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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五四“文白之争”中的高手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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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围绕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论争，形成了两大阵营，那一场场硝烟弥漫的论争，充满了激情、狡黠、机巧、趣味与智慧，点亮了新文化运动启蒙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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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争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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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最早提出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的是黄遵宪，他认为文言误国不浅。而胡适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他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改革我国的文字，即用白话文作为语言的工具，他还身体力行实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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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对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道德和以文言文为工具的封建文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当时流行的各种文言旧体文学成为反对的直接目标，其中最主要的是桐城派的古文和文选派的骈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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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宣布,明代以来拟古派文学家前后七子(见前七子、后七子)和桐城派古文家归有光、方苞、姚鼐、刘大櫆为文学革命所要反对的“十八妖魔”。钱玄同在1917年7月2日致胡适的信中，更进一步指斥“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的古文，“以不通之典故与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的敝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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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招致一班维护旧道德和旧文学的复古守旧派文人的竭力反对，从而酿成激烈的文言白话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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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妙的“双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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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展开之时，尽管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要废除的是在中国传承千年、作为传统文化载体和主干的文言文，当时却并未激起多大反响，只有几位新文化闯将在自说自话。这一半可能因为那时帝制既往，民国初立，尚新、求变、批判传统是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对派们心虚气短，不敢吭气；一半可能也是他们对文言文的生命有足够信心，不屑于跟这几个喝过几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谁的后生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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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在对方的漠然中显得颇有些尴尬，而新文学的发难者们也在没有对手的辩论中感到了几分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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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变这种处境，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钱玄同和刘半农自导自演了一个奇特的戏，那就是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双簧信”。这个主意是刘半农出的，他在上海时进过剧团做过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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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杂志第四卷三号上,忽然发表了一篇写给《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公开信《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署名“王敬轩”。信是文言文写的，4000多字，不用新式标点，以一个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卫道者的形象，列数《新青年》和新运动的所有罪状，极尽谩骂之能事。而就在同一期上，发表了另一篇以本社记者半农之名写的观点与之针锋相对的文章《复王敬轩书》，全信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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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旧式文人的熟悉，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所写的那封信在内容和风格上都足以乱真。他不但忠实地模仿了守旧派对新文学的种种误解与歪曲，而且使之显得十分荒谬可笑。而刘半农的复信逐一加以批驳，毫不留情，一针见血，更是痛快淋漓，尤其对守旧派大师林纾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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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双簧戏旗帜鲜明，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不仅真的引来了“王敬轩”那样的卫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发难（林琴南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要蔡将陈独秀、钱玄同从教师中除名），更多的却引起了青年学子和进步人士的喝彩，在论辩中新文学的声势也逐步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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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正一反两篇文章同时出现，结果“旧式文人的丑算是出尽，新派则获得压倒性的辉煌胜利”。一些原来还在犹豫的人都开始倾向新文化了，连朱湘和苏雪林都说他们是看了这双簧戏才变成新派的，可见“双簧信”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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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簧信”也引起了《新青年》内部胡适的不满。他认为“太轻薄”，“有失士大夫身份”。不过他也认为，钱玄同的冲锋陷阵，“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鲁迅则对刘半农的进步高兴，称赞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营中的战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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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小说含沙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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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识分子这种主动出击的态度显示了他们充分的自信，引发了读者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激起旧派文人的恼怒，他们加强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击。1919年2月和3月，林纾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荆生》和《妖梦》，讽刺文学革命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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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写小说含沙射影骂人。1919年2月4日起，上海《新申报》以“蠡叟丛谈”为名替林纾辟了一个专栏，按日发表短篇小说。也许他觉得以这种“不严格”的文体教训一下对手较为合适，于是便有了此月17、18两日连载的小说《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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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写了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英能哲学，便是隐指胡适。“三人称莫逆”，聚于北京陶然亭畔，饮酒歌呼，放言高论，掊孔孟，毁伦常，攻击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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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荆生》影射攻击“反对旧道德提倡白话文”是“伤天害理”的“禽兽之言”，幻想有军阀势力的“伟丈夫”出来禁压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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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的另一篇小说为《妖梦》，写一名叫郑思康的陕西人，梦见一髯人邀他游阴曹地府，“并告诉阴曹大有异事”，“凡不逞之徒，生而可恶，死亦不改，仍聚党徒，张其顽焰”。他们来到一城市，见一所白话学堂，门前大书一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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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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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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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中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明显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则是指胡适。其人进入学堂，见第二门上额大书“毙孔堂”，也有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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