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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的陈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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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入学的第二年，正赶上五四运动的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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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津、北京只有一箭之遥，北大的学生代表亲自到北洋大学演讲，宣传新思想，很快北洋大学的“火”也点了起来。学生们开始罢课，上街游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的口号声震天响。在学生的带领下，天津市民也行动了起来，投入这场运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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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的文章写得好，被校委会召去编校报和简报。当时血气方刚的陈立夫也把同学们的信任当动力，既当记者又当编辑，每天都加班到凌晨一点。尤其是他采写的文章，文笔优美，事理生动，讽刺辛辣，常有一帮女性的“追星族”。因此五四运动中的陈立夫，以文发家，名震北洋，一时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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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反封建的局限，似乎并没有影响陈立夫对反帝思想的全面接受，他深有感触地说：“当时，我觉得最重要的事，就是打倒帝国主义，而五四运动的发生，也就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会有全国人民共同的愤愤不平。中国既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盟国，何以还要受到割让山东半岛的不平等待遇，就在群情激愤、爱国情绪高涨之中，国民都期盼着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有所表现，据理力争；但列强诸国，却弃正义真理于不顾，彼此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纷纷帮助日本说话”，因此，在和会期间，“国人的情绪鼎沸，一面支持着我们参加和会的代表，为争取国家的利益而努力；一面则在国内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由童子军到处出动，劝导民众不购买日货。”对这些自发的爱国举动，陈立夫深表赞赏，热情地称颂“五四运动无疑是促进中国争取独立平等的导火线，其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都是从这次运动开始的”。显见，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立夫对苏俄革命的向往，对帝国主义的憎厌，以及对传统文化解不开的情绪，汇聚在一起，共同成为他爱国思想的发源，正像他在回忆录中所述：“这个暑期我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主义思想，并没有很深刻的认识，倒是有感于当时的国情和列强的侵害，我倒很向往于共产主义所说的一套。”总之，五四运动在为民族新生突破坚冰的时候，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哺育了一大批有爱国思想的热血青年，陈立夫也是其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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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这次运动持续的时间有限，但对青年学生思想上的影响是巨大的，陈立夫归结为三点：一是苏俄革命的思想；二是反帝的意识；三是爱国主义的精神。他在回忆录中说：“五四时期，我对新文化运动的作品非常有兴趣，由于在校编报的关系，所以阅读的书籍甚为广泛。如《新青年》《新思潮》等刊物，以及有关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的书籍等，无不爱看。当时一般青年的思想多少有点儿‘左倾’，我亦不例外，苏俄抵抗帝国主义经过的书籍，文笔生动，使人羡慕，我相信许多青年人读了，都会觉得我们为什么不可从苏俄革命学习到一些反帝的新经验呢？”至于五四反封建的一面，陈立夫有许多保留，他说：“五四运动最响亮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对于这种激进的反传统方式，我甚不以为然。因为我熟读经书，觉得并不怎样，在我的想法，腐败的传统，是必须要革除和创新，但认为旧传统一无是处，应该一起打倒，这毕竟是过分情绪化，而非出自理智的行为的。我深信完全否定自己传统文化的价值，一味模仿西洋或俄国的作品，未必就能使我们国家强盛，所以我一直认为‘打倒孔家店’，如果只是一句宣传口号，旨在唤起民族的觉醒，则尚无不可，如果是用以全盘否定传统的文化，则是矫枉过正，流于偏失了。”《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湾）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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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再对两兄弟的思想启蒙作一番比较，那么，陈果夫受辛亥革命的刺激大一些，陈立夫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多一些，因此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哥哥对民众革命的热衷，要明显地强于弟弟；弟弟对文化意义上的自主意识，要略高于哥哥，这恐怕也是两兄弟价值取向上的一个重要差异。这些差异也影响着后来兄弟俩从政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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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陈立夫五年的大学生活，以优异的学习成绩结束了北洋大学的学习，按照科学救国的志向，考入了美国的匹兹堡大学的煤矿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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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是在一个朝霞四射的早晨，他与他的同学们搭乘杰克逊总统号轮船从天津启程。起锚的沉闷的汽笛声，打破清晨的寂静。陈立夫胸怀实业救国和科学兴国之志，把志向定在更远方，也许不被父母理解，但是父母终会理解儿子的。因此在送行的队伍中他看不到父母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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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大学是全美的著名大学，以钢铁和煤矿为重点专业，闻名全国。它坐落在钢铁工业和采煤中心的匹兹堡市。负责采矿工程系的教授是勃莱克，勃莱克教授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听他的讲课是一种享受。陈立夫曾以恩师相称。据说在他就任民国教育部长时，访问过美国，曾与恩师勃莱克相叙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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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匹兹堡大学就读的日子，陈立夫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主要搞一些勤工俭学，比如他每星期要到中国餐馆洗碗刷盘，到矿山实习兼做一些体力劳动，再挣上一些钱，还有少量的助学金，日子不宽绰，还算将就。1924年的夏天，他顺利地拿到了硕士学位。同时他撰写的硕士论文《中国煤矿业的机械化与电气化》，憧憬了中国的未来，指出了中国的道路，是一篇很有见地的论文，受到导师和留学生的大为称赞。陈立夫以丰殷翔实的史料，行云流水的文笔，几近一气呵成地叙说和论证了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全文透着一位有志青年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用陈立夫的话来说：“当我在写硕士学位论文的时候，仔细地看了总理的实业计划暨建国方略，钦佩不已并正合乎我的志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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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结束后，他以学习的眼光游历美国的大好河山，参观了许多现代化的工厂和农场，尤其是著名的福特汽车厂，但见全是流水线操作，工人不多，十分紧张，分工之细，生产之速，效益之高，让陈立夫看得目瞪口呆。然后再想想祖国的落后，更激发了他建设祖国、报效祖国的决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眼见异邦的建设和发展，益感返国献身革命和参与国家建设的重要，我和几位好友如曾养甫、吴南轩、艾伟、徐恩曾、吴保丰、叶秀峰等人，经常在一起计划着学成返国的事，我们都充满了热忱和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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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中秋赏月的节日，身在异国，大家自动坐在一起，不知是谁吟诗一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触发了大家的伤感，大家合着节拍，眼含热泪，一遍又一遍地吟诵。片刻间，那寒窗苦读的艰辛，壮志未酬的宏图，去国他乡的孤寂，以及种种关于国家和民族的被人欺凌，全都化成了汩汩泪水，流了出来。这感人的一幕，直到陈立夫晚年还经常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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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作家的陈果夫一夜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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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死后葬在湖州城南的岘山。岘山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山中有一碧浪湖，清澈见底，游鱼如织，历历可数。在碧浪湖边，埋葬了二叔，也埋葬了陈果夫革命的前程。陈果夫追随二叔回到了家乡湖州碧浪湖边。为纪念二叔，也为抒发自己的志向，陈果夫创办了一份儿童的文艺刊物，取名《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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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二叔死后这个时期，陈果夫最为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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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岁，应该是多梦的季节。作家之梦在他心中骚动。陈果夫拿起了笔，凭着文学的触角和幻想，他奋笔写起了童话和小说。因此，《碧浪》也成了他许多文章的发表阵地。他也常常向别人约稿，往往稿子来了他不满意，还不如自己的水平高，还不如自己动手来得快。在这个时期，他文思泉涌，写了不少的好小说，后来收录于王夫凡主编的《果夫小说集》。从这本集子里，不难看出陈果夫的文学天才。有人说如果陈果夫不从政，应该说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小说家。在国民党的干部中，由作家到政治家，陈果夫当数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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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似箭，转眼到了1918年春天，杨柳吐絮，玉兰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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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收到了上海方面的来信。信是岳父大人朱五楼来的，岳父在上海的金融界工作，有点儿名气。他看到女婿赋闲在家，时间长了，会生长出不好的事情来。因此他再三写信，催陈果夫到上海在金融界找碗饭吃，抑或继承自己的衣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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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看了这封信笑了。他心想，岳父大人第一封来信是去年初，说工作已找好，催他快去。事隔半年，又来了一信，说考虑不好不要去。又过了半年，正是手中这封信，必须是三天内报到，不然他就不认这个女婿。这次陈果夫不敢怠慢，他知道岳父已经动怒了。他与爱妻草草收拾一下就上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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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船那天，天空飘着小雨点，打在脸上，湿润润的。小雨下了两天，他们到了上海时，小雨还是在不停地下。心急如火的岳父大人迎接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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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父问陈果夫，你是喜欢在上面工作还是在下面？陈果夫没有及时回答。岳父又道：在上面银行门面大，待遇高，锻炼也大，名利双收。要在下面钱庄，薪水低不说，工作也辛苦。好吧，话我都说到家了，你自己做主吧。然而陈果夫却不是这样看的，他认为上面银行的制度和运作方式，“自己可以看书研究”，而自己缺少的是实践。他明确表示要到下面钱庄工作。他把学问放在第一，赚钱放在其次。朱五楼一听就惊呆了，当然他读不懂陈果夫的心，但说了让女婿自己选，也就不好再添其他口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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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陈果夫便进入下面的晋安钱庄任助理信房。所谓助理信房，主要是帮助信房处理各种与钱庄有业务关系的信件。陈果夫做事不声张，天生就有一股勤奋钻研的恒心，再加上他能揣摩上级的心思，很受上级推崇，上级也爱用心教他。凭着这种精神，他很快掌握了本职业务，而且还干得得心应手。三个月后，信房先生生病死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暂让陈果夫代理。干了一阵，经理们见他完全胜任，便打消了另聘高人的念头。原来的信房先生，是经理同乡，月薪32元。陈果夫半路出家，月薪只有8元。现在他一身兼两职，薪水却分文未加。后来，做得实在吃不消了，请求增加人手，经理表面答应，拖着不办，累得陈果夫病倒了。朱五楼看不过去，出面找经理说话，总算加了4元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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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里的人员比不上银行，大多是学徒出身，文化水平不高，沾染的恶习不少，吃喝嫖赌样样在行。陈果夫严于律己，不管同事们如何引诱，他一概不予答应。但他也不愿得罪这些小人，只得经常接受他们的差遣，干些分外之事。好在他有学习的渴望，趁此机会多了解钱庄内部的运作方式，再看一些有关银行或经济学方面的书籍，眼界也宽了。一天，他突然发现一条挣钱的路。他异常激动，连夜找到蒋三叔（蒋介石）：“三叔，我发现一条投机挣大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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