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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外圆内方的才女：“她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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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杨绛一家三口乘坐海轮，从欧洲回国。她与钱锺书都晕船。一次大风浪中，杨绛突然悟出不晕的办法：船身倾斜厉害，舷窗外，一会儿全是水，一会儿全是天，波动幅度大，人自然会晕；她教钱锺书，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让自己随着船倾斜，这样永远头在天之下，脚在水之上，不波动了。钱锺书照做，果然不晕了。他说：为人之道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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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后，抗战、内战、“文革”、改革开放……每一次，杨绛都拿出了当年“不晕船”的见识，适应环境，但并非与世沉浮，而是暗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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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喜剧：既为生计，也是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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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杨绛在工部局北区小学当老师，得坐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上班。电车驶至黄浦江大桥，乘客排队步行过桥，并向把守桥头的日军鞠躬，杨绛不愿行礼，往往低头而过，侥幸没被日军注意到。后来，规矩变了，不叫乘客下车，而是日本兵上车检查，乘客全体起立。有一次，杨绛起来得慢了，被日本兵觉察。日本兵见她低着头，走过来用手指将她的下巴猛地一抬。杨绛大怒，喝道：“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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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上顿时鸦雀无声。日本兵对她怒目而视，她不能“挑衅”对视，只好气冲冲地瞪着车窗。相持了一会儿，乘客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日本兵终于转身下车，还几次回头看杨绛。杨绛保持原姿势一动不动。车开动后，乘客们像死而复生一样，议论纷纷，杨绛的同事说：“哎哟，你吓死我啦，你发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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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半晌没有开口，第二天，她就换了一条远路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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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多面临生活的艰难，一部分人在利诱之下做了汉奸，另一部分坚持抗日的过着颠沛流离、入不敷出的生活。前者杨绛绝不会做，后者杨绛又不能做。钱锺书是书生本色，不擅生计。为了让钱锺书和女儿过稍微体面的生活，她当过中学校长，给富商小姐做过家庭教师，也做过小学代课教员。1943年，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北区小学，杨绛立即辞职。家里没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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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时，陈麟瑞、李健吾请他们夫妻俩下饭馆，这两人都是写剧本的，鼓动杨绛也写一出戏。杨绛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就是班上的笔杆子，听好友一说，心动了，很快编了个故事。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讲述了一群“上流人物”的下流品性。女孩李君玉因为失去父母前来投靠亲戚，却遭到各位舅舅的排挤，最终得到了舅公的爱怜，认作孙女，继承遗产，让等着舅公遗产的舅舅们都落了空。杨绛觉得故事的结局可谓称心如意，便取了个标题《称心如意》。这就是她的处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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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李健吾高高兴兴地打来电话：“你的剧本被黄佐临看中了，马上排演，就要出广告了，你用什么名字？”杨绛的本名是杨季康，她不敢用本名，怕出丑，忽然想起家人说快了，会把“季康”叫成“绛”，就回答李健吾：“叫杨绛吧！”1943年，黄佐临执导、李健吾客串舅公的舞台喜剧《称心如意》上演，大获成功，红遍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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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问题就此解决了。杨绛请朋友们吃了一顿馆子，自己家里也能吃上酱鸡酱肉，六七岁的女儿钱瑗已经“三月不知肉味”，高兴得吃完了肉又找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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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一鼓作气，1943年接着写了《弄真成假》，1944年又写了《游戏人间》，都是喜剧，政治色彩很淡，巧妙地避开了日本人的干预和压力，又能让人发笑，用笑声“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精神”。李健吾毫不吝啬地赞美好友，在喜剧文学里，“第一道里程碑属诸丁西林（代表作是《一只马蜂》），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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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翻译：留在祖国，避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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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杨绛和钱锺书就决定留在祖国。“那时候他们有很多走的机会。联合国教科文会议第一届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朱家骅，请钱锺书先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还想见杨绛先生，但杨先生不见他；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想安排钱先生去台湾大学教书，杨先生去台湾师范大学教书；牛津大学的朋友也来信，邀请他们去英国。”郑土生向笔者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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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钱锺书复信牛津同窗：“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结连在一起的。”杨绛后来回忆道：“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等待期间，杨绛还轻松愉快地和钱锺书游了一趟杭州，甜如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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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24日，杨绛一家三口登上火车，前往北京，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外文系工作。钱锺书教大二英文、西洋文学史和经典文学之哲学。按照清华的旧规，夫妇不能同时、同校任正教授，杨绛就做起兼职教授，讲《英国小说选读》，后来又加了一门翻译课。她自称“散工”，不参加系里的会议；又借口教课，不是家庭妇女，也不参加妇女会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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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这样做，是为了省下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同时也有个妙处，避开了一些政治场合。杨绛在东吴大学读的是政治系，“但是我却成了一个不问政治而且远离政治的政治系毕业生”。1950年以后，她教的小说选读、诗歌和戏剧被视为三大“危险课”，她的朋友袁震是中共党员，对她说：“老一套（教法）不行了，我来教教你。”杨绛答，老一套不行了，她也不想教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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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杨绛得偿所愿，和钱锺书都分到新成立的文学研究所，“我们当然愿意研究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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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之初，郑振铎、何其芳分别担任正副所长。研究员只有寥寥几人，钱锺书、杨绛、余冠英、罗念生、缪朗山、贾芝等，他们被称作“老先生”。杨绛刚过40岁，对这个称呼很不习惯，后来这位“政治系毕业生”就琢磨明白了：“老先生”是对“老朽”的尊称，跟“同志”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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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属于外文组（今社科院外文所）。说是外文组，其实最初只有一个英文组，除了“老先生”，还有三个“年轻人”：朱虹、徐育新、杨耀民。如今，朱虹是“年轻人”里唯一的健在者，她向笔者回忆道：“第一次见杨先生，她温文尔雅，说话细声细气，对年轻人很和气；皮肤特别白，总是穿得很整齐。”朱虹记得：“当时，其他‘老先生’基本都是二级研究员，唯独把杨先生评为三级副研究员。我们私下议论，觉得不公平，可是杨先生不在乎，她一点都不看重这些虚名。”杨绛翻译了一首英国诗人蓝德的四行短诗，简直就是她的心声：“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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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虹觉得，杨绛那时候在翻译上就属于“独树一帜者”。“当时文学研究所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观点。杨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大框架下，从‘体裁’出发选择自己关注的作品，比如她翻译的《小癞子》，属于‘流浪汉小说体’。她没有从‘题材’选作品，比如翻译工人运动题材。这就真是走在很多人前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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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杨绛接到翻译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著名骑士小说《堂吉诃德》的任务，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精通英语、法语的她找来五种英法译本，仔细对比后，觉得译本代替不了原著。于是一年后，47岁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文。此时，“大跃进”开始，学术界搞起“拔白旗、插红旗”，把反对浮夸风的知识分子当作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白旗”。杨绛和钱锺书的一些学术论文都成了“白旗”。杨绛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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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衡巽就是在这时从北大西语系毕业，分配到文学研究所，有一段时间成为杨绛的学生。他告诉笔者：“早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曾问朱光潜先生‘谁的翻译水平最高’，朱先生说：‘诗歌翻译数卞之琳最好，理论翻译我算一个，散文翻译数杨绛最好。’我分到所里之后，杨先生负责带我，我真正看到她翻译的认真。钱锺书先生也很推崇杨先生的翻译，按钱先生的标准，她在翻译上达到了‘化境’，既神似又形似，就是出神入化的‘化’，这在翻译上是非常难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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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批斗：“怒目”之余，还有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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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政治就像海上的大风浪，避也避不开。到了这时节，“年轻人”眼中“和颜悦色、温文尔雅”的杨先生，就会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了。但和多数人不同，杨绛是一种智慧的、带着点儿幽默的“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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