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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洛阳的匈奴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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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渊的生年不详，但大抵是在曹魏嘉平年间（249—254）。到了魏元帝咸熙时（264—265），刘渊作为任子到了洛阳。也就是说，此时他的年纪，最大不超过十五周岁，最小则才刚刚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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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差不多是出国留学的中学生的年纪。和现在很多即将远行的孩子一样，刘渊到洛阳去，要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尽管没有去过那里，但通过其他途径，一个大概的认识，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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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渊是匈奴左部帅刘豹的儿子。这一支匈奴在东汉光武帝的时候迁到长城以南，生活在晋阳（今山西太原）附近的汾涧之滨，到曹操时被分割为五部。因为他们的远祖冒顿单于娶了汉高祖刘邦的宗女，又曾与刘邦约为兄弟，所以就改姓了刘氏。这样，和汉人交际的时候多少会方便一些。匈奴人在这里势力很大，所以并州的门阀大抵希望能和他们建立起一种伙伴合作关系。当地最大的家族太原王氏，就一直把刘渊视为重要的朋友。后来，这个家族的嫡宗王浑、王济父子，都曾多次向皇帝推荐刘渊，或者为他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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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刘渊熟悉汉人，事实上，他接受的就是汉文化的正统教育。很小的时候，刘渊就能相当到位地实践汉人那种略显夸张的孝道，他在母亲丧礼上的表现如此符合礼法的要求，以至于得到过汉族高级士人的称道。然后，刘渊学习过好几部儒家经典。这可能会导致他到洛阳后略有失落，因为在那里，这些名义上保持着神圣性的典籍早已经不时兴了。在洛阳还谈论这些，就好像在巴黎的贵族沙龙里，却一丝不苟地穿着那些大众名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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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着匈奴人粗犷尚武的习性，刘渊还是对和战争有关的书籍更感兴趣。他喜欢阅读孙吴兵法，还有《左氏春秋》（《左传》历来是被很多人当兵书来读的）。他曾经对同学谈论过自己的理想：“随何、陆贾不会统兵，周勃、灌婴不懂治国，我常常为此而感到羞愧。前者在汉高祖的时代却不能建立封侯的业绩，后者遇到了汉文帝却不能振兴礼乐教化，难道不可惜吗？”基本上，这是以出将入相自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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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阳期间，刘渊有过两次实现自己军事梦想的机会。晋武帝的女婿王济推荐刘渊去指挥灭吴的战争；关陇地区发生秃发树机能的叛乱时，再度有人提议，临时授予刘渊将军的职务，让他率领匈奴士兵前去敉平。这两个设想都很快被否决，理由是同一个，晋政府不可能对一个匈奴人感到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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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件可以作为种族歧视的证据。但是从另一面说，这样的建议能够被提交到晋武帝面前认真讨论，恰恰也可以说明歧视并不极端。这可能造成刘渊对某些具体的人产生怨愤，但对汉民族本身，他没什么敌意。少年刘渊到了洛阳，之后他在这里生活了至少十五年。这是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日后回想起来，多半注定会有一种亲切而感伤的情愫。洛阳城里最精致的汉文化氛围在刘渊身上，会打下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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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感受，可能也存在于刘渊的儿子刘聪身上。除了和父亲一样博览经史之外，刘聪还擅长写草书和隶书，文章做得也不差。如果说，这个评价可能是史官的谀辞，那么不容否认的是，年轻时代的刘聪写作了一百多首抒情诗，以及五十余篇赋、颂之类的作品。仅从这个数量上，也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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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聪来到洛阳时，年纪一样不足二十岁。和父亲相比，他受到的待遇更像一个明星，京师的名士无不和他结交，张华、乐广这样的舆论领袖都给他突出的评价。一次，刘聪和王济一起去拜访豫章王司马炽，即后来的晋怀帝。司马炽见到刘聪，说出久闻大名的话来。宾主双方交流了文学上的心得之后，开始比赛射箭，结果是刘聪得十二筹，而王济和司马炽都只有九筹。就这个结果看，这次较量没有因为身份尊卑而弄虚作假，是几个年轻人之间真正的体育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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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大多数匈奴人，与汉人打交道时的感受，则要糟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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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二、《徙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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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源头要上溯得很远。新莽时期和东汉初年，中原大乱，大量匈奴人趁机内迁。等到汉光武帝大抵平定了天下之后，他本来有机会将这些匈奴人全部赶走，事实上，他手下一些好战的将军正是打算这么干的。但是光武帝考虑到当时天下疲敝，于是下诏说：“如果动员天下一半的力量，就确实能够消灭这个大敌，难道不是我最大的心愿吗？但要是时机未到，那就还是与民休养吧。”看来，汉光武帝是想把问题留给子孙后代。但糟糕的是，即使子孙后代真的比我们更高明，积重难返的处境里，他们要面对的困难也比我们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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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的作者说道：“在此时刻，光武帝犯了他在位期间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也许属于中国历史中最坏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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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上，会觉得这个西方人有一点危言耸听。第一，即使赶走了匈奴人，同一时期大量涌入的羌人、氐人也会造成同样的麻烦；第二，如果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问题，这本来可以都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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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恰恰在于，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处理好这种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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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朝廷无法建立起一个有效的考评体系，那官员们重视的，便永远是字面上的政绩，而不是现实的民生。所以他们很少会认真考虑，该给自己和当地少数民族领袖之间的关系怎样一个定位。而政府的小官吏乃至于一般汉族群众，也乐于对胡人进行讹诈乃至赤裸裸的侵夺。因为言语不通，胡人们没有能力把自己所受的冤屈向上反映。历史总是这样，直到大动乱最终发生之前，人们总是认为压迫行为是十分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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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不乏乐于对胡人表示亲善的汉人，但那几乎都是些唯恐天下不乱之徒。和政府希望他们做的相反，为了发泄自己对处境的不满，他们煽动胡人暴动甚至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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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件贯穿了后汉、三国的历史。到了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太子洗马江统奏上一道表章，即著名的《徙戎论》。江统对胡人充满敌意，但是他也承认错误多少在汉人一方，“士人百姓习以为常，玩忽对待，经常欺负他们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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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统对少数民族可能酿成的祸乱忧心忡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的设想是，发给他们路上的口粮，把关中的胡人全部迁回他们的故土。这方面，江统是典型的文人，没有进行成本核算的能力。现在早已经不是光武帝时代，这些人在这里时间最长的，已经定居了差不多三百年。就凭一点口粮而不给拆迁补偿，显然无法打发。何况，根据晋政府的运作能力，就是这一点口粮能否确保发到胡人手里，也要打个大大的问号。那么，将要面对的不是一两个“钉子户”，而是人数达五十万之众，男子随时可以全部变为骁勇善战的士兵的匈奴和羌、氐民族，后果如何，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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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拒绝了江统的提议。之后不到十年，戎狄乱华的事情果然发生。当时的人都佩服江统的远见卓识。但其实，如果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也许不过是将惨祸再提前个几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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