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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再也没什么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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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汤一介先生和妻子乐黛云都要照一张合照,而今后,他将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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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和乐黛云相识于北大求学时。乐黛云介绍一本书给他读:《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我读了之后,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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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曾有过艰难岁月。1958年,乐黛云被打成“右派”,汤一介给系里打电话为她辩护。在遭到“警告”后,他仍然坚持每周与妻子通信,并在信封上端端正正写上“乐黛云同志收”几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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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在“文革”中成为“黑帮”,白天遭批斗,晚上被关在一座楼里写检查,仍然戴着“右派分子”头衔的乐黛云,顶着随时被抓的风险,毫无畏惧地坐在楼下的石阶上一直到深夜,等汤一介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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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说:“我在性格上比较温和、冷静、谨慎,兴趣窄,不敢冒险,怕得罪人。而乐黛云的性格则是热情、冲动、单纯,喜欢新鲜,不怕得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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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则说:“汤一介做事情一板一眼,自己很累,看别人做不好也担心。他想得多,总是很忧心,不像我,做不好也就不遗憾了。汤一介知识很广博,却几乎没什么其他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应酬,喜欢听的歌也是那几首,喜欢看的就是几部好莱坞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知心朋友也就是几个。他是个恋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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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时,夫妻俩一个为《儒藏》编纂工作不必要地忧心忡忡,另一个却面对屡经催稿仍不能按期交付的《比较文学一百年》“处之泰然”。这出自他们不同的性格,倒也“辉映成趣”。他们结婚几十年来,历经坎坷,却不离不弃。汤一介曾说:“再也没什么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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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里有一段话,年轻时汤一介就曾背得滚瓜烂熟:“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得罪了谁,那么就请你们原谅吧!我使谁快乐过,那就请你们不要忘记!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的心里不要唤起悲哀,这是我给你们的遗嘱……”先生的一生,亦是如此。(撰文:陈志明 谢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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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杜维明:奥运让文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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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杜维明(1940— ),出生于昆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至今。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化为中心,被称为国际汉学界和新儒家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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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北京论坛都不会缺少杜维明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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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北京论坛都不会缺少杜维明的声音。2007年他以“人文奥运”为主题的演说提出了令人眼前一亮的视角——希腊文化和儒家文化有截然不同的价值核心,这两种文化碰撞到一起怎样在差异中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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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年前,杜维明就预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潮,并开始在中国大陆开展儒学研究和教学。过去的十几年里他奔走于东西方之间,谈经论道,以至于很多人把他视为东方文明与西方世界、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的信心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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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没有人要学儒学,你50年后再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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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的人生轨迹一直在东、西方之间转换。在西方,他要面对的是中西文化融合的问题;在东方,则是新旧文化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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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作为加州伯克利大学历史系教授,杜维明回大陆做学术交流。这是他9岁随父母到台湾后第一次回到大陆,时光流去29年,故乡早已是另一番天地。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文化界还没来得及休养生息,儒学在大陆几乎成了“绝学”。杜维明待了一个月,心里渐渐起了念头:要在大陆为儒学做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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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十多年中,杜维明一直在美国用英文向西方世界传播儒家文化。他越来越意识到,儒家文化如果不能在中国大陆发展起来,就不可能在全世界形成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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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国致力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念,整个文化界也处于思想解放的高峰。但那时知识分子更追捧外来的新思想,对儒家文化的研究并不重视。1985年,杜维明在北大开设儒家哲学课,有人却告诉他:中国正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人要学这个,你应该50年后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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