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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死袁世凯的三个倒戈心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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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2月，袁世凯悍然宣布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总统府改为新华宫。1916年6月6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忧愤病死于举国声讨声中，时年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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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袁世凯的真正死因，历来有不少说法，比较权威的说法是气死说。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74期上有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的文章《我的父亲袁世凯》，上载其父死亡的真正原因：“内外交攻,气恼成病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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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那些人气死袁世凯的呢？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说：“袁世凯最后服下了一帖二陈汤以致送命，这3个人对他宣布独立是他所料不到的，因此活活气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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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汤”所指的三个人物，是陈树藩、陈宦以及汤芗铭。他们原是袁的心腹，曾出谋划策拥袁上“金銮殿”，后来在全国人民一片讨袁声中，袁世凯陷入绝境。他们见大势如东流，就倒戈反袁，分别在安徽、四川、湖南宣布独立。这一举动，使袁世凯更感到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不久便抱病命归黄泉。“二陈汤”恰成了袁世凯的“送终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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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5月22日，陈宦通电，“代表川人，与项城（袁世凯是河南省项城县人，所以又称袁为袁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此构成袁世凯的一贴催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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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宦既是袁世凯在西南倚重的将军，又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把兄弟，私人感情甚笃。当袁世凯派陈宦带兵入川时，陈宦在行前向袁世凯用的是臣见皇帝的礼节，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并对袁世凯说：陛下登基称帝时，臣远在四川可能不能亲自参加，因此提前向你行礼，而后又学着喇嘛叩拜活佛的最高敬礼,“三嗅项城之足而退。”（见《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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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袁世凯对陈宦感觉良好，陈既是亲信又是帝制的忠心拥护者，用陈宦坐镇成都“谓西南可无事”（见《太炎先生自定手谱》）。当袁世凯接到陈宦宣布四川独立的电报后，竟半日不语，袁世凯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陈宦的叛离，最使他恼火。袁世凯称帝最终失败，和陈宦关键时刻的倒戈有绝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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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初见陈宦时，就曾说过：“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第二日，此语传遍京师，人初以为太炎偏执，后乃服太炎神慧。有趣的是，章太炎先生死后，陈宦常对人追悔说：“太炎殁，世间无真知我陈某者。太炎真知我，我也真知太炎。彼陆建章谓得太炎一篇文字，胜过十万兵马，犹轻视太炎耳，我则谓太炎一语，足定天下之安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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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宦通电反袁一周后的5月29日，袁世凯倚重的湖南将军汤芗铭宣布湖南讨袁独立。当初汤芗铭是鼓吹帝制最得力的一位地方要员，他在湖南招募一批文人才子，把他们软禁在一个豪华之所，院中备有名酒名烟以及妓女。让这帮人伪造湖南人民拥戴袁大总统为皇帝的劝进书，用工整的蝇头小楷誊写，文尾注上“湖南靖武将军臣汤芗铭谨奏”字样。然后放进金丝楠小木匣中，派特使专程晋京。就是这样一位铁杆亲信，在关键的时刻也举起了反袁大旗，袁世凯对其的懊恼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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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宦与汤芗铭先后宣布独立并讨袁的期间，一直效忠于袁世凯的陕南镇宁使陈树藩公然驱逐袁世凯任命的官员，并于5月26日宣布陕西独立，讨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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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君子”、“二陈汤”，都是中药的两个汤头名。对联作者将之巧妙地镶嵌在对联中，用以讽刺窃国军阀袁世凯做皇帝最终气死的丑剧。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后，野心勃勃，梦想做皇帝。1915年，由杨度出面，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组成“筹安会”，宣称“以筹一国之治安”，为袁世凯称帝鼓吹，人称此六人为“六君子”。上联讽刺袁世凯做皇帝的病，是由此开始的。下联的“二陈汤”，自然指的就是陈树藩、陈宦以及汤芗铭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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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联妙在用中药名入联，仅以寥寥十个字，就对袁世凯起病至送命讽刺得入木三分，堪称妙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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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自诩“医学第一”的章太炎不会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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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章太炎是鲁迅先生的老师，其学问博大精深，对文字、音韵、训诂、经学、诸子、史学、哲学、佛学等均有很深的造诣。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竟然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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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章太炎出身于世医之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家三世皆知医。”他的祖父章鉴，“少习举业，以妻病误于医，遍购古今医学书，研究三十年”。他的父亲章濬也是“生平长于医，为人治病辄效”。尤其是他的伯父章钱，更是当地一位医术精湛的名医，并且在医学上曾对幼年的太炎作过启蒙教育。从1890年起，章太炎跟从汉学大师俞樾先生学习深造7年，尽得其传。俞樾是道光三十年复试第一的进士，既精通国学，又兼通医学，有“门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之誉。太炎先生深受俞樾先生的影响，不但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系统的研究，也为进一步研究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俞樾先生研医，以文献为主，著有《内经辨言》、《药言随笔》、《枕上三字决》等，但因家人误于医，便言脉不可凭、药不足取，愤然而作《废医论》。而章太炎并未追随老师的这一偏激观点，而是毕生信仰中医、维护中医，并关爱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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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早期参加革命先后多次被捕入狱，也曾多次逃亡到日本。他在第3次亡命日本期间，曾搜求宋、明医书精本，收集各种古代医方验方，分类撰编成《手写古医方》。1911年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先生回到中国，又因“二次革命”失败而被袁世凯囚禁3年。在此期间便悉心钻研医学。他于1913年写信给夫人汤国梨说：“翻阅医书，此为性之所喜……家中医籍尚多，务望保藏勿失。昔人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此吾人之志也。”他在1914年又给夫人写信说：“平生之好，又在医学。君亦当涉猎于此，愿同注意。家中颇有医书二三十部，皆宋明精本，数年搜求，远及日本，而后得之，望为我保持也。”章太炎在医学理论方面的研究确实下了一番工夫，他还著有《霍乱论》、《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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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先生还热心于中医教育。1927年，中国医学院在上海创立，公推太炎先生为首任院长，先生欣然就任。这是上海最早筹办的一所教学条件较好的中医高等院校。1928年不少医学专家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同样推举太炎先生为院长，太炎先生亦毅然就任。1934年太炎先生迁居苏州，又应邀出任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名誉校长和国医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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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理论研究与教育和实践是两回事，医学更注重临床经验。章太炎因为看过几大箱中医书，写过些医学著作，便自认为医术高明，所以很爱替人医病，他不仅为亲属或友邻开过药方，还曾为革命家邹容和孙中山先生开过药方。但因他缺少临床经验，故虽说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根本治不了病，他却洋洋自得。朋友如果到他家去，偶尔说起患牙痛或发胃病等，他立刻便要替人诊视，开好药方，并且逼着人家照方服药。但他用起药来，动不动就是一两八钱，因此谁也不敢吃他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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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到了中年，更是找到了名医的感觉，白诩医术更高了，他的孩子生了病，他也不肯去请医生，一定要自己看。他夫人知道他的脾气，只有让他看，让他开方子，等他背了身，再偷偷另请医生来开方子抓药。如他问起，就告诉他是吃他开的方子。隔了几天，孩子的病好了，他就向人说，他的孩子吃他开的药，病就好了，而且是他一副药治好的，言语之间，颇为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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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朋友被他开过药方的，第二次见到他时，也都说是吃了他的方子才治好的。章太炎很高兴，逢人便说，他治病如何灵验，某某的病经他开一方子便药到病除，听的人明知事非如此，但也不愿当面说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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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曾患黄疸，竟然“自治得愈”。后来又病“宿食”，依旧自开处方，初以平胃散治之，引起发热；复服小柴胡汤四五剂，仍然无效。他只好去找当地名医仲右长求治。仲医生说，您所开的处方倒也不错，但不该将小柴胡汤原方中的黄芩减去而加芍药，这是一个小小的失误。现今应恢复使用黄芩，去掉芍药，再减少一点生姜的用量就可以了。按照仲医生修改过的处方服药，仅仅服用2剂就取得了良效。章太炎深有感慨地说：“增损一味，神效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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