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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二、《徙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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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源头要上溯得很远。新莽时期和东汉初年，中原大乱，大量匈奴人趁机内迁。等到汉光武帝大抵平定了天下之后，他本来有机会将这些匈奴人全部赶走，事实上，他手下一些好战的将军正是打算这么干的。但是光武帝考虑到当时天下疲敝，于是下诏说：“如果动员天下一半的力量，就确实能够消灭这个大敌，难道不是我最大的心愿吗？但要是时机未到，那就还是与民休养吧。”看来，汉光武帝是想把问题留给子孙后代。但糟糕的是，即使子孙后代真的比我们更高明，积重难返的处境里，他们要面对的困难也比我们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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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的作者说道：“在此时刻，光武帝犯了他在位期间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也许属于中国历史中最坏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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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上，会觉得这个西方人有一点危言耸听。第一，即使赶走了匈奴人，同一时期大量涌入的羌人、氐人也会造成同样的麻烦；第二，如果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问题，这本来可以都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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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恰恰在于，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处理好这种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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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朝廷无法建立起一个有效的考评体系，那官员们重视的，便永远是字面上的政绩，而不是现实的民生。所以他们很少会认真考虑，该给自己和当地少数民族领袖之间的关系怎样一个定位。而政府的小官吏乃至于一般汉族群众，也乐于对胡人进行讹诈乃至赤裸裸的侵夺。因为言语不通，胡人们没有能力把自己所受的冤屈向上反映。历史总是这样，直到大动乱最终发生之前，人们总是认为压迫行为是十分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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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不乏乐于对胡人表示亲善的汉人，但那几乎都是些唯恐天下不乱之徒。和政府希望他们做的相反，为了发泄自己对处境的不满，他们煽动胡人暴动甚至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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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件贯穿了后汉、三国的历史。到了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太子洗马江统奏上一道表章，即著名的《徙戎论》。江统对胡人充满敌意，但是他也承认错误多少在汉人一方，“士人百姓习以为常，玩忽对待，经常欺负他们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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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统对少数民族可能酿成的祸乱忧心忡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的设想是，发给他们路上的口粮，把关中的胡人全部迁回他们的故土。这方面，江统是典型的文人，没有进行成本核算的能力。现在早已经不是光武帝时代，这些人在这里时间最长的，已经定居了差不多三百年。就凭一点口粮而不给拆迁补偿，显然无法打发。何况，根据晋政府的运作能力，就是这一点口粮能否确保发到胡人手里，也要打个大大的问号。那么，将要面对的不是一两个“钉子户”，而是人数达五十万之众，男子随时可以全部变为骁勇善战的士兵的匈奴和羌、氐民族，后果如何，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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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拒绝了江统的提议。之后不到十年，戎狄乱华的事情果然发生。当时的人都佩服江统的远见卓识。但其实，如果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也许不过是将惨祸再提前个几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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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三、汉朝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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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授予兵权的提议第二次被否决后，刘渊表现出来的情绪相当激动。在一个公开场合，他称自己“本无宦情”。这句话差不多是当时热爱玄学的官僚的口头禅，这也可算刘渊融入了洛阳环境的证据之一。他又说自己已经有死在洛阳的打算。这句话差点为他真的招来杀身之祸，齐王司马攸因此向晋武帝进言说，不除掉刘渊的话，并州迟早将不得安宁。这个细节未必可靠，因为史书作者热衷于找人来说些精准异常的预言，而司马攸是当时晋皇室中唯一让人感觉舒服一点的人。当然，即使此事是真的，晋武帝没有因此把刘渊怎么样，也不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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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渊显然有点过于悲观。事实上不久后刘渊的父亲去世，他就回到并州接任了左部帅的位置。到太康十年（289）以后，刘渊被任命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换句话说，他对匈奴人的领导权大体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这期间，他除了在五部匈奴中取得崇高的威望之外，也使得“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从游焉”。到元康（291—299）末年，刘渊因部落中有人叛逃出塞而被免官，但旋即，居于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又起用了他。于是，刘渊就又到了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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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司马家的王爷们已经打得天翻地覆，并且都开始尝试动用胡人的力量。成都王颖想到即将面对乌桓、鲜卑骑兵的攻击，感到恐惧。于是，刘渊向他建议说：“现在二镇强盛，有众十万，恐怕宿卫军队及邺城附近的士庶难以抵御，我愿意为殿下回到并州，游说五部匈奴，以赴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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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犹豫之后，成都王颖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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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并州的匈奴人已经开始谋划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发动叛乱。他们派人来接刘渊回去，当时成都王颖没有同意，刘渊便让来人先回并州，组织力量以声援成都王颖的名义起兵。史书评论道：“这实际上是对成都王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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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渊的谋划主要是在为自己考虑，这没有疑问。但大体上，他的所作所为也没什么对不住司马颖的地方。临行前，刘渊叮嘱司马颖不要放弃邺城，那样即使到了洛阳，政治影响力也将丧失殆尽。司马颖没有听从，而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刘渊所言不虚。乃至于司马颖已经失利之后，刘渊仍然按照承诺发兵救援，派遣步骑二万，准备向鲜卑人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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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定在匈奴人内部引起激烈的辩论。刘渊的从祖，一直极力支持他起事的左贤王刘宣这时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晋人无道，把我们当奴隶一样看待。现在司马家的父子兄弟自相残杀，这是上天已经放弃了他们，而让我们兴复呼韩邪单于的业绩。鲜卑、乌桓是我们的同类，可以作为后援，怎么能攻打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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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南北匈奴分裂，衰落之后有总数十余万落(1)的北匈奴从此自称鲜卑。所以，刘宣称鲜卑为同类，不仅是出于少数民族之间的亲近感，而且是有坚实的依据的。但是，刘渊仍然反对这个意见。也许在他看来，和汉化程度更浅的鲜卑人合作，那也就更明确了自己胡人领袖的身份。刘渊说：“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小土堆）乎？”他想做的是大禹王、周文王那样的人物，以戎夷的身份，却能使天下归心。当然，刘渊也清楚，匈奴人的身份会使汉人接受自己的时候有点困难。于是，刘渊想到，昔日汉王朝的荣光在当时人的心中，还有重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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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元年（304），刘渊于左国城南郊（今山西方山县境内）设坛，即汉王位。在刘渊和他的拥戴者眼里，这一时刻自然是无比庄严的。刘渊发布了长篇诏令，完整地回顾了西汉、东汉以及蜀汉的历史。他歌颂了刘邦、刘秀等英明帝王的业绩，感叹后主刘禅所遭受的窘迫和屈辱。最后，刘渊指出，现在上天意识到自己的过失，为降临到汉朝身上的灾难感到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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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洗雪耻辱的重任，当然就落到了他这个汉朝外甥的肩上。刘渊追认刘禅为孝怀皇帝。在洛阳的时候，刘渊也许曾从安乐公刘禅的宅第附近经过，至于他那时的心情，则当然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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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刘渊“崇冈峻阜”的政治蓝图完全与他可以动员的力量脱节。至少，匈奴士兵“毒于骨髓”的仇恨，没有办法克制住不发作出来。一次战役中，将军刘景竟把三万多男女百姓沉入了黄河，刘渊听说后大怒，他说：“刘景还有什么脸面再来见朕！天道难道能容忍这种行为？我所想要消灭的，只是司马氏家族罢了，普通民众又有什么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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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愤怒很可能是真诚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刘渊不能不尊重族人的兽性和报复心理。所以他所做的处理，仅仅是将刘景由灭晋大将军降职为平虏将军。那么理所当然的，类似的事件也就不能不一再发生。而既然匈奴人不收起屠刀，刘渊为汉报仇的宣言，传到汉人耳朵里，自然也就是一个毫无欺骗性的谎言，汉政权完全没有可能真正得到多数汉人的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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