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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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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领风骚整四年。皖系虽说垮台最早（1916年6月至1920年7月），但段祺瑞却是往返权力中枢最频繁的人。前面说了，他最后一次离开天津，即应冯玉祥与张作霖之邀回到北京当上了临时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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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皖系军队最早被直系打败，而他过于刚直的执政作风也未见得让人喜欢，但因他是北洋系里最有资望的人，所以，无论哪个人得势，凡到“得”不下去的时候，便会想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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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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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蛰伏多年，在这次政变后，忽又成收拾时局的唯一人物。政变诸人主动拥段，张作霖拥段，中立各省拥段，甚至失败而去的吴佩孚也有对段屈服的表示；长江各省本为吴系，亦乱言尊段。照这情形看来，在今日实有非段出山不可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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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他已虚龄六十岁了。他知道，这是冥冥中的佛给予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不甘宏愿成泡影，决心在自己手中把七零八落的中国整治得有条理，进而统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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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繁的中国职官史上，并无“执政”这个官衔，是他请来的章士钊为他想出了这个名分。在天津段公府里，应邀前来筹备新政权的章氏告诉他：“执政”乃罗马首席行政长官的名称，因这次返京组织政府，未经国会选举，故既不能自称“大总统”，也不便叫“大元帅”，只能以“临时执政”名义代行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的权力。段氏沉吟良久，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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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11月24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一共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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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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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临时执政对于外国为中华民国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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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临时政府设置国务员，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临时政府之命令及关于国务之文书，由国务员副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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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临时执政国务员分长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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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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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本制自公布之日施行，俟正式政府成立，即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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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执政，即过渡政府时的国家元首兼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段祺瑞由此登上了权力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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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执政欲将国家政令统一的决心，化作了他的“善后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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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此次出山之前，即公开倡言：如执政，将召开由军政学商各界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以解决连年战争所带来的混乱的政治局面。他的政治设计是，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代表会议，由国民代表会议制订新宪法，然后，在宪法的框架下组成合法政府——奉系与国民军拥立他出面组成的政府未经国会选举，故称临时政府，亦即后来所谓的过渡政府。善后会议之议，得到了另两位盟友的支持。于是，段遂通过报章将其方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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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料孙氏自广东启程时，发布了《北上宣言》，倡言当务之急是召开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九方面参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国民会议将取消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结束军阀统治，组织国民政府，今后“民国之命运，由国民之自决”。彼时，国共合作正值蜜月期，善搞群众运动的革命党在各地组织了“国民会议促进会”，向北京政府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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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执政不为所动，于孙中山抵京后公布了善后会议代表名单。他算是给足了国民党面子——在一百六十六位与会代表中，孙中山排名第一，其次才是被曹锟轰下台的前任总统黎元洪、奉军总司令张作霖和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他们之后，才是除直系以外的各地军方巨头、社会名流（包括北大教授胡适）、西藏的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等各地实力派人物；若以党派论，国民党籍的代表为数不少。面面俱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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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恼怒不已，非但本人抵制此会，而且通过汪精卫等随行的国民党大员向全党发布命令：凡擅自参加者，将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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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同盟因“两会”之争而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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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八十多年再看，无论是段氏的“善后会议”，还是孙氏的“国民会议”，表面上看，都是为了把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都想制订一部好的宪法、组成一个好的政府，都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家的和平统一问题，只是名分不同而已。但究其实质，却不得不承认，段氏的善后会议更具可操作性；而孙氏的国民会议则属一个极其渺远的政治目标，在当时，更像是一场偏重意识形态宣传的政治秀——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你说废就能废了？对内由国民自主决定国家命运，这是哪年才能实现的人间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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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会议因孙中山的逝世而休会了几天，历时两个月结束。会上，段主持草拟了新宪法。从恢复国会到整顿政治，从遣散军队到改革税制，从增加教育经费到查禁鸦片，方方面面，还干了不少实事。这一切，还都是在国民党的恶声责难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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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戊戌变法时即被时人尊为国士的梁启超，曾在段的上一届政府内担任过财政部总长，对段氏的最后一次复出，他有过一句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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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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