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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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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五,明朝使团正式组成,左懋第为正,左都督陈洪范、太仆少卿马绍愉副之。携去银十万两、金一千两、缎绢十万疋,作为对满清的酬谢。除了谈判,另有几件必办之事:祭告祖陵、奠安崇祯帝后、寻访太子下落、晋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并颁赏赐。行前,左懋第辞阙,对朱由崧临别进言:“臣所望者恢复,而近日朝政似少恢复之气。望陛下时时以天下为心,以先帝之仇、北京之耻为心”,“念河北、山东之赤子”。他特别强调“勿以臣此行为必成;即成矣,勿以此成为可恃”[21]。对于和谈前景,不甚乐观;而且认为,即便有所成,也并不可恃,朝廷还是要立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事实证明,他的估计是清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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挈辎既多,使团规模自然不小。不过,《明史》所谓“以兵三千人护行”[22],恐怕有些夸张。据陈洪范讲,所有行仪先用船运过江,原安排到了对岸将由瓜洲、仪真镇军拨与人马驮护,实际上没人管,“箱鞘繁重,苦不能前”;挨到清江浦(淮安),欲从集市上买马以充运力,亦不足;遂分两路,大宗缎绢不走陆路,改经运河水运,由刘泽清和淮抚田仰“各发兵二百余名护送”。[23]总之,情形颇狼狈。过了黄河,因战乱重创,许多地方为真空状态,“自渡河来,村落凋残,巷无居人,将士裹粮露宿。”不时遭遇强梁,如“廿五日,至马开屯……时值土寇劫屯,闻本镇至,半夜遁去”,“九月一日……遇土寇十人劫驮打仗,随行将士追杀数十人,寇退,箱鞘无急”。偶尔遇到完好的城池,都由满清派了官员把守,不能入内:“初五日至济宁州,(虏)官不许近城栖宿,放炮呐喊,有欲出打仗状”。他们不单拒绝使团为和谈而来的解释,还加以嘲笑、奚落:“至汶上[24]县,(夷)官总河杨方兴统兵相遇,本镇告以通好之意,彼嫚言:‘谋国要看大势,我国兵强,如要和好,须多漕粮来,我们好说话’”。[25]这不奇怪,使团北京之行,实际是不告而来,当时条件所限,等不及沟通停当再动身,所以使团只好在一路敌意中艰难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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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所见,使团向满清方面致以来意,最早为八月初一陈洪范、马绍愉分别写给吴三桂的信。两信原件,今存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时,使团应该已经在淮安,因为陈、马信中各有“见在渡淮”[26]、“已放舟至河”[27]之语(当时尚处黄河夺淮期,故“淮”、“河”所指,实则一也)。陈洪范这样解释他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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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议佥谓洪范与老亲台托谊葭莩,特命同少司马左懋第,冏卿(《尚书》周穆王命伯冏为太仆正,后因以称太仆寺卿为冏卿)马绍愉赍捧书币,奉酬清朝,崇封老亲台蓟国,诰敕褒励懋勋。奉命驰驱,见在渡淮,先此附闻。诸祈老亲台鼎力主持,善达此意,两国同好,同心灭贼,保全万姓,徼福无穷矣。[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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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绍愉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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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上特遣大臣仝不肖持礼物,馈谢清国幼主暨摄政王,仍祭告上天,订盟和好互市,将前年之局结了,便是叔侄之君,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以成上天好生之德。此出自庙堂乾断,不似前年摇惑于人言者,想两国不违先人之志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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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之局”,指崇祯十五年,陈新甲奉崇祯皇帝密谕与清议和。当时,马绍愉以兵部职方郎担任特使。由两位副使出面给吴三桂写信,以私人渠道通其款曲,对此我们今人不免纳闷。但古时既无现代邦交的意识,更无可循可守的惯例,加上中国确有情胜于理的思想误区,相信笼络、恩惠或其他背后交易,效果好于开诚布公。事实证明,这着适得其反。《使臣碧血》说,吴三桂接信后,根本不敢拆看:“三桂不发书缄册,封奏摄政王览之。册内有‘永镇燕京,东通建州’语,王怒。”[30]吴三桂原封不动上交多尔衮的,除陈、马两人的信,还有“册”,也就是明朝晋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的敕书,里面出现了严重的触忌语,令多尔衮大怒——出于历史原因,“东通建州”四个字既意味着明朝心目中的政治地理格局毫无改变,同时,继续视满清为“酋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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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上交书册、多尔衮在北京动怒,使团自然无从得知。一千多公里的路上,使团对于满清方面态度究竟如何,大部分时间都蒙在鼓里。他们实际体验到的,是颇为矛盾的对待,时而有好消息,时而相反。“(九月)十五日晚,临清有旧锦衣卫骆养性,(夷)用为天津督抚,遣兵来迎。”[31]但三天后到德州,却听说“(夷)官巡抚山东方大猷告示,(云:)‘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备盘费。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止许百人进京朝见,其余俱留置静海。’”[32]骆养性在明朝任锦衣卫左都督,降清后为天津地方长官。先前陈洪范写给吴三桂的信,有“希先遣一旅,导行利往”[33]一语。现在,骆养性果然从天津专派一队人马来迎接,与前信正好相吻,似乎说明沟通顺利,满清持欢迎态度。可是,方大猷告示却只有敌意,十分粗暴,连基本礼遇也不讲,“味其语意,目中已无使命”[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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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满清地方大员,态度如此相左,究竟怎么回事?不久证实,骆养性“遣兵来迎”是个人行为,德州布告才反映满清当局的真实态度。九月二十六日,使团将至天津,骆养性亲至静海迎接。这时,他带来的已是北京“止许百人进京”亦即与德州布告一致的旨意。陈洪范说:“养性虽奉(夷)旨,语言之际,似尚不忘故国。”看来,骆养性“不忘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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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绪,确实颇为浓厚,以致继先前擅自派兵到临清迎接明朝使团后,在清廷已表明了对使团的恶感情况下,仍然到静海给使团以隆重的远迎。只是他的个人情怀,传递了错误的信息,令使团一度以为在北方可能受到友好的对待。他本人也为此付出代价;静海相迎这件事,被密探“侦知以报,(夷)摄政王怒疑养性,削职逮问”。[35]核《东华录》,十月初十,“天津总督骆养性违旨擅迎南来左懋第、陈洪范等,部议应革职为民。得旨:养性有迎降功,革总督任,仍留太子太保、左都督衔。”[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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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骆养性的处理,不光针对其本人,对所有前明旧臣都有警示作用。据陈洪范记述,随着使团趋近,满清当局十分警惕,北京内外“访察甚严”,“有南人潜通消息者,辄执以闻”,前明旧臣“咸杜门噤舌,不敢接见南人。而甘心降(夷)者,惟绝通好、杀使臣、下江南以取容悦。”使团逗留通州期间,曾派成员王廷翰、王言等入城,去见几位如今在清廷位居要津的前明旧臣。他们先后见到洪承畴、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谢陞和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冯铨。据王言回来汇报,洪承畴“似有不安之色,含涕欲堕”,谢陞“默然忸怩”,冯铨最恶劣,开口就“厉声曰”:“何无摄政王启,辄敢持帖来见我!”[37]武将方面,曾联系吴三桂求见,所得回复是:“清朝法令甚严,恐致嫌疑,不敢出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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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按照多尔衮的本意,对南京使团根本不必接纳,直接让其打道回府。后来经过讨论,“朝议既以礼来,且令使臣入见”[39],为了表现得像文明人——入关以来,满清一直努力这样做——多尔衮勉强收起性子,允许使团来北京,但人数大大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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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问题是,以何种地位、规格接待来使。“时议以四夷馆处使臣”[40],拟将使团安排于四夷馆。“四夷馆”,为接待属国使者的处所。换言之,清廷将以宗主国姿态处理此事。这在使团内部引起了一次比较严重的分歧。《使臣碧血》说“陈洪范无辞”,亦即不反对,左懋第则坚持不可。《使臣碧血录》(这是江苏古籍出版社《南明史料(八种)》的汇校本,与《使臣碧血》略有不同)此处还多一句:“而洪范遂心贰于左”[41]。意思是,陈洪范的暗中叛变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对比陈洪范的《北使纪略》,有以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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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沧州,本镇与左部院商(榷),(夷)骄且嫚,相见之礼如何?若执不见,当日面承召对,天语丁宁,恐无以通好,济国事。因集马太仆、梅主事、各参谋(共)议,佥云:“时势异殊,但济国事,不妨稍从委曲。”再四踌躇,未协。[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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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确定两点:第一,左、陈之间的确出现分歧;第二,体会陈洪范的语气,分歧是,陈洪范主张对满清采取低姿态——“但济国事,不妨稍从委曲”——亦即可以接受“以四夷馆处使臣”,左懋第则拒绝这样做。当然,陈洪范把责任推给朱由崧,暗示自己是担心态度强硬可能导致使命失败、有负皇上重托。至于他上述意见得到使团内部广泛支持,显然是一面之辞。他自己承认“再四踌躇,未协”,争论激烈,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意见。不过,说陈洪范因这场争论、从这一天起萌生叛意,却比较牵强。意见分歧,在每个外交使团内部都很常见,况且陈洪范对不能完成使命的担心也未必是假。他的叛变,应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尤其是到北京后触发的。第二天,随着左懋第出示两份重要文件,争论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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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左部院出首辅主议、廷臣覆疏二通,以示本镇。始知阁议申以“不屈膝、辱命,尊天朝体”,议论乃定。[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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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文件,一是“首辅主议”,亦即马士英起草的使北基本政策,一是“廷臣覆疏”,亦即重臣们就“首辅主议”进行集体讨论而形成的意见。其中,根本原则是“不屈膝,(不)辱命,尊天朝体”。显然,根据这个原则,以属国身份入见、居四夷馆,断然不可接受。两份文件事关使团行动指南和底线,必属绝密,所以由左懋第作为正使独自掌握,连陈洪范都不知道。眼下因为发生严重分歧,左懋第只好向陈洪范出示它们,以结束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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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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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三,使团到达通州张家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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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张家湾在北京很少有人提到,倒退二三百年,它却天下闻名。永乐至成化间,南来漕粮悉数运此,众多朝廷关检机构随之设立,民间百商更是蜂攒蚁集。后来,漕粮转运他处,张家湾只用作商、客码头,但仍不失北中国水路交通终端的地位。水路因为舒适及安全远胜陆路,进出北京者无论官民泰半选择水路,南下者由此启程,北来者到此登岸,打个比方,彼时张家湾之于北京,就是今天的北京站外加西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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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家湾,左懋第一行终于结束两个半月的漫长旅程。然而,上岸后却裹足不前,一待十天,不动如山。原因就是与清廷争“礼”。面对满清所派“通事”,左懋第斩铁截铁地表示,“命以夷馆处使”绝对不可接受:“若以属国相见,我必不入。”[44]这一点,不容商量。只要不答应,使团便永远留在张家湾。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礼节辞气屈则辱。”[45]谈到“礼”字,我们现在极少好感,觉得它充满迂腐的气息。这里,不妨试着把它换成“国与国交往的准则”,就能理解左懋第的锱铢必较。满清何尝不如此?为了达到目的,它的“通事”在京城和张家湾之间“往反再四”,不厌其烦,但左懋第毫不松口,死死咬定清廷必须平等相待。但他并不一味示以强硬,也从其他方面做工作。王廷翰和王言就是这时被派往城中,拜会洪承畴等,“商御书、入城之礼”,争取有利的结果。他指示王廷翰和王言,无论怎么谈,“不以礼接御书,必不入城”,这道底线不动摇。左懋第还写便条给多尔衮、致函满清内院,“以字与□(此字明显系“虏”,原书因刻于乾隆年,刓之以避,而代以□或■。下同)之摄政王,以书与其内院,折之以礼”。与此同时,给马士英、史可法写信,将目前情形以及自己采取的立场、策略,汇报朝廷。[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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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湾十日,可谓第一战役。左懋第既坚不可摧,又采取主动,工作极有成效。凡是他想传达给满清的信息,不论虚实,悉数送到,而且全部发挥了作用。例如对清廷前明旧臣开展工作,尽管后者个个畏首畏尾,但实际上左懋第并不指望他们出面相助,目的只是对他们造成心理压力,使廷议出现微妙因素。又如他与清廷“通事”打交道,晓之以理同时,也虚张声势,甚至放出狠话:“义尽名立,师出有名,我何恤哉?”[47]言下之意,使团此来并非讨饶,是先礼后兵;一旦仁至义尽,大明也不辞一战。这些策略,全都奏效。“斯时朝士未知江左虚实,心惮懋第,乃议以鸿胪寺处之。”[48]十日僵局,终以满清让步而了却。鸿胪寺是古代的国家典礼、礼宾机构,掌内外重大礼仪事宜。虽然受制于当时邦交理念,鸿胪寺对外国使节以“朝觐”、“入贡”视之,但没有那种基于主、属国关系的明显歧视意味。实际上,南京使团从四夷馆改由鸿胪寺接待,就是争得了平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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