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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附录］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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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1日，农历闰五月十九日，是中国学术界的哀悼日。这一天，两位文化老人任继愈先生和季羡林先生，一前一后离开了我们。听到消息后，我方明白古人所言西山日落风木与悲的意味，不禁感到当下学界的萧条与惨淡。随着文化老人的逐一故去，掩埋在老人心中的历史真相，彰显在老人身上的才德情志，似乎也在慢慢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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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中旬，我随语文教育学者王丽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了任继愈先生。如今先生逝去了，我才体会到匆匆一见成永别的人间悲怆。生命的恍惚和脆弱，在这种特殊时刻尤显真切。我去时已知老人癌症复发，便挑了一个鲜艳的花篮送上，希望能带给老人一点喜意。老人见了果然很开心，半靠在病床上，让我们赶快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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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任先生听说王丽写了篇文章叫《找回“家、国”的支点》时，他提高嗓门说：“‘家、国’的支点就是文化，应该落在文化上。”接着又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不能够用的时候就说五千年，不用的时候就说六十年，五千年就是五千年。”老人说了几段话后，就疲倦地睡去了。如今想来，那句话就像是老人的临终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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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任继愈先生的学术思想了解得很少。20世纪80年代只读过他的《老子新译》，另外就是在一些古籍普及本中，常读到他写的序，记住了任先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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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先生曾是著名哲学家熊十力的弟子，对儒释道都有研究，国学功底可谓深厚。然而，与熊十力先生不同，他后来并未坚持自己的儒学思想，而是认同和接受了当时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和当年强大的思想改造运动有关；另一方面是他受了贺麟和冯友兰先生的影响。任先生一直敬重熊十力先生“浩荡为学，高尚做人”的品格。1956年他给熊先生写信说：“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给任先生，说他“诚信不欺，有古人风”。此后他们两人虽有书信往来，但再也不探讨学问了。可以说，那一代知识分子，大都有过这样悲哀的经历，或被强行停止学术生涯，或走了一段长长的弯路。任先生可说是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命运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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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先生早年虽声名远播，1987年却开始埋首于古籍整理，可看作是对前期学术生涯的一种反思。他主持的《中华大藏经》的编校和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均属庞大的文化工程。最让我感念的，是他对《国学基本教材》出版的帮助。2007年，王丽女士找到我，说希望把一套台湾的“四书”教材放在我编的“纸生态书系”中出版。她还告知我任继愈先生对这套书的出版非常关心，曾多次表示：“如果找不到出版社，我愿意凑一份钱，我们自己来出。”台湾教育很长一段时间都以儒家思想为主干，任先生对这套教材的认可，也表明他对儒家思想进入学校教育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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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特立独行才是任继愈先生追求的学术精神。“特立独行”的观念源于唐代大儒韩愈。韩愈期望学者能拥有这种品格：“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任先生无论是早年提出用唯物史观研究佛教，还是后来的“儒家宗教说”，都显露出了一些“亘万世，而不顾”的意味。然而，世事变迁，身不由己，任先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实现了他名字中“继承韩愈”的这层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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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文化老人在同一天走了，整个学术界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如果今天的学术界，能将他们的学术成果传承下去，能真正体悟到他们的美好人格并加以发扬光大，那么，我们的哀痛，或许能够浅一些。（撰文：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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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汤一介：儒者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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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汤一介（1927—2014），湖北黄梅人，出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生前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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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教师节只差几个小时，中国失去了一位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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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9日晚8时56分，北大哲学系终身教授、《儒藏》总编纂汤一介先生告别了我们。因为工作，笔者曾在最近这两年间，数次拜见汤先生，有幸亲聆先生的教诲。他说话声音不高，但平直有力；话也不多，倒是作为晚辈的我们，因为珍惜亲炙先生的机会，一直不舍得停下话头儿。他的妻子乐黛云老师在不远处忙手头的事情，但先生一有动静，她总是第一个跑过来——她的注意力，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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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季羡林先生去世。生前，他对人说：“我不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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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大师。”汤一介先生亦如是说。随着汤先生的离开，落寞的学术星空，如今越发显得黯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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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我想知道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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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先生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国学大师，但他从未否认过他是国学大师的儿子——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是中国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在中、西、印度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上，都有独到的造诣和重大的贡献。早年留学时，就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对很多学人都不无微词，唯对汤用彤称颂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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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先生为儿子取名“一介”，意思再简单不过——让他做汤家的一介书生。另一个说法是：佛家说大千世界藏于一粒芥子之中。“一芥”与“一介”谐音，汤用彤以“一介”为自己的子嗣命名，是希望汤一介长大成人后，既要保有芥子微尘的谦卑胸怀，还要有包罗大千世界的阔大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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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汤一介其实一直对文学艺术更感兴趣。他特别喜欢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诗，中学时也读了不少俄国作家的小说。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许多场景，他都可以跟别人详细讲述。15岁的汤一介曾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写过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并愤激骂世，因此获得了“汤八蛋”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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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汤一介随当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父亲南下昆明，之后又辗转至重庆读书。其时，国家灾难深重，人民饱受战乱之苦。面对这样的现实，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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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汤一介得出的答案是：人生就像一根蜡烛，可以慢慢地让它烧完，也可以让它很快地烧完，放出更大的光。他下定决心，要做那个很快烧完并放出更大光芒的人。1946年，汤一介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19岁时，他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初露作为哲学家的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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