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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壮飞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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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中有我，我中有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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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正当蔡孟坚打入共产党之际，共产党员钱壮飞也奉密令，早已打入了国民党的中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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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夏，钱壮飞经过组织联系，考入了徐恩曾在上海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并逐渐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为以后进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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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壮飞进了徐恩曾的无线电训练班以后，勤奋好学，多才多艺，又善于交际，加上是徐恩曾的同乡，深得徐恩曾的信任。不久徐恩曾当上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刚刚毕业的钱壮飞就被任命为无线电管理局秘书。1929年春天，陈立夫派徐恩曾去杭州筹办西湖博览会，徐恩曾要钱壮飞帮忙，并且在浙江省教育厅给他挂了一个秘书的职衔。钱壮飞为了取得徐恩曾的信任，“奉公守法，勤勤恳恳”，把这次博览会搞得格外精彩，颇得社会人士和国民党官僚们的好评，连国民党的“财神爷”孔祥熙都亲自去看过。由此，钱壮飞进一步得到了徐恩曾的器重，博览会一结束，就当上了徐恩曾的私人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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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恩曾趋炎附势，借助他与陈立夫姑表兄弟的关系，不久又当上了特务总头目陈立夫的副手。钱壮飞也水涨船高，成为了中统局的机要秘书，任务是扩大组织，发展成员。钱壮飞趁此机会，介绍共产党员李克农加入了组织，公开身份是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职员，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不久，又介绍胡底在南京主持“民智通讯社”。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特科派陈赓与李克农保持单线联系。南京有什么情况，由李克农及时反映给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个人组成一个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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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务调查科由徐恩曾建议迁移到南京中山东路五号一幢两层的西式小楼，独门独院。徐恩曾是这里的甩手总掌柜，钱壮飞是这里的大管家。据李西岳、苏学文撰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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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整天在舞场、妓院里混日子。他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推给钱壮飞去办。调查科迁到新址后，凡是送给徐恩曾的文件、电报，都由中央党部转送到这里来。首先看到这些文电的就是钱壮飞。蒋介石对红色区域进行第一、第二次“围剿”的时候，钱壮飞曾在这里获得许多有用的军事情报，经李克农交陈赓。这些情报准确及时，中央转发到红色区域，对于红军作战起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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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但建立起了秘密电台，还开始制造便于携带的小型收发报机。因此就在门口挂上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作为这个神秘机关的掩护。徐恩曾的秘密电台也设立在这里，以后派到汉口、九江、安庆等地的调查员，都同这里的电台通报。凡是给徐恩曾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都是首先经过钱壮飞，由他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徐恩曾只在上面签个字。这样，钱壮飞就掌握了这里的全部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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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徐恩曾虽然对钱壮飞越来越信任。可是有一件东西，他却紧紧抓住不放。这东西就像徐恩曾的护身符，每次外出的时候，总是把它带在身上，藏在贴身衣服口袋里面。原来这是他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话用的密码本。钱壮飞知道，没有这个密码本，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就搞不到。他虽然早就想搞到这个密码本，可是却一直没有机会。李克农和钱壮飞分析了徐恩曾的致命弱点是腐化堕落，好色喜嫖，于是设下一计。有一次徐恩曾到上海开会，他们趁机一起向徐恩曾宣传，哪儿哪儿有漂亮姑娘。徐恩曾一听便动了花心，马上要去。李克农却故意说：“你不能去，你带这么个东西去怎么存？”徐恩曾马上从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他们随后马上复制收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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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党的需要，设立了公开情报机构，在南京丹凤街设立“民智通讯社”，天津日本租界秋山街五号设立“长城通讯社”，而把这套情报机构的指挥机关“长江通讯社”设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中山路五号隔壁），由钱壮飞负责。这些机构名义上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附属组织，实际上自上而下完全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然而，积极筹建这些机构，正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进一步取得徐恩曾信任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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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长江通讯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的活动就更加便利了。每次李克农来南京，就在中央饭店四楼住下，三个人在这里一起商谈工作。国民党特务搜集来的共产党文件，都汇集到通讯社来，钱壮飞只在上面盖一个图章，交人收藏起来就完事了。当时国民党要什么情报，钱壮飞就给他们编造。1930年4月，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混战之后，蒋介石要搞张学良的情报。因为东北军对于全国局势举足轻重是谁都知道的。过去国民党也搞过他们的情报，但是派到东北的人，都被日本人搞掉了。钱壮飞闻得此讯，告诉陈赓，他亲自出马，邀上正在天津的胡底，组织一个小组去沈阳。中央特科对此事特别重视，派陈赓和他们一同前往。于是陈赓他们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拿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招牌作掩护，花着国民党的钱，就便巡视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为共产党带回许多重要的机密情报。为了应付国民党，钱壮飞回到上海，同李克农一起，把报纸上的消息剪剪贴贴，加上一些材料，写成一份4万多字的报告。钱壮飞回到南京以后，徐恩曾连声称赞“了不起”，对钱壮飞表示“佩服之至”，立即给予了嘉奖。因为有了这些，不但徐恩曾能够以此邀功，陈立夫也可以在蒋介石面前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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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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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顾顺章是共产党的要员，陈立夫对他寄托着厚望。顾顺章还没到南京的时候，陈立夫就把电话打过去了，要徐恩曾做好接站的准备。陈立夫还说，如果能抽出时间，他也亲自出马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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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顾住在哪儿？”徐恩曾请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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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那里很僻静，腾出一个房间，好好打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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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好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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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顾顺章在蔡孟坚的护送下，来到了南京中山东路，住在党务调查科的办公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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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第二天早8点，陈立夫准时来到顾顺章住处，令陈立夫失望的是，顾顺章守口如瓶，一问三不知。更使陈立夫生气的是，顾顺章小看了陈立夫，说什么蒋介石为什么不来？我要当面见你们的委员长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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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陈立夫临走时甩下了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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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陈立夫把顾顺章的要求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嗯”了一声，片刻道：“那好，你们不成，我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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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顾顺章的谈话是在一个落霞的傍晚，他们整整谈了三个多小时。从时间上看，这个没被陈立夫、徐恩曾攻破的堡垒，被蒋介石一下攻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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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谈判的时候，顾顺章有一个顾虑是，说也杀不说也杀，于是他就坚持了不说不讲为上策。蒋介石看透了这一点，首先向他保证：“不抓不杀。”有了蒋介石这句话作定心丸，顾顺章彻头彻尾地叛变了，如竹筒倒豆子，他都说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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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中共在上海的直属单位所在地，原来多数是在顾顺章领导的保卫组的护卫之下。中共中央从钱壮飞那里获知顾顺章被国民党逮捕之后，当即作出紧急决定，首先是转移各个地下机关。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个地下机关的安全转移是很不容易的。当调查科从顾顺章口中得悉情报后，立即赶往上海，中共中央的大多数机关已经转移，但也有少数一时转移不及的机关，如红旗报社、保卫组办公处、北四川路接头处等，遭到了特务的破坏。其中周恩来原来常到的办公处所，也遭到破坏，周恩来幸而在特务们来到前的一刻钟离去，否则难免不遭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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