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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一、乱世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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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末年，战争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到全国。正规军很快面临兵员不足的问题，王爷和将军们便四处抓起了壮丁。汉人固然要抓，至于那些已经内迁至汉人居住区的夷狄，既然非我族类，抓起来就更加不必受到良心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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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勒就是这无数夷狄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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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当中，羯族最为弱小，血统上又和汉人悬隔最远，高鼻深目的模样怎么看怎么透着古怪。石勒和他的族人无疑是受尽了压迫。根据我们所习惯的某些故事叙述的套路——比如《勇敢的心》里梅尔·吉布森那样的，石勒将会成为一个反叛者，率领自己的族人发动一场民族主义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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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英雄的逻辑，那时的石勒却更像是个奴才。我的意思是，谈不上野心，但充满了欲望。奴才要争取的，也就只是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比现状稍好一些，然而为了这个，他比一般人更不介意践踏道德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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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勒显然认为，相比站在自己穷苦的同胞一边，还是为有权有势的汉人出谋划策更加明智。他找到一个叫郭敬的有势力的汉人，对他说：“现在一片饥荒，守穷没有出路。胡人们没有东西吃，应该哄骗他们，说将要率领他们去冀州糊口，趁机把他们抓起来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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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这不是一个精彩的创意。遗憾的是，有人比他行动得更早，规模也远远要更大，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这位当地的最高军政长官有和他同样的构思。于是，在前往诱拐自己少数民族兄弟的途中，石勒被戴上了枷锁，然后从并州被卖到了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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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失败并没有让石勒改变自己努力的方向——投靠一个主子。他先是设法结识了一个叫汲桑的马场主，靠汲桑支持的力量来打劫过往的客商和附近的其他养马场，再用抢来的东西讨汲桑的欢心。和汲桑的马场一样，附近的那些养马场也是西晋的国营单位。但在这整个国家机器濒临崩溃的时代，执法部门不可能还顾得上来制止这些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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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里，石勒自然体现出了他的才能。但据常理推断，应该也只是那些属于黑道上好汉的勇猛、嗅觉和手腕，主导着事件进程的无疑还是汲桑。政府官员扶植黑社会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样的年头，想必不会是什么稀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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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越发乱了起来。晋朝的皇帝被权臣从洛阳挟持到了长安，这无疑为地方上的各路势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在讨伐乱臣的名义下，可以明目张胆地扩大地盘和扩充军队。这个时候，汲桑当然也只是小人物，他需要抱上更粗的大腿。于是，石勒追随着汲桑加入了某一股势力，并卷入战争之中。在这支军队里，很多人是囚犯和山野里的亡命之徒，石勒不是军事天才，不能把这些人改造成训练有素、军纪严明的部队。但是凭借着因对死亡的恐惧而激发出来的凶悍和残忍，已经足以取得很多胜利。不幸的是，他们的对手每每具有同样的心理，所以很多时候，失败也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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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逃亡和寻找一个新的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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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书·石勒载记》中，记录了石勒身上的很多奇迹，以暗示石勒后来的成功是天命所佑，早已注定。这种粗劣的神秘主义手法，自然会为今天的读者不屑一顾。除此之外，说石勒很早就有了要建立自己的功业的想法，也一样不是让人可以轻易信以为真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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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靠郭敬，投靠汲桑，投靠张都，一直到后来追随匈奴的刘渊，石勒总是在寻找一个强有力的主人。与其说这个过程，是为了一个巨大的野心而准备的漫长的隐忍负重，倒不如这样看：在这样的乱世里，似乎只有这么做，才能为生存赢得起码的安全感。石勒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总能在适当的时候，抱上他当时所能抱到的最粗的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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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然后呢？不要忘了，乱世的诸多法则里永远有这样一条：这个年代里不但有诸多异常惨重的失败，而迎来的成功之巨大，有时候连成功者自己都猝不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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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二、两个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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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想岔开去说两句主流通史。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写道：“石勒是受尽苦难的羯族小帅和农民。因为他受尽苦难，养成了强烈的破坏性和报复性，也养成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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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再看白寿彝那套书的时候，就会觉得能这样谈论苦难和性格的关系是何其可贵。也许白的书更多一些那个时代的偏见，但若是书中频繁地出现类似这样的表述：“石勒在长期的实践中，加上他的好学，见识大为提高，特别是提出了统一的愿望。”这恐怕更不免令人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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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即使手下的军队已经扩充到数万乃至十余万人的规模之后，石勒仍然保持着早先的流寇作风。他的军队在华北大平原上游荡，并且两次冒冒失失地闯入了江汉一带。即使攻下了邺城，这个从曹操开始就大力经营的繁华都市，石勒也只选择大肆烧杀掠抢之后弃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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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勒的流动势力引起了晋朝名将，也是白衣如雪的诗人刘琨的关注。在一封进行和平试探的信件中，刘琨指出了石勒的缺陷：“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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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琨的统兵才能远远不能和石勒相比，他的征兵点曾创造过一天内数千人投奔，而同时又有数千人逃亡的纪录。这样的客流量也许会令一个旅游景点的老板满意，对一个将军而言却简直失败到家了。但这并不影响刘琨在高屋建瓴的战略规划上比石勒更有眼力，或者，这就是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刘琨和文盲石勒的差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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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勒奠定基业的过程里，真正引人注目的读书人有两个。一个是张宾，他是赵郡中丘人，远离魏晋的文化中心洛阳，当然也就没机会接触到那时最时髦的玄学。实际上魏晋玄学的影响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广泛，基本没有溢出洛阳最高级的世族，普通人就是想对这种高档文化消费品感兴趣，只怕也会被大喝一声：“你这厮若识得子弟门庭时，狗头上生角！”所以，张宾对玄学基本没什么认识。换句话说，就是他的知识构成和气质，都还接近比较传统的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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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也许会有人反对，因为张宾去投奔石勒的时候，选择的方式是提了一把剑堵在军营门前大喊大叫，这个姿态十分豪侠。不过，觉得儒生文弱至少在那时是个错觉。西汉讲《诗经》的大师辕固，七老八十的时候还能一矛刺死凶悍的野猪；东汉的士人们遵照《礼记》上“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原则，都讲究如果父亲遇害不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最好亲自动手一剑把仇家给宰了。所以，不妨认为横剑在手是传统儒生的几个典型造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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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把《张宾传》附在《石勒载记》之中，可见张宾对石勒影响之深。在他的身上，堆砌着“机不虚发，算无遗策”之类的诸葛亮级的人物才能享用的形容词。据说，石勒能够成功的关键性决策，都是张宾的功劳。而在张宾早死之后，石勒看着手下的谋士，则流下了曹操哭郭奉孝式的眼泪：“右侯（张宾）舍我而去，让我和这些家伙谋划大事，老天也太残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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