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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的“五湖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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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弹为陈立夫上了第一课，今后还将有更多的炮弹陪伴着他，走过这抗日战争的七年。应该说这仅仅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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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是制定政策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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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文化需要适应，建设需要适应，教育也要转轨。有人讲，学生要停课，教师要扛枪，高年级的学生也要参战，做到全民皆兵。有人提出废弃旧制、实施战时教育的主张，以应对“一切为了抗日，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从这样的主张出发，战时的大学，应该办成“抗战人才的供应所”，“救亡干部的训练所”，“同时也是民族革命青年先锋战士的产生地”；“高中以上的学校除个别与战事有关者外，为配合抗战，均应予以改组和停办”，鼓励大家当兵去；“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的，“亦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还有的希望把沿海的大学撤到后方，等等，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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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教育要急速转轨的新形势，陈立夫有很多工作要做。更令陈立夫忧心的，新官刚上任，人们对他还不相信，观望者十有八九。常言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不是CC派，凶多吉少，这碗饭要端多久，心里真没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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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陈立夫最懂党务，最知道班子人选的重要。多年来他为多少单位配备过领导班子，他已记不清了。但是有一条是好的单位一定是有一个好的班子，只有好的班子才能出好的效率。因此，他十分重视班子的重新建设。当他得知人心不稳时，他采取政治家的手腕，做出城头变旗不变阵的口头表示：“我这个人不搞山头，不拉宗派，人事暂时不动。凡是愿意干的，我都留用。”接着陈立夫举例诉说自己的立党为公：“我过去受命为中央党部秘书长时，只带了一个秘书。我自己不分人我，人家的人自然可为我用。”于是，这几句暗示的话，在当时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很多人由原来的担心变成了惊喜。这样一来，确保了行政事务的稳定和继续性，不致减少工作的效率，达到了陈立夫暗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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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陈立夫说此话不到两个月，形势一俟稳定，就立刻抛出了张道藩、张廷休的任命令，并把他们推上重要岗位。明眼人都知二位是陈的绝对亲信。手段与陈果夫当年改造中组部的做法如出一辙，名义上也叫“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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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部长王世杰离任时，带走了两个次长和总务司的两位司长以及秘书。这留下的职位，陈立夫已不再顾虑众目睽睽，毅然祭起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说辞。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叙述了当时的情节，认为“补充人员”的事是“十分瞩目的”，因为这些主要职位，都与将来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系重大，从保全大局考虑，必须用信得过的人，于是“发表了历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交通部和内政部次长的张道藩同志为常务次长，又发表了曾任河南省政府秘书长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张廷休同志为秘书”。对此，陈立夫并不掩饰派系色彩，公开承认“这两位都是与我共事较久的同志”，他们“都曾担任过大学教授，也是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把部内的“日常事务交给他们”，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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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能反映出陈立夫主张的“五湖四海”的干部政策，那就是在业务上，他起用了一批学术元老，这不但为他装门面，还能显出他超人的远见。这些老权威的起用，特别是对教材的编制，在历史上留下了值得书写的一笔。为了体现“五湖四海”的宗旨，他选取了三名知名的教授充实司局岗位。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秀教授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复旦大学教育系主任章益教授任高等教育司长；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吴俊升教授任总务司长。在任职会上，陈立夫侃侃而谈他的五湖四海的干部政策，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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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陈立夫是留洋的人，深知中国教育的差距和不足，也深知如果再不搞五湖四海，就要被人抛出更远。因此这次任用的三名教授都是国内的顶尖人物。这三位和我过去都没有私人关系，顾先生是在中国工程师学会及科学化运动协会相识的，章先生是经复旦大学的友人介绍相识的，吴先生过去只见过一面甚至还没有交谈过。我选任他们，是因为他们过去对于教育的著作言论和成绩，以及在教育界的声望，可以帮助我执行国家的教育政策。同时又因为国内教育以北方的北京、南方的上海为重心，而三位先生恰恰在各区域有代表性，顾先生与北方教育界有渊源；章先生熟悉上海教育界；吴先生出身东南大学而执教北方，与南北两方大学都有关系，所以他们就是五湖四海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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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陈立夫的五湖四海的意义，一时还显现不出来，容到两年后便放射出夺目的光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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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文化租界”，创办中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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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陈立夫的求学经历和学识，他对国内和国外的教育情况都了如指掌，特别是对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更是不满。应该说他是有想法的一任部长。因此他一上任就提出大学改革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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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他谢绝宾客，把自己关在屋里，着重研究一份国联调查团的报告。这是一份有理有据的报告。他很需要这样一份报告，没想到国联这么快地做到了。这里面有很多数字是他以前没有掌握的。该调查团利用三个月的时间，考察了中国的高校现状和主要症结，认为主要症结是“受外国教育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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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文字吸引了陈立夫的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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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认为外国的月亮是圆的。学科研究大多以外国语为媒介，引用的资料和例证，也多取外国。大学的历史、政治、经济课程，似乎是为研究西洋的中国学生而设。自然科学教育方面，偏重于外国的情形更为严重。这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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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学校课程偏重于文、法，而忽视农、商、医各门。据目前统计，在58个公私立之大学中，约70%设有文科，40%设有法科，22%设有农科，27%设有工科，12%设有医科。又有26个专科学院中，有6个专修法科，有4个专修文学、艺术之类，而农、工、医专科学校，合计亦仅10个左右而已。照此则专门以上学校之畸形发展，其结果不外形成文、法人才之过剩，与农、工、医人才之缺乏。因其过剩，故失业者逐渐增加，构成社会上种种不安状态；因其缺乏，故有若干建设事业不能得专门人才为之推进。果以为此种教育上病态之应纠正，固不待于今日，而以今日为尤急。盖一方面训政建设正在规划与推进，他方面又值国家多难之时期，皆有重订教育方针，造就若干适用之人才，以应付此非常环境之必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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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大学教育应造就领袖人才，与专门技术人员，以图国家建设事业之发展，及政治学术文化之进步。凡大学及大学预科应分布全国，不得以多数同科之大学集于一隅，亦不得于不适宜之地点，任意设立。其学额之多寡，与其分系、分科，国家应依其需要之程度分别规定。其毕业程度，必与外国大学毕业程度相当，由政府派员考试之。如现有大学程度过低，不合标准，应增加其肄业年限，并由政府限制派遣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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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无非欲革其弊，兴其利，使人能尽其才，以挽救中国之贫弱；崇尚首先以光大民族之精神；更附之以改革学制、改善教育方法及有合理之互助，使教育能尽其功能。依此方法，切实行之，则迎头赶上外国，当非难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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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看完这份调查报告，长期积蓄在内心深处的民族情结，在渐渐地膨胀发作，一个时代的最强音从心底深处发出：“收复‘文化租界’，创办中国式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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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召开了“大学生改革座谈会”，他把来自一线的、现已可称为他的干将的三名权威请来谈改革。陈立夫首先开门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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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大学改革座谈会。我先发言，抛砖引玉。我认为文化侵略者对于所侵略的国家，首先要毁灭其历史文化，我起先对于这些阴谋，还不大了解，后来才恍然大悟。现在沿江、沿海都被日军占据了，所有大学都往后撤，进行安顿。我发现这些大学都像外国租界。这个完全采用德国学制，那个完全采用法国学制，其他不是采用美国制，就是英国制。但是采用中国学制的又在哪里？课程五花八门，毫无标准，有关中国历史的部门为最缺之。学政治或经济的不谈中国政治或经济制度史，学农的不谈中国农业史，国文更是最不注重的一门功课了。这些都是问题，我的意见是要把中国人应知的中国各部门的历史材料放入必修课，无教材的则奖励写作，使中国的大学真正成为中国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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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大家发言，最后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整理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一是规定统一标准——提高一般大学生课程水准，并与国家文化及建设政策相吻合。二是注重基本训练——首先注意广博基础的培养，文理法各科基本科目为共同必修；然后专精一科，由博返约，使学生不因专门研究而偏固。三是突出精要科目——课程设置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对本学科精要科目能充分学习，融会贯通，删除琐细科目。至于必修课，统一由教育部规定范围，诸多中国人须备的知识要素囊括其中。比如中国历史科目中的中国法治史、中国政治史等等；语言科目中，中国文与外国文同为基本的工具科目，中国文要求须能阅读古文书籍和作通顺文章，外国文须能阅读所习学科外文参考书，不达标者不能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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