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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七、儒家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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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何时代的当权派一样，士族要为自己的优势地位找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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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的政治理论，叫王霸杂之也好，儒表法里也罢，总之，大概归结下来就是儒家和法家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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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法家的共同点，是都很尊崇君主，区别是尊君之外，儒家贵民也贵官，法家贱官也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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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是士族最痛恨的。按照法家的逻辑，官是狗官，民是愚民，贵族是死贵族（因为都被干掉了），只留皇帝一个人在那里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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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论，自己明摆着就是打击对象。所以士族当然不会是法家。甚至于，皇帝给太子的指定阅读书目里，如果出现了《韩非子》之类的书，他们立刻就会群情激愤，纷纷上表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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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倒是士族多年来尊崇的。至少在东汉后期，很多士人对儒家经典里的道理，还真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仰和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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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儒家理想很丰满，汉末现实太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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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强调君主的崇高地位，更强调道义的伟大价值。按照“道”来运作的政府与社会，才合乎理想，而士人，正是道的承担者。于是士人们的道德责任感爆棚，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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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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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打扫房间（陈蕃少年时的一件著名事迹，是被人教训“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却号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名士领袖陈蕃，去豫章郡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拜访一位当地名士。公职人员劝他先去政府部门，他说，我这么做有历史依据，当年周武王就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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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谁呀，你就敢自比周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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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不管你的出发点是为皇上好还是存着私心，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就是皇帝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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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皇帝身边的宦官们出手比炼了《葵花宝典》还快，绣花针轻轻一点，就戳中了士人们的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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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被禁止出来做官，这当时叫作“锢”；还被扣上一顶最难听的帽子，叫作“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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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孔孟以来，不管儒家的最终理想是什么，直接目标都是做官，不给做官可真是莫大伤害。小人才会有党（所谓“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以君子自居的士人怎么受得了这种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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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后，士人们大概也想通了。还是好好关心自己家的事，就别“移孝作忠”了。皇上好不好，天下怎么样，由他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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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邴原传》里讲过一个故事，曹丕做魏王的太子的时候，一次召集宾客们讨论问题。曹丕问：君主和父亲都得了绝症，这时候有一颗药，只能救一个人，请问是该救君主呢，还是救父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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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真是“我和你妈都掉水里了你救谁”之前最大的伦理难题。当时大伙议论纷纷，只有邴原一脸“你们都是白痴”的表情坐在一旁。曹丕当然就问到他头上了，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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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悖然对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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邴原的态度如此不客气，曹丕却不为难他，我觉得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等于给了曹丕一个暗示：既然你们这么孝敬你爹，我要玩个禅（篡）让（位）游戏，你们也就不至于为汉朝皇帝跟我过不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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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有个一针见血的论断：“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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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下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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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儒家的正统地位并没有倒，但肯定是没什么人真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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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当时人不讲忠，也不尽然。看起来司马家就有一个曹魏的大忠臣，司马懿的三弟，人称“温厚廉让，博涉经史”的司马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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