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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170621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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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我想知道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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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先生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国学大师，但他从未否认过他是国学大师的儿子——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是中国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在中、西、印度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上，都有独到的造诣和重大的贡献。早年留学时，就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对很多学人都不无微词，唯对汤用彤称颂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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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先生为儿子取名“一介”，意思再简单不过——让他做汤家的一介书生。另一个说法是：佛家说大千世界藏于一粒芥子之中。“一芥”与“一介”谐音，汤用彤以“一介”为自己的子嗣命名，是希望汤一介长大成人后，既要保有芥子微尘的谦卑胸怀，还要有包罗大千世界的阔大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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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汤一介其实一直对文学艺术更感兴趣。他特别喜欢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诗，中学时也读了不少俄国作家的小说。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许多场景，他都可以跟别人详细讲述。15岁的汤一介曾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写过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并愤激骂世，因此获得了“汤八蛋”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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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汤一介随当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父亲南下昆明，之后又辗转至重庆读书。其时，国家灾难深重，人民饱受战乱之苦。面对这样的现实，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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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汤一介得出的答案是：人生就像一根蜡烛，可以慢慢地让它烧完，也可以让它很快地烧完，放出更大的光。他下定决心，要做那个很快烧完并放出更大光芒的人。1946年，汤一介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19岁时，他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初露作为哲学家的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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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170621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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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我是在一定背景下提倡国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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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高中时，我就幻想自己将来能当一名哲学家，推动中国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但到1949年后，我的这种幻想逐渐消失。当时，我与几乎所有学习、研究哲学的学生和教师都认为，自己只能做一名‘哲学工作者’，而只有政治上的领袖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才能做哲学家，而且他们一定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哲学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两方面：一是解释伟大领袖们的哲学思想；另一个是批判继承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而后一方面又往往是对古代哲学家做一些定性分析，或者是唯物主义或者是唯心主义，或者是进步或者是反动，等等。我在1957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写的文章大多是这样的。”汤一介先生曾这样夫子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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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汤一介违心地批斗过别人，也被别人批斗过。他像坠在云雾里一样完全没有了方向。等到1978年改革开放，汤一介已51岁。“严格地说，我是20世纪80年代才走到学术研究的正轨上来的。”说这话时，除了谦虚，汤一介内心必然是五味杂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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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汤一介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他的写作活动进入了喷发期。百余篇文章，7本书（其中3本中文论文集、1本英文论文集）一股脑全都写了出来。他要求自己“不再写违心的、应景的和教条式的论文”。他曾对笔者说：“‘文革’给了我非常深刻的教训，‘文革’后，我总结了一条教训就是：我今后不能听别人的，得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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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从魏晋玄学上开始了学术突破。这是他熟悉的领域，他的父亲汤用彤在此有未竟之志。“因为他没有写完关于魏晋玄学的书，我就从这方面突破。魏晋玄学家一代一代传下来，每位玄学家都会留下来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下面的玄学家来解决之前的问题，又留下新的问题，所以哲学才有前进，我们才可以找出魏晋玄学的内在逻辑，发展道路。我就选择了这样一个角度来考虑魏晋玄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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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汤一介提出“真、善、美”的问题，认为可以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来对应和说明中国对真、善、美的看法。后来他受到学者余英时的启发，又研究儒、道、禅的“内在超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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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针对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汤一介提出了“和而不同”，他说道：孔子的这一思想，是否可以为文明共存提供某些思想资源？他主张未来世界的潮流是文明的融合，而非冲突。后来，他又提出“新轴心时代”，关注解决当代文明遇到的问题，认为中国、印度、欧洲的“复兴”很可能预示着“新轴心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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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曾在他的学术自述中说：“我是最早提倡国学的，但我是在一定的背景下提倡国学，即在全球意识观照下提倡国学……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国学，很可能使中国文化再次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之外。”一直到生命最后阶段，他还在思考文化中的“普遍价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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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170621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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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之后100年不会有人来超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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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让中国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是汤一介的毕生之志，那么《儒藏》就是他晚年最后的梦想。每出版一本《儒藏》，汤先生就会把它排在书架上，在他生前，已出版100册。藏蓝色的封皮，烫金的字，似乎还散发着先生抚摸过的余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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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起，汤一介就希望编纂《儒藏》典籍。《儒藏》全本将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3000余种，330册，约10亿字，计划于2025年完成，规模将超《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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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曾质疑，清代纪晓岚编纂的《四库全书》，除去佛、道、韩、墨等内容，其实就是一部《儒藏》，何必劳民伤财去编新的？汤一介认为，《四库全书》错漏不少、体例不符、使用不便、收录不全，所以《四库全书》是清代学术一个标志性的成果，但绝非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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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际上通常用的《儒藏》是日本人排印的《大正藏》。一贯谦虚低调的汤一介曾自信地宣称：“我的标准是，我编了《儒藏》之后100年不会有人来超过我，而且世界上通行的儒学研究的本子就是我这个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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