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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屠呦呦：非常诺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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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屠呦呦（1930— ），生于浙江宁波。药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1971年首先从黄花蒿中发现抗疟有效提取物，1972年分离出新型结构的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2011年9月，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2015年10月，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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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屠呦呦：非常诺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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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像神话里的魔法杖，所指之处，冷板凳变成烫手热，小众的科学家转眼街知巷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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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改变了。八年前，笔者与她相识时，她的家是京城一隅平静的书斋，几无访客，偶尔登门的记者得从“什么是青蒿素”这种扫盲级问题开始采访。当时的屠呦呦有充裕的时间耐心讲述，攀高俯低打开一格格的抽屉，拿出一沓沓的资料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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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获得诺奖后，屠呦呦的家里日日贵客盈门。蜂拥而来的中外记者在楼梯口一边等候一边高谈阔论青蒿素的发现史。访客们个个喜气洋洋，85岁的屠呦呦反倒表情严肃，言简意赅。她的先生李廷钊代行话务员和接待员之责，不断向来客解释：“实在太累了，实在没时间……抱歉，请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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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热闹来得太急太欢，以至于大家都没留意到一个细节——诺贝尔奖评委会还找不到屠呦呦。当屠呦呦从电视上知道自己得奖时，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评委会的新闻官见到笔者，立即拜托道：“你能帮我们找到屠教授的联系电话吗？”第二天上午，评委会常务秘书终于打通了屠家的电话，亲口告诉她授奖决定，并邀请她12月赴瑞典参加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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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往日的寂静到今日的喜庆，中国人的诺贝尔科学奖情结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然而科学本身应是寂静的，一场场“寂静的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更何况屠呦呦走的是一条比其他科学家更寂静的路。40多年前，她在“文革”中埋首实验室；40多年来，“出国热”“博士热”“院士热”“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的缩写，是科技文献检索系统，其收入量是中国科学界重要的评定依据）热”里都没有她。青蒿素是一份来自特殊年代的礼物，循着特殊的路径，把屠呦呦带入诺贝尔奖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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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项目中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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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在发动针对越共的“特种战争”四年后，美国终于坐不住了，开始直接派美军前往越南参战。在越南的热带丛林中，交战双方饱受疟疾折磨，装备落后的越共军队更是苦不堪言。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专家张大庆告诉笔者：“当时越南共产党向中国求援，希望中国帮助他们研制抗疟药物。为了支援越南，也为了消除中国南方存在的疟疾疫情，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指示，以军工项目的名义紧急启动抗疟新药的研发。这意味着，研制新型抗疟药不再是单纯的科研工作，更是一项政治任务。”1967年5月23日，国家科委和解放军总后勤部等部门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制订了研究计划。“为了保密，就以‘523’作为任务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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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过去了，“523”任务进展并不顺利。“医学研究作为高端的科学研究，需要专业的精英人才。但是在‘文革’期间，许多医药领域的专家都被打倒了，正蹲在牛棚里。”张大庆说。在这种情况下，“523”任务四处寻找年轻的研究人员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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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年初，“523”任务的负责人来到中医研究院（现中医科学院），希望能得到科研支持，39岁的屠呦呦也参加了会谈。中医研究院在接受任务后，很快成立了课题组。“屠呦呦当时很年轻，在单位属于第二代科研人员，但科研能力受到广泛认可。”与屠呦呦共事多年的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姜廷良告诉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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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式进入军工项目“523”任务之前，屠呦呦遇到了些许波折。政审时，有人提出屠呦呦亲戚中有海外关系，不能参与机密项目。好在屠呦呦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在防治血吸虫病的研究上取得成果，还曾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于是负责的领导以此为证，批准屠呦呦加入了项目，还担任了课题组组长。“有人叫屠先生‘三无科学家’，调侃她没有国外留学经历。在那个时代，她要真留过学的话，也就进不了这个项目了。”张大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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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引起疟疾的疟原虫已经对原有的药物产生了抗药性，导致原有药物效果不佳，因此屠呦呦的主要任务是寻找新药。姜廷良对笔者说：“接受任务后，屠呦呦整理历代医药书籍，请教老中医专家，还仔细查阅了各地群众的献方。在此基础上她精编了包含640个方药的《抗疟方药集》。”后来，屠呦呦被派往海南疟区工作了一段时间。在疟区的临床试验中，她发现研究人员之前关注的胡椒并不能根治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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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中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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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屠呦呦开始整理先前的研究思路：历代医学典籍中经常提到青蒿能有效治疗疟疾，为什么在试验中效果不佳？“从1969年1月开始，我们的研发工作经历了380多次试验、190多个样品。其实我们很早就注意到了青蒿提取物的作用，但后续的实验结果显示，青蒿提取物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只有12％到40％。我们分析，抑制率上不去的原因可能是提取物中的有效成分浓度太低。”屠呦呦对笔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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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沉下心来，重新翻看一本本中医古籍。当她读到东晋医药学家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时，其中的一句话引起了她的注意——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回忆道：“当时我就想，这书里说的为什么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原来里面用的是青蒿汁。后来顺着这个思路，改在较低温度下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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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屠呦呦用过乙醇等物质做实验，没有成功。后来，改用乙醚冷浸法进行，效果有了明显提升，这证明低温提取是保证青蒿提取物效果的关键所在。1971年10月，在第191次试验中，屠呦呦发现提取物对疟原虫实现了100％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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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行人看来，改用乙醚提取这微小的一步就是关键，似乎青蒿素的发现也没有想象中难。事实远非如此。当换了一批青蒿时，试验效果又出现了反复。屠呦呦回忆：“不同品种的青蒿效果并不相同，而且只有青蒿叶子里才有青蒿素。因此只有找对了青蒿品种，选准了采收季节，才能从叶子里提取出青蒿素。取得这些进展，也是经历了很长的研究过程。”当时的科研条件非常艰苦，很多药厂都停产了，提纯熬制设备紧缺，屠呦呦等人只有采用土办法，把大量青蒿叶收集起来，用乙醚泡，再回收乙醚。屠呦呦的先生李廷钊至今记得，她当时回家总是一身酒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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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屠呦呦在抗疟药研究内部会议上报告了她的研究成果。后来，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将其命名为青蒿素。著名医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戈尔斯坦曾说，“发现和发明是生物医学进步的两条不同路径”。青蒿素诞生，屠呦呦完成了发现，下一步便要着手发明，也就是将青蒿素用于临床试验，转化为治疗疟疾的有效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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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首先要制备大量的青蒿素。屠呦呦买来盛水大缸当提取锅使用，所有工作人员都要三班倒，周末也不休息。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副所长朱晓新向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形：“由于每天要接触大量乙醚，乙醚又会对身体多个系统产生损伤。当时的实验室防护很差，再加上通风条件不好，屠老师一天工作下来时常头昏脑胀，还因此得了中毒性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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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提取物出现了疑似的毒副作用。有人认为还必须对提取物反复试验，确保无毒后才能上临床。屠呦呦于是要求自己试药，并且后果自负。朱晓新说：“当时任务紧急，屠老师希望快速验证青蒿素是否有效。再加上疟疾是季节性疾病，错过发病季节，研究就得耽误一年。这么做虽然也是无奈的选择，但她的科学献身精神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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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领导同意后，屠呦呦和课题组的另外两位同事一同在自己身上做起了试验，最终三人都无大碍。今天提及此事，屠呦呦的先生李廷钊很平静：“人家抗美援朝还志愿牺牲呢，吃药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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