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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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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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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认识四位将领。他们的简略情况如下：刘泽清，山东曹县人，时为山东总兵，甲申年二月，李自成进攻保定，上谕“命以兵扼真定”[1]，拒不奉命，从冀鲁交界的临清大掠南下，三月北京陷，刘泽清率兵逃过黄河。高杰，米脂人，李自成同乡，也是李自成起义的元老，崇祯八年投降政府军，由副游击、游击、副总兵而总兵，他在潼关失守后，从陕西而山西、河南，一路南退。刘良佐，河北人，原漕运总督兼庐、凤、淮、扬四府巡抚朱大典部下，与刘泽清、高杰自北方溃退而来不同，他是驻于本地的将领，近年一直作战江淮之间，官至总兵。黄得功，开原人，祖籍合肥，四镇中他军功最著，崇祯十六年在桐城险些捉住张献忠，是唯一崇祯皇帝在世时已晋封伯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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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当时明朝军界的分量，史可法设四藩的报告给予了这样的评价，称此四人“优以异数，为我藩屏”。实力超群，均为干城。朱由崧看到这个评价，批示：“四藩如何优异，还著确议来行。”[2]要求作更具体的汇报。史可法想必因此另有奏闻，可惜这个本章我们现在看不到，无法将他的论述转告读者。以下，根据诸记所载加以综述，俾以略知其“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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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初年以来，明朝腹背受敌，战火连年。所谓腹背受敌，是同时面对内地起义和边地告急。围绕这种形势，全国主要有四大战区：与满清交战的辽东战区、以李自成为第一对手的中西部战区（陕晋豫）、以张献忠为第一对手的长江中游和江淮战区，此外北直及山东也算一个——其当清兵铁骑突入关内，几遭掩杀，尤以崇祯十一年底最惨，卢象升战死，清军“连破五十七州县，不知杀了多少人，昨山东济南满城官员家眷都杀绝了”。[3]大的战事既集中在上述四区域，明军主力自然也为之吸引而布于其间。到甲申国变，中西部战区明军被李自成完全击垮，辽东精锐吴三桂部降清，在长江中游的湘赣，明军也已不支。只有皖鄂，战况大致不失均势，有时或能略微占优，从而保存几支劲旅。山东一带，十一年底那次惨败之后，战事相对较少，官军还算完好。所以，当王朝系统在南京重启，军队家底首先是长期在江淮一带作战的部队（左良玉、黄得功、刘良佐），其次是渡河南逃的山东一部（刘泽清），以及中西部战区的军力残余（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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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大集团军，规模都不小。左良玉部经多年招降纳叛，部众据说达百万。而四镇当中，高杰最强，人马四十万，有李成栋、李本深、杨绳武、王之纲、胡茂贞等“十三总兵”[4]。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所部，各自兵力当在三万至十万之间。按四镇方案的规定，各镇兵额仅三万，但这表示的是朝廷拨款时给予承认的人头，当时财政窘迫，养不起太多军队，故对兵额加以限制，而实际远不止此，清史馆《贰臣传》“刘良佐传”说：“顺治二年，豫亲王多铎下江南，福王就擒，良佐率兵十万降。”[5]可作为各镇实际兵力的参考。另如刘泽清，诸记也都载其在淮安扩军，致军费不足而由淮抚田仰为之请饷的事：“泽清益横，选义坊之健者入部肆掠于野，巡抚田仰无如何，乃为请饷。”[6]后来左良玉兵变，真正原因也是部队规模过大而朝廷饷粮不敷其需。当然，这里讲明朝北变后军队规模仍很庞大，是仅从数量言，由于军阀化倾向很严重，这些军队能否为朝廷所用亦即是否代表明朝军事实力，还另当别论；不过即使只是数字，从敌方角度，如此规模的军队仍没法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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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而看战斗力。左良玉部队扩张过猛，眼下有些乌合之众的样子，原先它确系劲旅。崇祯十一年正月，“大破贼于郧西”，张献忠夺路而逃，“追及，发两矢，中其肩，复挥力击之，面流血，其部下救以免”。张献忠无奈假降，“良玉知其伪，力请击之”，若非熊文灿执意受降，此役张献忠恐遭全歼。[7]但左部不在四镇之列，姑置不论。在四镇范围内，黄得功、刘良佐两部的战斗力，无疑是经过考验的。历年在江淮之间，他们身经百战，谈不上无敌，但确取得过重要战果。黄得功原为京营，大约于崇祯十一年移师这一带，从那以后，张献忠就发现遇到了一位劲敌。十五年二月，黄击败张献忠某部，有一敌将，“年少嗜杀，号无敌将军”，对黄得功不以为然，对旁人的畏惧感觉好笑，说：“汝曹何怯也！吾为汝曹擒黄将军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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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贼皆按辔观之。无敌将军奋勇大呼，驰至得功前，得功立擒之，横置马上，左手按其背，右手策马去。贼众大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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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张献忠本人也两次险遭不测。十六年七月，张献忠围桐城，“桐急，请救于得功。得功来救，斩贼数千级。得功射献忠，中之，复举刀向献忠，而得功马蹶。乃易马追之，献忠逸去。”[9]随后与刘良佐部合力追击，又“大破张献忠于潜山，斩首六千级”[10]，是为有名的潜山大捷。九月，张献忠去而复还，再围桐城。《桐城纪事》云，黄得功得桐城县令告急，“日行六百余里”，从凤阳星夜赶来，人还未到，张献忠派出的细作已急速回报，“呼于军中曰：‘走！走！黄家兵至矣！’贼营皆乱，仓皇弃其军资而去”，“桐人欢声如沸，相庆更生”，而黄得功穷追不舍，至北峡关，“将军追及之，献忠呼曰：‘黄将军何相阨也！吾为将军取公侯，留献忠勿杀，不亦可乎？’得功曰：‘吾第欲得汝头耳，何公侯为也！’急击之，贼大败。”张献忠“以辎重牛马遗民男女塞道”，脱险。[11]刘良佐部亦非等闲，除与黄得功协同，获潜山大捷，还曾于崇祯十年击败“流贼罗汝才合其党摇天动等众二十余万”[12]，十四年，“破贼袁时中数万众”[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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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镇中，有两支是本地部队，两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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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来的逃军。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不过也要具体分析。外来的高杰一部，眼下虽为败军，但之前在贺人龙及孙传庭麾下颇打过几场硬仗。崇祯十三年与张献忠战，“杰随人龙及副将李国奇大败之盐井”。十五年在南阳，孙传庭遭遇李自成，其时高杰投诚未久，被用为先锋而与旧主首次正面对垒，“遇于塚头，大战败贼，追奔六十里”。李自成情形颇危，幸亏罗汝才来救，“绕出官军后”，致其后军左勷部“怖而先奔，众军皆奔，遂大溃”，本来的大胜，瞬间转为大败。不过大溃之中，顶在最前头的高杰部反而“所亡失独少”[14]，可见该部素质不一般，其真实战斗力并不像从山西一路南奔所表现的那样脓包，日后通过已经降清的该部主力李成栋部连克江、浙、闽、粤，我们才看得比较清楚。但另一支外来军刘泽清部，的确比较脓包，战斗力当是四镇中唯一的软肋。这支山东集团军，史书上查不到一点骄人战绩，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曾有什么像样的作战行为，无论在崇祯时期还是弘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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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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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古代打仗，将遇良材是第一位的。古代战争史，似乎就是一部“名将史”。我们读《三国》《水浒》《说岳》等，千军万马都在其次，关键看将领是否“有万夫不当之勇”，是否“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否“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里头或有小说家者流的夸张，但也是从古代战争特点而来。眼下弘光四镇，领衔者有没有古大将之风，配不配得上这样的担子，自然需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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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从相对平淡的刘良佐说起。前面我们介绍了他一些功勋，从中约略窥见他的戎马生涯，不过那些叙述极简，史家们对他较细的笔墨都集中在降清后，那时他干了一件“遗臭万年”的事——亲自率军赶到太平府板子矶，在那里捉住弘光皇帝朱由崧再把他押回南京。他就此留下的形象，不仅是个“逆臣”，而且让人觉得苟命贪生。不过，在有关他的不多而草草带过的叙述中，我捕捉到一点特别的信息。那是他的绰号“花马刘”——“尝乘花马陷阵，故亦号‘花马刘’云”[15]，“良佐杀贼亦有威名，每乘斑马破贼，故贼中称之曰‘花马刘’云。”[16]虽只是个绰号，也可以体会到一些东西。大概从宋代起，开始流行起绰号，明代更普遍。“闯王”实际是个绰号，当时不光李自成，农民军领袖多有绰号，如“满天星”、“闯塌天”、“八爪龙”、“过江王”、“黑心虎”之类，说明他们是成名的人物抑或以某种特征著称。换言之，绰号不赠无名之辈，有绰号意味着有威望、出类拔萃；哪怕出于恶意和憎恨，也是表示对方“臭名昭著”，当年阉党就曾给每位东林要人各起过绰号。刘良佐这个“花马刘”绰号有几个特点：一、是对他战斗形象的概括；二、是褒意，是惊艳与叹奇；三、不是自封，却是对手相赠——“每乘斑马破贼，故贼中称之曰‘花马刘’”。总之，对他杀阵的英姿，“贼中”不但畏之抑且慕之，以致奉上一个身手俊俏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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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黄得功，不必说，绝对是天生武材，当时即被目为有古大将之风。这不是一般的评价，所谓古大将，不惟武功盖世，还得品调高拔。我们从黄得功死后，竟被传为岳飞再世这一点，体会到他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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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南自刎后，金陵有人忽奔真武庙中者，跳舞大呼曰：“我靖南侯也，上帝命我代岳武穆王为四将，岳已升矣！”言毕，手提右廊岳像于中，而己立其位，作握鞭状，良久乃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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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的著名文人阎尔梅，本人生性豪放、任侠，眼中英雄从来不多，连史可法他都不表佩服，但黄得功是一个。他后来写了一首《芜湖吊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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艨艟百队锁征云，帅纛风摧日色曛。矶底灵吞战血，每逢阴雨哭将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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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借他的目光看，黄得功的威风、恢雄，仿佛不逊荷马笔下的阿喀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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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黄得功这样了得，有个人却能令他让其三分，他便是兴平伯高杰。多年前，我曾耽迷《三国志英杰传》，里面对一流武将以打分方式品其高下，如“关羽：武力98、智力84、统御力100”、“张飞：武力99、智力42、统御力83”、“赵云：武力98、智力84、统御力87”，些微的差别，令人玩味。而读黄、高二将传略，我油然有比照《英杰传》以打分品其强弱的趣想，他们似乎也和关、张、赵一样，差距不过毫厘之间，可是对这种等级的大将，毫厘之差却又如霄壤。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自从高杰南渡，这对本地与外来的两雄之间，争强便不可避免。他们彼此一直不服，睥睨渐积渐累，遂于甲申年九月发生“土桥之衅”。高杰派兵在高邮附近的土桥伏击黄得功，“得功出不意，亟举鞭上马，而飞矢雨集，所乘马值千金，中矢踣，腾上他马逸去”[19]，险遭不测。后经史可法努力，兼以朝中有旨，黄得功接受调停，但要高杰赔其三百马匹的损失。“杰如命偿马，马羸多毙，可法自出三千金代之偿，又令杰以千金为得功母赗（丧事之费），憾始稍解焉。”[20]高杰道歉实际停留在口头，实际行为与其说表示歉意，不如说给予新辱。对此，黄得功却“憾始稍解”。是出于高风亮节吗？不然。虽然黄得功为人忠义，但此番不然。不但此番不然，只要涉及高杰，他都不抱这种胸襟。后来高杰睢州被害，黄得功在仪真立刻闻风而动，打算起兵袭击高部留在后方的家眷，并夺取扬州，足见他从未放下嫌隙，当初的和解，只是无奈暂忍而已。高杰其人如何猛武威强，后面还会具其形容，此刻且借黄得功的态度，曲以映衬。总之这两人不单在明末，置诸历朝各代，亦不失“虎虎上将”，用《明史•黄得功传》中一句话说：“所称万人敌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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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略述诸军规模、战斗力以及主将风采，算是替史可法“优以异数，为我藩屏”之论，做一点解释。以往，我们由于明朝末年军事上屡战屡败，遇“寇”遇“虏”都不堪一击，容易生成一种印象，以为那时将弱兵羸。这也很自然，因为大的事实如此。不过，有时大事实、大趋势会误导人忽略局部或具体的情况，将两者等量齐观，实际可能并不一致乃至相反。明末的兵败如山与其军中仍有虎将、仍有战斗力之间，正是一对真实的矛盾。前著《黑洞：弘光纪事》里我引用过《祁彪佳日记》中一个资料，这里再用一次：祁彪佳担任苏、松巡抚后，令麾下部队展开大练兵，规定：“标中之兵，力必在六百斤以上，其九百斤者，则拔为冲锋官。”[22]每个士兵必须做到有举起三百公斤的力气，如能举四百五十公斤，就可以提拔为冲锋官。这并非停留于纸面，后来对练兵结果做了验收，九月十二日在“礼贤馆”，“召标中新募兵过堂”，“内有未冠者五六人，皆力举七八百斤”，“又试诸冲锋官技力”[23]。须知祁彪佳手下这支部队，只是地方武装，单兵能力已如此强劲，像四镇那样的野战主力，没有道理比它低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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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四镇之设，无论从思路到现实支撑，并不能以向壁虚构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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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以刘泽清为四镇之一，是明显的败笔。他这环节，四镇工程确实出现一个“豆腐渣”段落。此人极擅向上爬，崇祯六年迁总兵，九年“加左都督、太子太师”[24]，几乎爬到武职最高端。明设五军都督府，“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每府左、右都督”[25]，五军都督府相当于五总部，左都督（正一品）相当于全军五大总长之一。然而查一下经历，刘泽清从来没有确切的战功，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他怎么官至“左都督”。然而我们不能明白之处，可能就是他的所长。《甲申朝事小纪》有“刘泽清佚事”，说他出身微贱，原是天启时户部尚书郭允厚的家奴，“少无赖，为乡里所恶”，后在本州当了一名刑警（捕盗弓手），“遭乱离从军”，战乱发生后参了军——此说真假，盖不可考。[26]同书又有“四镇纪”，写到他有句评语：“将略本无所长。”[27]这倒是被事实一再证明的。《明史》本传云：“泽清为人性恇怯，怀私观望，尝妄报大捷邀赏赐，又诡称堕马被伤。”[28]他与其他三镇最大不同，在于不论别人各有如何重大乃至致命的缺点，禀性皆属武夫，既以征伐陷阵为乐，亦赖此立足。这在刘泽清身上却没有一丁点影子，他的品类，借现在流行语似乎更像一位“文艺青年”。《明史》本传特意写道：“泽清颇涉文艺，好吟咏。”[29]武将而好吟咏，要么超越了一般武将的层次，要么相反，只是冒牌的武夫。刘泽清应系后者。他虽然地道的行伍出身，不像袁崇焕、卢象升那样由文转武，却从来不喜欢打仗。斩关夺隘、攻城拔寨这些为军人们普遍渴念的功业，丝毫引不起他的兴趣。从一开始，军队在他眼中就与军事无关，而完全是政治的工具。我们可以给他如下的定位：他与其说是军人，不如说是典型的披着军人外衣的政客。他在政治抑或搞阴谋诡计、害人使坏方面的天赋，远远超过兵马之事。对刘泽清，我每每想起他的一位山东老乡康生。这两人虽然相隔三百年，但性情、风格及才具均如一奶同胞。在刘泽清，阴谋家的本性深入骨髓，他不光在明朝以政客方式操弄军权，降清后仍出一辙而终死于斯：“大清恶其反复，磔诛之。”[30]他曾坦率地讲过一句话：“吾拥立福王而来，以此供我休息，万一有事，吾自择江南一郡去耳。”[31]清兵南下之际，他确实照此而行，只不过被马士英下令用炮隔江打回，不能如愿。言至此，看看四镇各自结局是很有意思的：高杰慨然北进途中，因骄傲、疏放命丧叛将之手；黄得功护驾无望，于四面楚歌、山穷水尽中自裁。这两人的结局，很符合他们的“大将风范”。刘良佐无此格调和规格，但他的投降，一是在扬州告破、大势已去的情势下，二是既降无诈，不反复、不捣鬼，起码不失职业武人的精神。唯独刘泽清，根本不曾与敌打其照面，闻风弃地，拔腿而逃，蓬转萍飘，东突西奔；逃之无门则降，降而又伪，伺机再叛，一切尽出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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