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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二、两个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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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想岔开去说两句主流通史。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写道：“石勒是受尽苦难的羯族小帅和农民。因为他受尽苦难，养成了强烈的破坏性和报复性，也养成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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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再看白寿彝那套书的时候，就会觉得能这样谈论苦难和性格的关系是何其可贵。也许白的书更多一些那个时代的偏见，但若是书中频繁地出现类似这样的表述：“石勒在长期的实践中，加上他的好学，见识大为提高，特别是提出了统一的愿望。”这恐怕更不免令人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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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即使手下的军队已经扩充到数万乃至十余万人的规模之后，石勒仍然保持着早先的流寇作风。他的军队在华北大平原上游荡，并且两次冒冒失失地闯入了江汉一带。即使攻下了邺城，这个从曹操开始就大力经营的繁华都市，石勒也只选择大肆烧杀掠抢之后弃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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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勒的流动势力引起了晋朝名将，也是白衣如雪的诗人刘琨的关注。在一封进行和平试探的信件中，刘琨指出了石勒的缺陷：“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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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琨的统兵才能远远不能和石勒相比，他的征兵点曾创造过一天内数千人投奔，而同时又有数千人逃亡的纪录。这样的客流量也许会令一个旅游景点的老板满意，对一个将军而言却简直失败到家了。但这并不影响刘琨在高屋建瓴的战略规划上比石勒更有眼力，或者，这就是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刘琨和文盲石勒的差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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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勒奠定基业的过程里，真正引人注目的读书人有两个。一个是张宾，他是赵郡中丘人，远离魏晋的文化中心洛阳，当然也就没机会接触到那时最时髦的玄学。实际上魏晋玄学的影响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广泛，基本没有溢出洛阳最高级的世族，普通人就是想对这种高档文化消费品感兴趣，只怕也会被大喝一声：“你这厮若识得子弟门庭时，狗头上生角！”所以，张宾对玄学基本没什么认识。换句话说，就是他的知识构成和气质，都还接近比较传统的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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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也许会有人反对，因为张宾去投奔石勒的时候，选择的方式是提了一把剑堵在军营门前大喊大叫，这个姿态十分豪侠。不过，觉得儒生文弱至少在那时是个错觉。西汉讲《诗经》的大师辕固，七老八十的时候还能一矛刺死凶悍的野猪；东汉的士人们遵照《礼记》上“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原则，都讲究如果父亲遇害不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最好亲自动手一剑把仇家给宰了。所以，不妨认为横剑在手是传统儒生的几个典型造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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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把《张宾传》附在《石勒载记》之中，可见张宾对石勒影响之深。在他的身上，堆砌着“机不虚发，算无遗策”之类的诸葛亮级的人物才能享用的形容词。据说，石勒能够成功的关键性决策，都是张宾的功劳。而在张宾早死之后，石勒看着手下的谋士，则流下了曹操哭郭奉孝式的眼泪：“右侯（张宾）舍我而去，让我和这些家伙谋划大事，老天也太残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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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这些一般读者而言，另一位文化人的名声，显然比张宾要大得多。因为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已经反复领教了他的事迹。比如，他官居晋朝太尉，是大美男子，手拿白玉柄的麈尾，手的颜色和玉柄没有分别。他还很清高，觉得谈钱真是耻辱，只愿意用“阿堵物”来称呼这种肮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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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是王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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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精心布局了石勒和王衍之间的遇合。在故事的一开始，石勒还是一个卑贱的小贩的时候，他曾有一次倚门长啸。魏晋人的“啸”不是大喊大叫，而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口哨，大世族大名士的特权。石勒何以能够掌握这项专利技术不得而知，但是这啸声却引起了真的大世族大名士王衍的注意。王衍说：“刚才那个胡人小子，我听他的声音包含着雄奇的志向，恐怕将成为天下的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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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衍吩咐手下人去把石勒抓起来，但是为时已晚，王衍也就没有继续追究。而到了两人第二次碰面的时候，情形已经全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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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晋朝军队，名义上是来讨伐石勒的，不过真实目的不过是逃出洛阳这块是非之地，所以王衍之类的文化精英也混迹其中。偏偏东进的途中，领兵的王爷病故，于是王衍反而被推举为全军主帅，好歹，他还一向顶着太尉这个全国最高军事长官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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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部队人数再多，也不会有什么战斗力的。所以石勒率领着他的部下展开了一场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显得触目惊心的屠杀。十万人陷入了石勒骑兵的包围圈中，在如蝗的箭雨中束手待毙。最终尸体堆积如山，只留下了几位王爷和王衍等朝廷高官的性命。可以想象，这样大规模的屠杀必然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王衍一直处身于这个修罗场的中心，死亡的气息重重包围着他，但始终就是不发动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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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这样的煎熬之后，王衍被带到石勒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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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勒问王衍晋朝衰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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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衍称自己从小就是不管世事的（所以不知道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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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勒好像跟王衍聊起了一些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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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衍劝石勒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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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勒发怒说：“你的名头传遍天下，身居重任，年纪轻轻就在朝廷里做官，一直到现在头发也白了，怎么能说不管世事呢。使天下破坏到这个地步，正是你的罪过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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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究，石勒觉得动刀子杀王衍这样的文化人是不人道的，便选择了把他和他的同伴赶回房里，半夜里推倒屋墙压死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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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衍临死前对身边的人说：“呜呼！我们虽然不如古人，但如果不是一向崇尚浮虚的玄学，而是同心合力以匡正天下，还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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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故事的偏嗜，我把这些内容抄录了下来。要是换作一个认真读史的人，则上述内容所包含的全部信息只有一点，即王衍死于石勒之手。石、王二人早年的遭遇过于传奇不足采信（何况一些细节明显不合情理），王衍临死前的低语怎么流传下来的也令人怀疑。史书会写成这样的原因，只不过是唐代的著史者相信，王衍作为清谈领袖该为那个时代的崩溃负责。这个判断想必今日仍会受到欢迎，毕竟文人气质介入政府行为将会造成灾难，这是托克维尔以来诸多学者反复提醒我们的自由主义精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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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著史者不但要借石勒之口坐实王衍的罪过，还需要他亲口忏悔。这种环环相扣的故事当然比靠理性分析推出的结论有感染力多了。张宾在石勒政权中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我们也无法断言。毕竟史书是儒生写的，儒家精神，一种不容置疑的历史政治学说才是建构社会和谐的基石，这是我们的史书的基本信仰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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