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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蔡旭：大跃进“小麦王”的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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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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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期知名小麦育种专家蔡旭出任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主任，他为人低调，忠于职守，长年出没在小麦试验田里。北京市高校党委会1953年4月一份内部工作报告中客观评价他：“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凭着出众的选种专业能力，他选育的优良品种直接让广大麦农受益，让土质情况并不良好的华北地区的小麦收成有了保障。据1957年3月北京市高校党委会评估，他培育的品种已经推广到1700万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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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农业大学党委一直把蔡旭视为“和党有距离”的思想落后教授，使用时暗地里控制，借着几次思想运动杀他的学术威风。有一任党委书记曾经极为蔑视地说，蔡旭能育出好种，就是碰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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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掀起学习苏联教学大纲的热潮，学校里团员教师认为，在学习苏联教材后教授们也同样很多地方也不懂，也需要从头学起，在苏联教学大纲面前，大家一律平等。他们提出：“有了苏联专家，我们是否还要向旧教授学习？”蔡旭在那段时日积极参与小麦选种，从试验结果看，他负责的小麦品种比华北农科研究所还要好一些，已被华北农业部门采用。但在苏联专家占话语优势的情况下，整个环境带有极强的政治歧视性，他的处境孤零、失重，内心的失落感是颇为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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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米丘林派和莫尔干派之间相争抹上政治色彩后，蔡旭和另一位知名玉米选种教授李竞雄被校方列入莫尔干派，认定他们虽然不敢公开反对米丘林学派，暗中却十分抗拒。有趣的是，蔡旭反而说自己这一套就是米丘林派。校方不认可蔡的表态，采取了变相封杀的一系列措施。农学系掌握实权的党员副主任姜秉权跟系里青年团员教师说：“他们改造起来很难，就是改造了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他们除了错误的观点外，就没有什么技术。批判后说是从头学起，和一个学生差不多，改造他们又费劲，不如培养新的。”姜秉权不愿让蔡旭教书，让讲师刘中宣去教蔡旭所开的课，变相停了蔡旭的课，而刘中宣过去因故被管制，刚解除半年，就因为刘向系总支高调表示学习苏联而被姜秉权选中。（见1953年4月18日市高校党委《高等学校党团员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在当时还不算严厉的政治环境中，蔡旭在政治、业务上竟然不如一个曾被管制的年轻讲师，此举招致系里不少教员的不满和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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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春著名遗传专家、蔡旭的前任李竞钧不堪重压悄然去国不归，此事波及海外学界，议论多为负面，令中共高层震怒。在毛泽东、周恩来直接过问之下，把领导方法粗暴的农业大学党政一把手、延安时期农业领导者乐天宇调离。“乐天宇事件”本是纠左性质，情理上学校后任领导应引以为戒，但后任几届领导都带有天然的极左倾向，对高级知识分子多采取高压管控的措施，有的做法甚至比乐天宇还过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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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文化人出身的华东局施平从上海调来北京，出任农业大学副校长，后任党委书记，他做事平稳，形象相对谦和，一到校颇受教授们的认同。蔡旭、李竞雄、沈其益三位校内著名右倾教授到了施平家中诉苦，一一细说党总支压制打击的具体事例，谈到深夜十二点，三位教授都流出眼泪。1959年11月反右倾运动中，已不获上级信任的施平被迫做检查报告，在11月29日第四次检查报告回忆当时情景：“我一到校，受了资产阶级教授的包围、哭诉……他们三人在我家谈到深夜，三人都哭了，把我的心都哭软了。我认为办学校靠教授，把这些人搞翻了，我很恼火，要整党总支这些同志。这场斗争使进步力量受到很大打击，得到教授喝彩。”（见1959年11月29日市委大学部简报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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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平让农学系总支姜秉权向教授们承认错误，党总支要请求处分，公开检讨。但系总支始终不愿向教授们承认犯了原则性错误，施平总是觉得不满意，但也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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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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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六十年代，在北京高校存在一个长久现象，就是凡是对教授有诚意、有相助之心的党委书记，往往最后总被视为“右倾”而落难，政治结局都不是太好。农业大学在北京是一个“左祸”厉害得出名的单位，施平做了几年书记就难以为继，逐渐控制不了学校大局。他与知识分子交好的温和举动不被上级喜欢，1959年底在反右倾运动中挨批时，他自己检讨说：“在学术上帮资产阶级教授吹嘘，替他们争地位、争待遇，使他们改造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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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施平的到任及带有温和性质的施政，改善了蔡旭原本的困难处境，党委宣布从学术上给他摘掉了“反动”帽子，肯定了他科研成绩，安排他任市人民代表和系主任，使他解除了多年的困扰和顾虑，工作热情一度很高，并且提出入党的要求。在一份名为《农大教授蔡旭的思想是怎样进步的》的内部文件中，具体写出如何促使他进步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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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旭原来是一个思想比较落后的教授，和党也有距离，经过党的工作和深入农村联系实际进行科研的结果，思想上有了较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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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生产实习以前，都向他反映学生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帮他分析研究，然后由蔡向学生作思想动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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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他到外校参观，他在参观东北、西北、山东等农学院之后，感到很有启发。回来后就提出要教师们创造直观教具，准备开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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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反运动中派他做小组长，领导上有事就找他商量，教育他擦亮眼睛，划清敌我。（见1957年3月20日市高校党委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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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种思想性的“进步”只能是短暂的，一逢剧烈的外在运动就根本无法持久。1958年大跃进运动深入之后，蔡旭就吃力地跟不上，从开始的迷糊到最后的怀疑，行动消极，再次被校党委树为“思想落后”的典型。此时发生了闻名全国的“小麦王会师”事件：在一次跃进交流会上，作为“学堂小麦王”的蔡旭对会上推介的丰产经验再三挑剔，气得被称做“农民小麦王”的河南固城县一位劳模要他去那儿种五亩试验田来比个高低。市高校党委办公室杨朝俶1958年7月15日发自现场的报告称，蔡旭不愿去打“擂台赛”，对此昂然回答：“我只管总结经验，不管种试验田。”杨朝俶在报告中认为，这与哲学教授冯友兰所谓自己是足球教练，不管踢只管教，以维持自己的臭架子是一样的思想。（见1958年7月15日杨朝俶致高校党委常委《关于当前科学工作、科普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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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王会师”事件影响颇大，康生、陈伯达多少怂恿、鼓动蔡旭去应战，连毛泽东都来打听此事的由来和结果。中共高层领导经常拿此做话题发议论，有的甚至编排小故事小场景，多有浓烈地嘲笑教授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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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旭对报上登载小麦亩产3530斤的记录是不相信的，当别人征求他意见时，他明确地表态：“对这点我尚有怀疑。”6月17日他接到一个毕业生徐宗贤的来信，说自己在河南看到所谓双千斤的丰产纪录是假的，只有八百多斤。他看后更认为丰产纪录是不可靠的。作为有经验的“学堂小麦王”，他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从湖北谷城参观回来后悄悄地对助教说：“在外面看了半天，千斤还是在我们这儿。”这让农学系党总支书记、后任学校党委副书记吕恒甲颇为恼火，在1958年7月市委教育会议发言中指名批判蔡旭的“狂妄无人”，高调指出：“总之资产阶级教授是不相信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反过来自己则很骄傲的。”（见1958年7月吕恒甲发言稿《坚决贯彻中央的教育方针，彻底改变农业教学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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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恒甲在发言中指责蔡旭保守思想严重，不是力争上游，而是甘居下游。在搞丰产田制定指标和措施时，催促报小麦丰产田指标，蔡旭起初只提每亩750斤，后来参观了外面大跃进火热场面，回来后只是提高到1000斤。再让报第二年指标，蔡旭只肯提每亩1600斤，再不肯往上提了。后来中国农业科学院公开向他挑战亩产8000斤，他吓了一跳，无奈之下被迫应战，只好跟着说搞8100斤，仅仅比别人多100斤，这让校方大为不快，在党总支的再三逼迫下又涨到8500斤。紧接着青年教师出马高喊要搞万斤，目标直指名教授。蔡旭万般棘手，也只能极为勉强、配合式地表态说也要搞万斤。蔡旭等一些教授知道这种“放卫星”的方法不讲理，背地里忧心忡忡地议论道：“现在农民及青年教师提出的许多指标不过是说大话，没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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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大党委最为炫耀的是，“部分青年教师职员搞了一块白薯丰产田，连夜突击深耕三尺，施肥七层，每亩施底肥七万斤，做一尺五的高垅，密植，每垅种六到八行（一般垅只种一行），每亩插白薯秧一万七千株，预计亩产五万斤。”一亩能插白薯秧一万七千株，简直让人下脚都很困难了。这种忽视种植规律、近乎胡闹的浮夸行为，居然作为先进经验速报到中央高层，这些令人晕眩的数字是会让高层欣喜不已的。而有田地经历的蔡旭自然能感受到其中的症结所在，他的担心、怀疑只能私下嘀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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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党组织认为蔡旭在制定技术措施上也是极为保守的，他们不知通过什么方式计算和衡量，一口咬定蔡旭所定万斤指标小麦需要的技术措施只能打9000斤小麦。别人提出应当是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应当有两本账，应当按第二本账制定措施。而蔡旭则主张第二本账应当比第一本账低，这样才稳妥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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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上去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时代，蔡旭勉强度日，应付了事，行事这样不适宜、不合拍，自然招致学校党委的强烈不满，把蔡旭怀疑高产卫星田与俞大绂怀疑水稻高粱杂交品种成功、李竞雄认为丰产田没有研究价值，同列为农业大学大跃进运动中“思想落后反动”教授最为典型的三大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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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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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教领导小组副组长康生1958年7月1日、3日晚两次参观北京高校跃进展览会，几次针对农业大学发表意见。他说，农业大学学生应该做到亩产3000斤，达不到就不能毕业。教授级别也应该这样评，亩产5000斤的一级，4000斤的二级，1000斤的五级。他特别点了蔡旭的名字：“现在农民对农业学校将了一军，农民亩产5000斤，农大赶不上，就坐不住。蔡旭不变，教授就不好当了。有人将军，有对立面就好。”（见1958年7月4日北京市高校党委《高校动态简报》第3期）康生在这里暗示，蔡旭如再不跟上火热的形势，可以以落伍者相待或自然淘汰，可以作为对立面的典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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