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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170617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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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二 小朝廷的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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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逊帝溥仪“谕旨”（宣统十一年，实际民国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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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虽然已被推翻，但凭借民国政府与清室签订的优待条件，溥仪在宫内仍然保持“皇帝尊号”。这个“小朝廷”对外虽不能再发号施令，可是在紫禁城内，清王朝时代的一切陈规旧制丝毫未变。满、蒙王公和旧臣遗老，依旧把高高在上的末代皇帝奉若神明。即使北洋政府的新贵们，也以得到“皇帝”的青睐为荣。当时，有位翰林把李白《咏上皇西巡南京歌》中的两句改为：“少帝清宫（原句为‘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却也反映了当时的状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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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在宫内仍以“皇帝”的名义颁发“上谕”，对旧臣遗老不断进行封赠赐谥，纪年仍用“宣统”年号，甚至继续召用阉人。太监及宫内各项执事人役犯罪，仍由内务府慎刑司审判治罪。对此，社会舆论极为不满，民国政府参政院的一些官员也不断提出批评。民国政府与清廷进行交涉，要求清皇室遵守民国法律，奉民国正朔，经过反复协商，于民国3年（1914）12月26日制定“善后办法”七条。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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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皇室应尊重中华民国国家统治权，除优待条件特有规定外，凡一切行为与现行法令抵触者，概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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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皇室对于政府文书及其他履行公权、私权之文书契约，通用民国纪年，不适用旧历及旧时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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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皇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其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清皇室所属机关，对于民人不得用公文示告及一切行政处分。清皇室如为民事上或商事上法律行为，非依现行法令处理，不能认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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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于清皇室，照优待条件，保护宗庙陵寝及其原有私产等一切事宜，专以内务部为主管之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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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皇室确定内务府办事之职权，为主管皇室事务总机关，应负责任，其组织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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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护军专任内廷警察职务，管理护军长官负完全稽察保卫之责，其章程另定之。慎刑司应即裁撤。其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役及太监等犯罪，在违警范围以内者，由护军长官按警察法处分，其犯刑律者，应送司法官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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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皇室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同属民国国民，应一律服用民国制服，并准其自由剪发。但遇宫中典礼及其他礼节，进内当差人员所用服色，得从其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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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小朝廷虽被迫接受“善后办法”，但是并不认真执行。民国6年（1917），宪法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曾策划了一次请愿活动。内务府官员，以及旧臣遗老、京师总商会等保皇组织纷纷向众、参两院上书请愿，说优待条件“业已行之数年，中外翕然，毫无异议。当今日制定宪法之际，公民等拟请以宪法明文确实保证，俾垂久远”。同时，四处活动，拉拢各政治团体，制造声势。民国6年（1917）1月15日，内务府大臣世续及徐世昌（东海）在金鱼胡同那宅花园宴请各政团要人250余名，席间由徐世昌演说，强烈要求把优待条件列入宪法，冀图永久保障清皇室特权地位。世续等人还亲自给民国各要人名流去信，请求各党派从内部疏通协助，如致副总统冯国璋的信中说：“务望于民党议员中以私人名义分函前途，广为设法疏通。”但清室试图永久巩固特权的努力未能达到目的。4月24日召开的宪法会议认为，关于清皇帝优待条件及待遇蒙满回藏各条件，本属缔结条约性质，曾经临时参议院议决，当然永远发生效力，其加入宪法与否，效力均属相等，不必再议。[12]清室对这样的结果当然不满意，但是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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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的变化很快证明，清廷的担心并非杞忧。民国13年（1924）9月，直奉战争爆发，北洋政府陷于混乱状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推段祺瑞为民国政府临时执政，组成以黄郛为首的临时内阁。冯玉祥视民国政府与清廷达成的优待条件为眼中钉，采取断然措施，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11月4日，黄郛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将优待清室条件加以修改并讨论通过。修改后的优待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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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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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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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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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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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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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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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对溥仪小朝廷犹如晴天一声霹雳，冯玉祥派警卫总司令鹿锺麟、警察总监张璧、社会名流李煜瀛等带军警入宫，提出修正优待条件五条，并令溥仪立即迁出故宫。总管内务府大臣绍英带病入朝，当面交涉，指着李煜瀛说：“你不是故相李鸿藻的公子吗？何忍出此？”李笑而不答。又指鹿锺麟道：“你不是故相陆传霖的一家吗？”鹿说：“你要知道，我们来执行国务院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们，那就休想这样从容了。” 绍英无计可施，随同溥仪被驱出宫。[13]此举不仅结束了溥仪在紫禁城的皇帝生活，实际标志着皇室优待条件的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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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曾经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和支持，但是却遭到段祺瑞以及清室遗老旧臣的反对。溥仪被驱次日，段祺瑞即致冯玉祥一电，亟表不满。其电文略曰：“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后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冯复电却说：“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14]冯玉祥的复电，颇以此举的正当性自诩。然而确如段祺瑞所指，撕毁具有法律效力并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优待条件，是失信天下的举动。何况，民国政府当初同意给予逊清皇室一定优待，是以后者同意和平交出最高统治权为交换条件的。对于冯玉祥驱逐行动的正当性与否，言人人殊，姑且勿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此举产生的直接后果，除了给逊清小朝廷造成灭顶之灾外，还给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内政纷扰扩大侵略计划提供了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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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被驱出宫，即回到后海甘水桥醇王府住下。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的第一天，就下令解除了对他的监视。数日后，溥仪偕同郑孝胥、陈宝琛两人由醇王府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翌年2月24日，溥仪又在日本人保护下乘车逃往天津日本租界。事后，日本公使芳泽通告中国外交部，伪称事前对此事毫无所闻。实际情况是：日本帝国主义早已看中溥仪是可以利用的政治工具，从溥仪逃入日本使馆一直到逃往天津，都是日本方面精心策划和布置的。从此，溥仪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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