物之一。肃顺平素“好为狭邪游，惟酒食鹰犬是务”。[3]具有与宗室贵胄相同的习性，但他十分卑视满洲亲贵的庸碌，认为他们“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4]对汉人有才学者则锐意延揽，朝士如郭嵩焘、尹耕云及举人王运、高心夔辈，皆出入其门，采择言论，密以上陈。肃顺深知八旗、绿营兵腐败不堪，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放手任用汉人领兵握符，建立湘军等地主武装。曾国藩、左宗棠等人，都是经他推荐提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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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年间，清廷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连年用兵，军费浩繁，库帑支绌，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肃顺等人为筹措军费，提出减放八旗俸饷，引起旗人的普遍不满。因为他器重汉人，满洲亲贵对他嫉恨。有人说他在太平军声势最盛时连纳贿勒索也仅以旗人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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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顺虽为宗室大僚中佼佼者，但为人刚愎自用，狂傲骄横；常以私愤，罗织罪名。久而久之，众怨所归，朝臣侧目。[5]待咸丰帝顾命为赞襄政务大臣，更威权由己，以辅政自居。载垣、端华两亲王惟其马首是瞻。咸丰帝崩逝，怡、郑二亲王和肃顺的权势益形扩张，因此引起野心勃勃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人的忌恨。慈禧和奕密谋策划，乘肃顺护送咸丰梓宫行于半路时，阴使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将他逮捕，押送回京。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顾命八大臣一网打尽。史称“辛酉政变”（或“北京政变”）。不久，将肃顺斩首于菜市口，又勒令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自尽。定制，宗室行刑，在宗人府自尽，不赴市曹斩决。肃顺因比照叛逆例，故绑赴市曹行刑。慈禧、奕剪除政敌，逞快于一时，不再顾及天潢贵胄的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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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新觉罗族的历史中，这是为争权夺利而酿成的又一起、也是最后一起骨肉相残的大案。载垣为第一代怡亲王胤祥四世孙，康熙帝之裔，属近支宗室，排在载字辈。端华属远房宗室，故不排字，但郑亲王爵为“世袭罔替”八大铁帽之一，将端华夺爵赐死，自然非同小可。端华死后，爵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三年（1864）七月，奉旨赏还郑亲王世爵，由承志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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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顺被诛，八大臣失败，确立起两宫太后（一为咸丰皇后钮祜禄氏，后来尊号叫慈安，又称东太后；一为西太后慈禧）垂帘听政（实则慈禧太后擅政），恭亲王辅政的新体制，载淳的年号也改为“同治”，意思是两太后一同治政。从此开始了慈禧太后在同、光两朝46年的历史。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征女。咸丰元年被选入宫，初封懿贵人。生载淳为咸丰帝独子，母以子贵，晋懿贵妃。及载淳当了皇帝（同治帝），她立时成为太后。但按照皇室家法，两后均无干涉朝政之权。如清太宗皇太极病逝，皇子福临年甫6龄，由睿王多尔衮等辅政；世祖福临殁，嗣君玄烨年甫8岁，由贵族鳌拜等辅政。从未闻有皇太后听政先例。其时载淳亦年6岁，前例俱在。而后来之所以造成“垂帘听政”的局面，完全是宗室诸王争权夺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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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初年，恭亲王奕出任议政王，领袖军机。成为宗室诸王中一言九鼎的关键人物。此前，他已有长期从政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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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是道光帝旻宁第六子，咸丰帝奕的异母弟。奕6岁入上书房，与四兄奕共同学习。据说他在武艺和知识方面均优于奕。曾制枪法28势，刀法18势，道光帝赐以名，枪曰：“棣华协力”，刀曰“宝锷宣威”，并以白虹刀赐奕。[6]道光帝在选定嗣君时曾颇费踌躇，如果是在崇尚武功的开国时代，奕这样精于骑射的子弟显然是最佳人选，但是到了道光年间，满洲人早已濡染汉俗，“文风蔚起，彬彬弦诵”，结果奕反而被定为储位。咸丰元年（1851），奕即位，封奕恭亲王，三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从此，开始了他历经咸、同、光三朝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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