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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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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有关四镇之设我们从各方面，兼顾优缺点，客观地摆了一遍。印象上，应该不是纸糊的灯笼。以人选论，四人有三位算是颇堪大任或尚堪一用，以我们历来喜欢讲的“三七开”，有七成左右把握，事情即属可观。可是，不管以上论证如何头头是道，自结果言，四镇之设确确实实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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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来到这个层面，才渐至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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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读史还是在现实中，我们一再遇见开端挺好的事，结果一出来，却面目全非。《诗经》“大雅”有一首《荡》，据说是召穆公因为“伤周室大坏”、“厉王无道”而写，末句很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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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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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当相信和真实讲。诗句大意是：都道百姓是上天的爱子，到头来命运从不这样；什么事情刚开始看着都不错，可是善始善终怎么那么难！说来也怪，三千年前中国就苦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至今仍出不了这怪圈。孔子曾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34]看来，他也吃过这样的苦头。其实，这个怪圈并没什么大不了的秘密，一是消极因素太多，二是不肯真正为克服消极因素找办法。消极因素万世皆有，“消灭”云云，不过是乌托邦。对消极因素，管用的办法不是消灭，而是用好而细的制度设计去防范和抑制。但我们（或我们文化）的性格比较空想，比较志大才疏，不爱脚踏实地计划行事，喜欢“爆竹声中一岁除”，喜欢一夜之间改朝换代、迎刃而解。于是我们历史就以一种周期性变更的方式，在不断苦尽甘来和“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35]的想象与翘盼中轮回，表面上总在经历结束与开始，其实呢，因为什么都没做，所谓历史向前大致不过是循环往复而已。就像召穆公对周厉王所问“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中国历史一定程度上无非是在对一个厉王表示这疑问之中，期待着下一个厉王出现，然后再对他提出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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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得不免远遥，还是回头谈四镇之设为何也落入“鲜克有终”的窠臼。通盘想了一下，得到八个字：既无组织，又无理想。里头有两个问题，我们分别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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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无组织”，是指朝廷的中枢彻底烂掉了。就好比一个人，大脑休克或索性已处在脑死亡状态。这时候，他虽有一躯四肢，却实在仅为摆设。别人来取他性命，他是不会做出任何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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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镇方案制订时，史可法还是内阁首辅。等皇帝将它批准，短短十天左右，南京政治核心已遭颠覆——马士英以近乎逼宫的激烈方式，率兵“入卫”，以武力相威胁，来夺史可法的权柄，索要他认为自己作为“定策”首功所应得的利益。不过，马士英来势虽凶，真实事态却并没有那么夸张，并不至于史可法如不相让，马士英当真就敢造反、攻打南京。真实情况是，史可法二话没说交了权，几乎是欣然地离开南京、过江督师。史可法这样做，有他的道理。一是，不回避在“定策”问题上自己有失误而马士英有功，基于此，虽然马士英伸手夺权脸皮奇厚，但从自己角度言，不肯让位也问心不安；二是，正人君子爱惜羽毛，既然受到指责，是诬是实都要暂置不论，而首先虚怀受之、退避三舍，没有相争的道理；三是，过江督师对他倒有些正中下怀，可以明其“躹躬尽瘁”、无意贪恋权位的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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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史可法的这点道理，与国家利益反而是矛盾的。此时此地他非但不宜寻求内心平衡，相反就该挺身相争，拒不让出首辅权位。政治的疑难就在这里。人们都期望正派清明的政治，但实际上在政治面前不能一味正直，或者说，过于正直的人对政治的正派清明反而不利。因为正邪之间，彼此不进则退，正派一方道德上苛己过严，其实是给邪派腾让空间。很多人认为，弘光朝的事不可为，从史可法慨然应允去扬州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当时，诸生卢渭领衔，串联一百多名知识分子，共同签名和递交请愿书，要求收回派史可法江北督师的成命，内中，“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宋室终北辕”[36]一时成为名言，播于众口。《史忠正公集》“附录”，收有这篇《公恳留在朝疏》。在表达了对最初授史可法“东阁大学士，仍管部务”，“群心踊跃、万姓欢呼，咸颂陛下知人善任”的鼓舞后，它这样谈论对最新事态的极度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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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闻出代督师之命，众心惶惑，未识所措。虽淮扬系南都门户，毕竟朝廷是天下根本，若可法在朝，则出师命将、真可取燕云而复帝都，固本安民，奚但保江淮而全半壁。淮扬虽急，宜别命一督臣，使可法从中调度，则兵粮有着着应手之模；万一可法自行（离中枢而亲赴前线），则虽身任督师，而中枢已更成局，实战守有事事纷扰之渐。即后起必有善图，而前功不无变废。机会一失，局面尽移。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号呼，不能不伏阙哀吁者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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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弊患，讲得很清楚，后来事情症结也都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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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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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人亡政息”一语，表示政治与个人之间存在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这种认识，到了现代法制民主政体下，一般意义不大，甚而视为“人治”格局的表征。其实并不尽然。现代法制民主政体较人治体制，其于政治错误的防范能力后者无从仰望，这固然不错，但任何体制究竟不是美军无人机，只要输入程序即可自我操控，不管什么体制底下，政治实践最终还是落实于人。以自由选举制来论，最终也以选出某人为结果，而选举并不能解决此人愚贤问题，可能选出贤者，可能选出愚者，概率各占一半。自由选举的真正好处，不是确保胜选的必为贤者，而是确保经过一定实践检验，若为愚者，人民可将其抛弃，这是它真正的功德（至今中国仍有人以未必选出贤者嘲笑自由选举，真是愚不可及）。而古代在没有这种制度的情形下，政治清浊对个人的依赖，几乎是决定性的。同样一件事，同样一个位子，由怎样的人做与坐，结果可至南其辕而北其辙。南京士民请愿书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认识，我们不必挑剔他们如此依赖“清官”和“好人”，在当时，对正派政治家个人品质的依赖，这种诉求不单是无可奈何，重要的在于非常实际、完全管用。所以，“秦桧在内，李纲在外”的变化，对整个弘光朝是有决定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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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对善、恶两种政治力量，一般以“君子”“小人”相称。我们尊重当时语境，继续使用这种字眼。不过对于其间的道德意味，却认为应加剔除。古人鄙薄“小人政治”，往往与主张和向往“君子”情怀、人格有关，这些内容在今天已失去意义。我们延承或者认同对“小人政治”的摈弃，主要因为这种政治总是产生无穷无尽的内耗和自耗，从而伤害到历史。换言之，我们是站在历史的角度，而非道德的角度。有关这一点，我想谈谈与古人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历史向政治索要的，并不是道德楷模。如果道德上崇高俊美，国家却治理得一塌糊涂，这样的政治家绝不值得称美。反之，道德并不比人高出一头，哪怕还有所不及，但所施之政却确切地利国惠民，作为政治家我认他好于前者。中国在这方面走过不少弯路，以致出过很多伪君子，满口高尚义理，实际施政却祸国殃民，教训极其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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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下面抨击“小人政治”，不是在旧有的忠奸意义上，而是基于历史应当更具效率的价值观。我们认为，从时间到物力，历史都是有限的资源。对历史正确与谬误的判断，应看历史的效率是高还是低。高效的历史，浪费最少、损耗最低；低效的历史，则必定伴随大量无谓的浪费与损耗。这跟我们今天追求的环保，是同一个道理。好的、理性的历史，必是环保的历史；而劣质的历史，必是高耗的历史——这种高耗说明，它不断地做着无用功。而在历史上，“小人政治”专做这个损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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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被什么所驱动，而拼命做这种事？说来也简单，就是四个字：极度自私。我们说的是“极度自私”。单讲自私二字，没什么不好，它实际上是推动历史向前的积极因素，资本主义兴起时就曾将自私作为社会动力加以弘扬。反之，倒是大公无私之类的高论有时可能别有用心，黄宗羲即曾将君权的丑恶本质揭露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38]人类经验教训表明，需要警觉的不是人的自私本性，而是这种“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情形。适当自私，有益无害。仅有一种情况，自私才真正变得有害，那就是当自私与权力相捆绑的时候。插上权力翅膀的自私，将打响一场贪婪、攫取的超限战。在权力的保驾与襄助下，自私不仅成为少数人的特权、专利——就像民谚所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且无所不用其极，而又无往不胜，从而恶性膨胀为“极度自私”。如果检讨一下人类文明史，会发现它从不是通过消灭自私取得进步的历史，而是一部与“极度自私”做不懈斗争，并为每个人争取合理自私的权利，从而不断进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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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极度自私”在弘光朝就正向恶性膨胀的高度挺进。史可法去位，不是个别职位的变动，而带来了整整一个小人系统的启动。它包括大学士马士英、王铎，兵部尚书阮大铖，吏部尚书张捷，左都御史李沾，东平伯刘泽清，诚意伯、提督操江刘孔昭……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皇帝朱由崧和当时的钱谦益（礼部尚书）。因为信奉“极度自私”，这个系统一旦运转，必产生强烈排异性，所有于它不利的人都会被一一挤走、清洗，这样它才使自己达到最高效率。所以继史可法后，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高弘图、徐石麒，也渐次消失在南京中枢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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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系统的一望而知的表现，是贪腐。马士英、阮大铖弄权填欲的事迹，过去我们一表再表，于兹无须再多赘述。简而言之，他们完全把国家当成银行兼当铺，一边取钱一边变卖，犹恐银行关门过早或变卖不及而被别人掠美。他们的心态，就如破产企业的高管，拼命赶在倒闭前偷拿侵占，多多益善。读读见证者李清在《三垣笔记》中的记述，就知道小人系统对于受贿、卖官之类，已至明火执仗。当时有民谣：“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39]里面点了马士英（相公者也）和朱由崧，其实跟阮大铖比起来，他们还差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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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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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本文所欲谈却不在这个方面。那些有形、直观的溷乱，有目即见，所贪无非鬻一爵“七百金”、“千五百金”、“三千金”[40]之类。小人系统出于“极度自私”而干的另一些坏事，隐蔽、间接，也不牵涉具体的钱帛数目，但严重后果却可至无法衡量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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