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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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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即位初，对大批文臣武将加官晋爵，郭进也迁官云州观察使，改判邢州（今河北邢台），并继续负责西山防务。这一年，他54岁，已是久经沙场的宿将。新朝天子还赐给他京城一区宅第。皇位轮替，表面上看似乎一切如常，但实际上正是从此开始，本朝武将群体的命运逐渐出现了逆转，而他也因此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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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太宗皇帝是以阴谋手段弑兄篡位，故心理阴暗，加之气量狭小，遂对带兵将帅极为猜忌。因而，从即位伊始就在武将中画圈子，凡是圈子内的亲信，纵然能力低下，都加以重用；凡是圈子外的人，尤其是与自己关系疏远的前朝大将，都予以防范压制，借此整治军界。如石守信、刘庭让、党进等一批太祖爱将，先后被罢为虚职。而像亲信白进超全无战功，却出任殿前司首脑。至于太宗藩邸随从出身的柴禹锡、王显、赵镕、张逊之流，先后出入禁军和枢密院要职，元人所修《宋史》即称：“自柴禹锡而下，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故莫逃于龊龊之讥。”当然这许多人事安排，非一日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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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太祖厚待边将态度不同的是，太宗对这些将领进行严密的监控。总结起来，主要是设置监军加以监督，再随时派遣使臣暗中侦察动向，出征作战时，又使用预设的方案，也就是“阵图”来约束行动。且不说这些手段早已违背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即就从帝王术来看，也过于狭隘僵硬。太宗首要的目标是稳固自己的皇位，也就顾不了许多军事原则兵家常识。太宗甚至不惜代价，在军队指挥权上制造矛盾，令监军与主帅互相牵制。新朝君王的如此行事风格，让各地的将官骤然感到了无穷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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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兴国三年（978）秋，即太宗登基的两年后，派到四方的使臣报告了一堆的驻军问题，朝廷分别予以整肃。其中一位叫王侁的武官，军阶不高，被派到西北前线巡查。他回朝后反映主帅都有自己的牙兵，桀黠难制，认为时间久了必然生变，因此建议一律撤换。其实，自古前线将帅都有亲兵护卫，以掌控部下和应付战事，彼此关系密切，才能得心应手。太宗对王某的馊主意却非常赏识，不管是否属于军旅的惯例，当即令其带人处理。不料那些边关老兵不愿离开，于是王侁强硬地斩杀了一批人，才算完成了使命。至于那些被撤换了亲兵的将军，自然心有余悸，对天子及其使臣充满恐惧。以后，王侁又数度往来西陲与京师之间，不断汇报将领动向，从而赢得天子的欢心，曾一次获得赏钱百万。正是这位王侁，以后做了监军，逼死一代名将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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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这些官职不高的天子使臣，当时被简称为“天使”。当然此天使非彼天使，肯定不是送福音的，倒是个个急功近利，都琢磨着整出点响声，好升官发财。其时，甚至可以不问事情原委，便诛杀被怀疑者。一个名唤李鹤的南疆守将，就是在不问青红皂白的情况下，被先斩后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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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兴国三年五月，还发生了一件荒唐的事情，足以从侧面反映前线将领对太宗的恐惧。秦州（今甘肃天水）州衙有位李姓节度判官，其子李飞雄一无所长，在开封城里混不出名堂，只得投奔秦州的父亲。当西行到陕西周厔县（今属陕西）时，忽然灵机一动，诈称自己为天子的巡边使臣，当地吏卒哪敢怠慢，任其驱使。这位官宦子弟本非有心造反，不过是想骗吃骗喝，再免费用个官府交通工具。既然这一招奏效，他乐得骑上官马，在地方武官的侍奉下一路西行到秦州。面对不持任何关防证明的这样一位天使，当地驻军将领竟俯首帖耳。结果，李飞雄的方寸膨胀起来，起了造反称雄的野心，遂矫诏逮捕多名带兵将官，并准备处死，而诸将都甘心受缚就刑。在刑场上，李飞雄因利令智昏，露出马脚，才被醒悟的众人捉获。李飞雄事件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只能说明当时武臣已完全屈从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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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宗朝，郭进活着的时候，除了承担抗辽和讨伐北汉的战争任务外，也十分注意武备及城防建设。据以后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郭进有材略，累有战功。”在主政邢州期间，又对州城进行了整修。见到百年之后邢州城依然高大坚固，城墙厚达六丈，城内武库的铠仗精良，管理井然有序，都是沿袭郭将军当年的规矩，沈括不能不感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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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上述背景之下，郭进勇于专兵的特长和果敢好强的性格，便不合时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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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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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又回到开篇。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太宗亲征北汉前夕，郭进出任太原石岭关都部署，担负起阻击契丹援军的重任。说起都部署一职，乃是北宋前期的方面军主帅，照理应负有统军的大权。但此时，太宗又依其惯例派来了一位监军，此人为引进使、汾州防御使田钦祚。就官爵而言，田氏比郭进矮一截，只能做下属，不过监军属于天子特派的人员，并不买主帅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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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历来看，田钦祚也算是一名武将。他在后周时从军，宋初为閤门通事舍人，曾参加过几次战役。不过说句实话，此人非正路人，不仅品行低劣，贪财好利，阴险狡诈，还好欺负同行，是故“人多恶之”。在灭蜀之役期间，他利用入朝奏报的机会，陷害与己不和的将官王继涛，结果引起太祖的误解，逼死了老实的王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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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钦祚到石岭关赴任后，积习难改，竟不顾军情紧张，利用职务之便从事贩运牟利的勾当，从而引起郭进及其他将校的不满。郭将军自知无力约束田监军，只能当面骂几句解气。由此，田氏怀恨在心，事事挑刺儿掣肘，甚至不惜破坏行动部署。人若太不厚道了，难免众叛亲离。田钦祚的部下也受不了他的违法乱纪，纷纷控诉到朝廷，结果是他被贬官一级，降为团练使，但仍保留监军职务。由此看来，在太宗皇帝眼里，田某虽非良将，却有牵制主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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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三月中旬，朝廷大军围攻太原之际，契丹援军赶来增援。驻守石岭关的郭进率军据险出击，大破数万敌骑，有力地支持了太原攻坚战。就在此时，田监军对主帅进行了恶毒的报复，直至将对方逼死。有关当时的具体细节，因史料阙如，已无从知晓。据北宋人钱若水的《太宗皇帝实录》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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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钦祚之典石岭军也，大将郭进屡有战功，为钦祚所凌轹，（郭）进不能甘，遂自经死。事甚暧昧，时皆以为钦祚杀之。左右无敢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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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宋人也称：田钦祚诬陷郭进，郭进“刚忿不能辩”，走投无路下便上吊自杀。事后，田钦祚以中风眩晕而死上报。由此不难发现，田某人的报复手段极其简单，即以监军身份一方面凌辱郭进，另一方面则向天子上奏诬告，羞辱加上陷害，终将刚烈的一代名将逼死。遗憾的是，诬陷的口实已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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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进的悲剧发生后，虽然冤情一目了然，消息也很快在私下里传播，但太宗身边却无人敢说，想必是怕引起天子的猜疑。这一切只能说明：太宗赋予监军太大的权威，使其“口含天宪”，无人敢惹。也就是说，“性刚烈，战功高”的郭进，实际上是当时极端独裁和狭隘统治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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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进死时，年仅58岁，正是战场经验丰富、可以施展军事才能之时，但死不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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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兴国六年（981），太宗皇帝获悉了真相，却未严惩田钦祚，不过是将其改调为房州团练使而已，此时距郭进含冤死去已两年有余。以后，田氏一度到岭南的柳州（今广西柳州）任职，不久得到天子的同情，迁回内地。他在入朝觐见皇帝时，故作无辜，涕泣不已，太宗念及他为自己办过的事，又授予对夏前线数州都巡检使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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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到雍熙三年（986）第二次北伐时，太宗又一次起用田钦祚，命他与亲信郭守文同为排阵使，也就是负责弹压军阵的大将。此时他正在病中，接到重用的诏书，狂喜过头，一天工夫就为之毙命。苍天还是有眼，在郭将军身后七年为其出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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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前监军死后，他的几个儿子还是得到加官的恩荫待遇，可谓皇恩浩荡。相比之下，郭将军的后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从有关史籍看，没有其子弟得到优抚的任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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