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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还有好些有意思的人和事在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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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前半生的跌宕曲折,马识途现在的生活很平静。他在成都已生活了几十年,曾担任过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作协名誉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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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6点半,马识途起床听广播,早饭后在阳台的健身器材上锻炼半小时,扭扭腰、蹬几圈自行车活动活动腿。上午读报、看书、练书法或写作;下午休息、会朋友;晚上临睡前记日记,或长或短,总要写点,这个习惯坚持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马识途的书斋名叫“未悔斋”,来自屈原那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74岁时,老人放下握了多年的笔,改用电脑创作,十几年下来敲出了上百万字。年过九旬,他还根据亲身经历完成了《在地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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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马识途在四川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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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识途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敢于说话,敢于说真话。他曾经感叹说,当年的“蜀中五老”(四川地区的五位文人,其他四位分别是巴金、沙汀、艾芜、张秀熟)只剩下自己一个,他总是会想起以前的故人们。“假如说鲁迅是中国的脊梁,我说巴金就是中国的良心。巴金送了我一本书,我回了他一本书,写上:这是一本学着你说真话的书,过去我说真话,有时也说假话,现在我在你的面前说,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将付出什么代价,哪怕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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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让子弹飞》开拍前,姜文曾经去四川探望马识途,马识途当时就说,他很高兴姜文能拿自己的小说去拍电影,也很欣赏姜文的才气。他对姜文说:“你想怎么改编,我都不管的。”片子一上映,马识途在第一时间看了川话版本。他评价了四个字“威武雄壮”,还写了一首打油诗,专门送给了姜文,可见老先生的欣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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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马老的身子骨还不错,但听力和视力已大不如前。他现在的愿望,就是想完成《夜谭十记》的续集,他说还有好些有意思的人和事在脑子里。“只可惜我现在精力大不如前,看东西很费力,没有办法再写小说了,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还没讲完,可惜啰!”(撰文: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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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金庸:另一支笔写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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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金庸(1924— ),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曾任报社记者、翻译、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演,等等;1959年在香港创办《明报》,出版报纸、杂志及书籍。1993年退休。先后撰写武侠小说15部,广受当代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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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金庸先生的大名,华人世界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知其本名“查良镛”的读者想必要减去一半,至于他的另一个笔名“徐慧之”,估计连资深“金粉”都要茫然问句:“是谁?”2014年,90岁的金庸在大陆出版了一本旧作集结的新书——《明窗小札1963》,里面收录的就是他以“徐慧之”为笔名发表的时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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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是香港文化人对金庸先生文字生涯的生动概括。不过,金庸先生以小说构建的江湖实在太强大了,以至于真实世界里的“江湖论剑”反倒被忽略。时隔半个世纪,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得以看到岁月风烟中另一个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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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同时扮演四个不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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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窗小札》是金庸先生为《明报》专门开设的一个栏目,内容以国际政局分析和时评为主。这个专栏从1962年12月1日开始,直至1968年10月30日,除了1967年曾经中断约五个半月外,几乎每日一篇,间或遇到金庸先生公务繁忙或出差在外,该版面的位置会刊登其他的文章填补空缺,但都不标明属于《明窗小札》专栏。此次结集出版的《明窗小札1963》,即收录了金庸于1963年在《明窗小札》发表的专栏文章,之后还将陆续出版其余年份的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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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于1994年有幸来到金庸先生身边工作,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收集、整理和编辑他的文字数据,尤其是小说创作、翻译、艺术评论、社评,以及艺术性和政论性的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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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亲笔书写了当时他所使用的笔名交给我,嘱我到香港中央图书馆和各大学图书馆查找收集。就此,我曾在《编辑手记》中谈到“历史的遗憾”,最主要是:其一,原版报纸的残缺,造成金庸专栏文章残缺不全;其二,报纸本身缺失,有的甚至整个月的报纸不见踪影;其三,由于铅字排版油墨印刷等原因,造成部分文字模糊,难以辨清;其四,金庸先生对写作十分投入,笔耕甚勤,但对于留存底稿,或是重新抄写一遍历来都不太重视。目前所存大多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由秘书负责保留的,至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几乎都无法寻到。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当时是用铅字印刷,金庸先生每天写好文章后,就交给排版的工人,当铅字版排好可以送去付印之时,那手稿大多已皱到难以辨认,也就没有保留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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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借着收集金庸先生的文章,倒是对他武侠小说以外的文字,有了颇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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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40年代第一次求职到杭州的《东南日报》担任翻译开始,金庸先生就与文学创作和新闻写作结下不解之缘,他所翻译和撰写的文字数量之巨,迄今尚难统计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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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到1953年,金庸先生在香港《新晚报》主持副刊版《下午茶》,同时负责翻译、撰稿、编辑及主持专栏等各项工作。比如,他翻译了美国著名记者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共341则)等文,还曾以“姚馥兰”和“程子畅”为笔名撰写过《馥兰影评》《馥兰影话》和《子畅影话》三个专栏,几乎是每日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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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至1958年,金庸先生在香港《大公报》主持副刊。这期间,他以“萧子嘉”为笔名撰写《每日影谈》专栏;以“姚嘉衣”为笔名负责《影谈》的撰稿;以“子畅”为笔名从事翻译;以“林欢”为笔名撰写艺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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