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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王导和司马睿——去南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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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及性的杂谈文字，不能如学术文章一般详注出处。不过仍应说明，本文中的部分内容，只是对陈寅恪的《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的白话译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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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一、两个不重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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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元年（304）八月的某一天，河阳津渡口的官吏又开始盘查前来渡河的各色人等。这项例行公事的工作最近得到了上峰特别的重视，成都王司马颖亲自下令，不允许让任何王公贵族渡过黄河。不久前，成都王颖把惠帝的车驾劫持到邺城，同时被掳的亲王也不在少数。成都王杀心不算太重，不想对自己这些叔伯兄弟连挥屠刀，但当然也不愿意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地盘上成为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力量，于是便只想把他们集中在邺城监管起来。当然，作为基层的办事人员，渡口的官吏未必清楚这一层政策意图，他只需要执行好命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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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策马而来的这个人看起来就有些可疑，官吏们上前拦住了他，喝令他返回。这时候后面又有一骑马跟过来，马背上的乘客看来和被拦住的这人很熟络，他用马鞭轻轻敲了敲被拦住的这个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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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长，有令禁止贵人过河，怎么你也被拦在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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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长是很小的官，官吏们当然也就不再有阻拦的必要。看着这个人弃岸登舟，也许还有人喃喃自语地说：“看这家伙好大的威风体面，原来却只是个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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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官吏们大概能够获知，他们上当了，他们放过的倒还真是一位王爷，琅邪王司马睿。再往后，一系列天崩地裂的浩劫中，官吏们如果能侥幸留得一命，那他们多半会从此把自己的麻痹大意描述成一种远见卓识，并且声称，正是他们，为大晋朝留下了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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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永兴元年，司马睿从邺城逃到洛阳，不久后又回到自己的琅邪封国，这看起来无论如何不像一件大事。史书上甚至不愿意浪费笔墨记录一下成都王颖对此事的反应。司马睿是世袭琅邪王，他的祖父是司马昭的弟弟，论起血缘来与当今皇帝已经是疏而又疏。此时的司马睿在司马家诸多的王爷之中并不显山露水。他身上最足以构成谈资的，倒是一桩丑闻，据说他的母亲夏侯太妃给老王爷戴了一顶绿帽子，司马睿其实是她和一个姓牛的小吏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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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欣赏司马睿的人物，比如出身琅邪境内最大家族临沂王氏的王导。但王导在王家一样算不上头面人物。在当时，王爷们和自己封国内的世家结交本是惯例，但王家更多的人还是愿意选择看起来更有作为的东海王司马越，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王衍。即使是王导，他和司马睿是朋友，多年以后他们仍然乐意提起这份“布衣之好”或“管鲍之交”，但王导却也是在东海国任参军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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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睿回到自己封国，是王导的建议，很可能部分也是出自东海王越的授意。回到琅邪国后，司马睿也成了东海王越的势力中的一分子，当然，并不特别重要。正如对司马越而言，王导也远不如王衍那么重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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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要的好处，就是比较容易从权力斗争中脱身。永嘉元年（307）九月，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与王导一起南渡建邺。平吴之后，这个昔日的吴国都城已经失去了重要地位，正是一个适合不重要的人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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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归晋之后，东吴的故土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帝国。它像是长江以南一块巨大的漂浮物，无法给以一个准确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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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颁布过优待吴地士人的诏令，然而诏令显然不曾得到有效的推行。征服者的优越感萦绕在广大官员和人民的心头，足以抵消皇帝圣旨的效力，何况皇帝也未必真的很在意这项政策。太康年间，吴郡人蔡洪举秀才入洛阳，洛阳人对他的评价是：“你是吴楚的人士，亡国之余，有什么特殊才能，敢来接受这样的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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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地域歧视的文字在史料中俯拾皆是。同样遭到嘲笑的，还有文采风流的陆机、陆云兄弟。而著名的“除三害”故事的主角，勇猛可以屠虎斩蛟的周处，在西北战场上，可以说是被几个愚蠢的王爷给轻易地玩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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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寒微的陶侃在洛阳时曾被人嘲笑为“小人”，嘲笑者是谁却有两种不同的记载，温雅，抑或是顾荣？事实似乎不难判断，有学者这样分析道，温雅来自太原望族，把陶侃视为小人那是理所当然。而顾家虽然是吴中高门，但是在洛阳，顾荣的地位比陶侃又能高出多少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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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激愤的说法是：“扬州地区没有担任郎官的人，而荆州江南，竟无人在京城任职。”话说得如此绝对自然有些夸张，然而吴人极少能够进入权力中枢，却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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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朝廷的势力，似乎也难以在吴地扎根。相比而言，蜀地倒是容易治理得多，曹魏与蜀汉固然曾是死敌，但曹操父子崇尚刑名，诸葛亮则是家世相传的法家，虽然政权更迭，政策上却仍然体现着一种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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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各大家族的名士们在中央前途无望，也就越发控制住在家乡的权力不能放松。曾经有人向晋武帝建议，派遣年长能干的亲王去东吴坐镇，也许能够改善局面。但事实上，晋武帝所封的吴王司马晏并未到自己的封国去，即使去了也不会有什么效用，吴王晏患有风疾，几乎丧失了视力，并且被公认为“于武帝诸子中最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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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曾经感叹，“吴人轻锐”，容易动乱而难以安定。他采取的对策是，让东南六州的将士轮流到江东驻守镇压。当然，这只会加剧吴人的抵触情绪，并且，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比如，到了八王之乱的时候，这项政策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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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后期，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决策中夹杂一个明智的措施，一部分吴人得到了引用。但是，要北方士人真正接纳他们，显然还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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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没有时间了，随着中原的动荡，滞留在洛阳等待机会的南方人大多数打算回去。于是就有了张翰思念鲈鱼莼菜，而辞官回乡的故事。辛弃疾在他的名作《水龙吟》中，以“尽西风，季鹰归未”这样的句子，就张翰做出这样对国家民族缺乏责任心的选择表达了委婉批评。然而，这只能是一个宋朝人的想法，在当时，张翰们对这个北方人的政权，还实在难以有太深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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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君子小人”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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