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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兄弟双双“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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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共和国迎来了第一个艳阳春天，而龟缩在海岛的蒋介石是一脸的沮丧。痛失大陆的心痛，使他痛下决心，决不食言，重新规划台湾的明天。要建设好明天，首先要总结经验，加强党的改造。一旦提到党务，蒋介石就要骂娘。在一次党的改造动员大会上，他公开点名批评陈氏兄弟，辜负了党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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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批评要点有二：一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本质上是党本身的失败，而党的失败是“二陈”直接造成的，必须承担应有责任。二是党的改造就是告别过去，刷新政治，“不能再见党内派系倾轧、人事纷争的现象。我们党员不能再有败坏纪纲、藐视组织的行径；我们不能容许过去招致大陆沦亡的一切观念、行为和作风，用到台湾来，瓦解我‘中华民国’最后的基础，使其重蹈大陆各省的覆辙”，而要做到这一点，清算历史、改变现状、创造未来是贯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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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二陈”也挂不住脸面了，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二陈”一商量，认为是老蒋赶走他们的信号。人贵有自知之明。于是“二陈”萌生了引咎而退的念头。据萧铮回忆：“某日总裁曾单独召见立夫兄，谈及党的问题，立夫兄谓大陆之失败，党政军三方面均应有人负失败责任。党的失败，伊与果夫先生应负其责，故嗣后改造，伊与果夫先生不宜参加云云。总裁闻之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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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26日，蒋介石在台北宾馆举行茶会，会上宣布了酝酿已久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以及由陈诚、张道藩、谷正纲、蒋经国、沈昌焕、连震东、张其昀、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书琴、谷凤翔、曾虚白、肖自诚、郭澄等16人组成的“中央改造委员会”，8月5日，“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接替原“中央党部”职权，挂牌办公。自此，控制、操纵国民党党务长达24年之久的陈氏兄弟，首次双双出局，并且随着撕落的日历，被丢入了旧朝遗老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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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蒋介石为了争取民心，取悦舆论，确实惩治了一些国民党内的腐败分子，但充其量只是抓获了几条“小鱼”，像孔宋这样的大鱼，颠颠地跑到了美国，安享清福，蒋的动静再大，也鞭长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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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整肃本是个幌子，明眼人在说，目的在于为儿子蒋经国清除路障。1950年6月，即改造运动开始的两个月，蒋介石以“勾结匪党，煽惑部队叛变”的罪名，枪毙了二级上将陈仪，用血腥的方式，拉开了“整肃”失职的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帷幕。随后，黄埔、CC的大佬们一个个成了刀下鱼肉，任人宰割。1952年10月，整党工作大功告成。蒋经国的党内地位迅速抬升，一跃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陈诚的巨擘。而向以主持党务为荣的CC团，却几乎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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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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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8月25日16时52分，当时钟的指针在这刻停留的时候，陈果夫经过痛苦的挣扎，终于闭上了双眼，享年5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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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传来妻子朱明的哭声，继而是儿女们的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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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后留下了妻子儿女，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死在来台后的今天？如果再早一年，他可身葬故乡，如今却是另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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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从政20多年，虽然也从事过金融，搞过合作，但是四面徒壁，两袖清风，晚年的吃药看病都成了问题。妻子朱明流着泪在诉说：说起来谁也不相信，我们家老陈干净，干净得晚年吃不起药。我们的积攒全用在了老陈的药罐子上去了。我们初来台中市时，住房还借租台中市长的。想搬出来找大一点儿的房子，竟怕交不起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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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医疗费太高，在台中时竟拮据到无钱住院吃药的地步，死神却一步步向他逼来。万般无奈之中，陈果夫只好给台湾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了一封信，向他要交通银行董事应付给的车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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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的经济状况传到了CC大将洪兰友的耳朵里，他很同情陈果夫的遭遇，无奈之下，自己手中又不掌管经费，便及时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得知此事，遂命令俞鸿钧从台湾农行支付5000银元给陈果夫作医疗费，才算解决了困难。陈果夫虽然得到了蒋介石的资助，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陈果夫长期治病的开支。迁到台北以后，陈果夫又面临经济拮据，但是不论什么人来看他，问他是否需用钱，需不需要资助，他一概说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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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在生命有限的时间里，仍然坚持读书与写作，三天内看完《现代科学丛刊》30余册，除写了《老爷歌》《太太歌》聊作消遣以外，7月30日在病床上完成了《老病人谈中西医》，这是他最后的著作。8月，编辑《求是集》，内载最近作品及早年著作，共66篇，为短篇文集，尚未完稿，原定于66岁生日出版文集，已组成编辑委员会，也得到了陈果夫的允许，谁知，他却没有等到出版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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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果夫日记》载：7月15日这一天，体温高，而且“脓愈多，以及亦兼弱，自12日起，自吴迪、林茂生商定用PAS，一面服，一面由旧创口射入，每针药水原为10CC。但初次仅打2CC，约30分钟后，咳嗽味苦，可见其人空洞矣。14日注射4CC，约10余分钟，咳嗽甚烈，吐出苦水苦痰，有时几乎喘不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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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经医生用X光拍照，证实结核杆菌已由左肺侵入右肺，并由右肺侵入血管，再由血管进入脑后，其生命已经处于垂危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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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陈果夫仍坚持写日记：“今天我的肋膜炎原与骨不通，故外面可以封口，自三十七年大吐血之后，内外相通，致封口有影响于内部。今后的确比以前为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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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一种“自觉死生忙”之感悄然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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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死之前，陈果夫仍然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及台湾的政局，他将自己长期思考的对政治、社会、人生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挣扎着起床，由人搀扶着，写在纸上，名为“诤谏之文”，派人呈交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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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病入膏肓的陈果夫不顾死神一天天靠近，不遗余力地倾吐着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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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病势急转，体温骤然增高，口中发出呓语，好像要说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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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下午2时后，便进入昏迷状态，体温高达摄氏40多度。陈果夫面色蜡黄，呼吸微弱，口吐白沫，手向空中乱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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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把身子探过去，抓住他的手，问他：“果夫，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在这儿听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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