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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孝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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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司马炎是西晋的开国皇帝，然而所有人都清楚，他并不是这份基业的缔造者。司马炎称帝之后，给自己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都追加了皇帝头衔，《晋书》之中，也给予上述三人本纪的待遇。如果仅从交代清楚司马家发家史的角度看，这种写法倒也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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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家的家教良好。司马氏与曹氏对政权的争夺，胜负的关键，有时似乎纯出于偶然。比如，假如曹丕比司马懿更长寿一些，那结果将会如何？然而，人的寿夭，亦非仅决定于天数，曹操父子都对传统的社会规范和习俗表示怀疑（所谓“魏武好法术，魏文慕通达”），然后很自然的，怀疑论者堕落成享乐主义者，吃五石散，酗酒，纵情声色。司马家不能说与这些完全无关，但至少在司马懿、司马昭这两代，他们秉承儒家传统，大体上，还是选择了一种比较有节制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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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不会是多么有道德感的人，只不过言辞和公开举动上既然标榜礼教，也就多少会有些习惯成自然。司马懿装病时精湛的演技为人所津津乐道，但也有险些穿帮的时候。一次突然天降大雨，司马懿想起晒在外面的书册，忘了自己正在扮演一个僵卧的病人。正像那些寻常读书人所做的那样，他起身把书收进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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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以孝治天下”的口号，有时也得到了相当认真的对待。司马懿到了晚年，厌恶他的原配妻子。他生病了，妻子来看他，他竟然说：“老物可憎，你过来干什么？”“老物”于是羞愤绝食，而司马懿对此简直不以为意。然而接下来，司马师、司马昭等一帮子兄弟也统统跟着不再进食，一直等到司马懿屈服，向母亲道歉了才算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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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去世；十二月，司马炎接受魏帝的禅让。这样紧张忙碌的气氛，使得大晋的广大臣民仅仅为司马昭穿了三天丧服，司马炎本人也不过穿到司马昭下葬，即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第二年八月，司马炎想把丧服重新穿起来，并趁机恢复儒家理想中服丧三年的优良传统。对此，朝臣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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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以来，为先帝服丧一向是服一天算服一个月的，结结实实服满三年，有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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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脱掉丧服现在又重新穿上，经典上是否可以找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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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皇帝个人穿上丧服而大臣们都不穿是否合适？是不是会显得只有父子之道，而不讲君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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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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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此事作罢，但司马炎仍然坚持素食素服，度过了三年。之后不过几个月，即泰始四年（268）三月，司马炎的母亲王太后去世。司马炎于是便开始了新一轮的素食素服。自然，其间君臣间再次有一回是否有必要这样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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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始十年（274），司马炎的皇后去世。这一回，讨论的热点是太子是否应该为母亲服丧三年。不必惊诧晋朝君臣的不厌其烦，事实上，后来的历史学家也加入了争论，其中有一些人（比如令人敬佩的王夫之）态度更是称得上慷慨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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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二、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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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吴的这一年，前将军、青州刺史胡威去世。在天下一统，形势一片大好的气氛里，这件事很难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胡威生前曾经和晋武帝讨论时政，认为朝廷对官员过于宽贷。晋武帝以自己对尚书郎以下的官吏的严厉措施为自己辩护。胡威说：“我所陈述的，难道是丞、郎、令史这一类官吏吗？要处理到像我这种级别的官员，才可以整肃教化，彰明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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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前面我们已经一再提及的，司马炎很宽容。他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但也没有追究胡威尖锐的态度。事实上，即使更猛烈的抨击司马炎仍然可以一笑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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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曾向司隶校尉刘毅问起，自己可以和汉代的哪一个帝王相比，刘毅竟然回答说：“桓帝和灵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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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灵在位期间，几乎已经成了黑暗时代的代名词，晋武帝有理由对这个评价感到惊奇。于是，刘毅答道：“桓帝、灵帝出卖官职的钱都进了国家的仓库，陛下出卖官职的钱则进了个人的腰包。凭这一点来说，大概还不如桓帝、灵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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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司马炎大笑说：“桓帝、灵帝的时代，听不到你这样的话，现在朕有正直的臣下，已经胜过桓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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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家思想中理想君主的模板，司马炎无疑相当熟悉。既然他愿意标榜自己“诸生家”的出身，他当然也愿意去迎合这个标准：允许和鼓励大臣们发表批评意见，无疑是理想君主必须要有的素质之一。只是问题是，很多时候司马炎缺少甄别这些意见的能力。他很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胡威、刘毅提出的问题的严重性，他只是满意自己那个宽容的姿态。能够迅速说出那个证明自己优于桓帝、灵帝的漂亮句子，他心里多半是得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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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灭吴的这一年，司马炎决定裁去驻扎在各州郡的军队。这个决定后来对晋王朝的命运造成了几乎致命的打击——面对四面八方的叛乱，地方政府束手无策。司马炎之所以要这样做，有经济方面的考量，但传说中周武王灭商之后，“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的图景，无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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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位理论上应该是创业者的皇帝更大程度上却是一个公子哥。他注重仪表，精心修饰自己的发型和胡须。他喜欢那些贵族间的游戏，大臣们比赛谁更富有的时候，他都乐于去掺和一把。如著名的石崇、王恺斗富的故事里，提到晋武帝作为王恺的外甥，“每助恺”。比如赐给王恺二尺多高的珊瑚树，好让他压倒石崇。然而，谥号为“武”于他实在是一个绝大的误会，司马炎不喜欢军事，祖父司马懿杰出的指挥才能，对他而言竟成了家门的耻辱。晋武帝的胡贵嫔是将军胡奋的女儿。两个人玩樗蒲游戏（类似后世的掷色子）的时候，胡贵嫔不小心用箭划伤了晋武帝的手指。晋武帝发脾气说：“你真是个将种！”胡贵嫔说：“有一个人，他的祖上向北伐灭了公孙渊，往西挡住了诸葛亮，不知道不是将种又是什么？”于是晋武帝“甚有惭色”。当然，晋武帝对女人的强烈兴趣，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灭吴之后，他把孙皓的后宫也接收过来，五千宫女被从南京带到洛阳，于是，掖庭中的女性创纪录地达到了一万人。人数太多反而导致失去了明确目标，晋武帝就坐上羊拉的车子，听凭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宴饮入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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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儒家学说是很人性化的，上述种种都算不上很严重的问题，在典籍中不难找到辩护，皇帝不必为此受到太多的指责。就以好色的问题为例。当齐宣王声称自己是一个好色之徒的时候（“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当即回顾了太王好色的典故，并总结说：“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于是，司马炎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继续好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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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司马炎最大的心病，也许只剩下一件事了：他有一个优秀得过分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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