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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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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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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人亡政息”一语，表示政治与个人之间存在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这种认识，到了现代法制民主政体下，一般意义不大，甚而视为“人治”格局的表征。其实并不尽然。现代法制民主政体较人治体制，其于政治错误的防范能力后者无从仰望，这固然不错，但任何体制究竟不是美军无人机，只要输入程序即可自我操控，不管什么体制底下，政治实践最终还是落实于人。以自由选举制来论，最终也以选出某人为结果，而选举并不能解决此人愚贤问题，可能选出贤者，可能选出愚者，概率各占一半。自由选举的真正好处，不是确保胜选的必为贤者，而是确保经过一定实践检验，若为愚者，人民可将其抛弃，这是它真正的功德（至今中国仍有人以未必选出贤者嘲笑自由选举，真是愚不可及）。而古代在没有这种制度的情形下，政治清浊对个人的依赖，几乎是决定性的。同样一件事，同样一个位子，由怎样的人做与坐，结果可至南其辕而北其辙。南京士民请愿书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认识，我们不必挑剔他们如此依赖“清官”和“好人”，在当时，对正派政治家个人品质的依赖，这种诉求不单是无可奈何，重要的在于非常实际、完全管用。所以，“秦桧在内，李纲在外”的变化，对整个弘光朝是有决定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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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对善、恶两种政治力量，一般以“君子”“小人”相称。我们尊重当时语境，继续使用这种字眼。不过对于其间的道德意味，却认为应加剔除。古人鄙薄“小人政治”，往往与主张和向往“君子”情怀、人格有关，这些内容在今天已失去意义。我们延承或者认同对“小人政治”的摈弃，主要因为这种政治总是产生无穷无尽的内耗和自耗，从而伤害到历史。换言之，我们是站在历史的角度，而非道德的角度。有关这一点，我想谈谈与古人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历史向政治索要的，并不是道德楷模。如果道德上崇高俊美，国家却治理得一塌糊涂，这样的政治家绝不值得称美。反之，道德并不比人高出一头，哪怕还有所不及，但所施之政却确切地利国惠民，作为政治家我认他好于前者。中国在这方面走过不少弯路，以致出过很多伪君子，满口高尚义理，实际施政却祸国殃民，教训极其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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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下面抨击“小人政治”，不是在旧有的忠奸意义上，而是基于历史应当更具效率的价值观。我们认为，从时间到物力，历史都是有限的资源。对历史正确与谬误的判断，应看历史的效率是高还是低。高效的历史，浪费最少、损耗最低；低效的历史，则必定伴随大量无谓的浪费与损耗。这跟我们今天追求的环保，是同一个道理。好的、理性的历史，必是环保的历史；而劣质的历史，必是高耗的历史——这种高耗说明，它不断地做着无用功。而在历史上，“小人政治”专做这个损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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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被什么所驱动，而拼命做这种事？说来也简单，就是四个字：极度自私。我们说的是“极度自私”。单讲自私二字，没什么不好，它实际上是推动历史向前的积极因素，资本主义兴起时就曾将自私作为社会动力加以弘扬。反之，倒是大公无私之类的高论有时可能别有用心，黄宗羲即曾将君权的丑恶本质揭露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38]人类经验教训表明，需要警觉的不是人的自私本性，而是这种“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情形。适当自私，有益无害。仅有一种情况，自私才真正变得有害，那就是当自私与权力相捆绑的时候。插上权力翅膀的自私，将打响一场贪婪、攫取的超限战。在权力的保驾与襄助下，自私不仅成为少数人的特权、专利——就像民谚所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且无所不用其极，而又无往不胜，从而恶性膨胀为“极度自私”。如果检讨一下人类文明史，会发现它从不是通过消灭自私取得进步的历史，而是一部与“极度自私”做不懈斗争，并为每个人争取合理自私的权利，从而不断进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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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极度自私”在弘光朝就正向恶性膨胀的高度挺进。史可法去位，不是个别职位的变动，而带来了整整一个小人系统的启动。它包括大学士马士英、王铎，兵部尚书阮大铖，吏部尚书张捷，左都御史李沾，东平伯刘泽清，诚意伯、提督操江刘孔昭……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皇帝朱由崧和当时的钱谦益（礼部尚书）。因为信奉“极度自私”，这个系统一旦运转，必产生强烈排异性，所有于它不利的人都会被一一挤走、清洗，这样它才使自己达到最高效率。所以继史可法后，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高弘图、徐石麒，也渐次消失在南京中枢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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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系统的一望而知的表现，是贪腐。马士英、阮大铖弄权填欲的事迹，过去我们一表再表，于兹无须再多赘述。简而言之，他们完全把国家当成银行兼当铺，一边取钱一边变卖，犹恐银行关门过早或变卖不及而被别人掠美。他们的心态，就如破产企业的高管，拼命赶在倒闭前偷拿侵占，多多益善。读读见证者李清在《三垣笔记》中的记述，就知道小人系统对于受贿、卖官之类，已至明火执仗。当时有民谣：“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39]里面点了马士英（相公者也）和朱由崧，其实跟阮大铖比起来，他们还差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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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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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本文所欲谈却不在这个方面。那些有形、直观的溷乱，有目即见，所贪无非鬻一爵“七百金”、“千五百金”、“三千金”[40]之类。小人系统出于“极度自私”而干的另一些坏事，隐蔽、间接，也不牵涉具体的钱帛数目，但严重后果却可至无法衡量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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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指的是：小人系统为使攫夺过程不受干扰、攫夺成果最大化，使出浑身解数，破坏国家权力形态，扰乱其组织，使有序变无序——古人谓之朝纲荡然、法纪废弛。这才是历来小人政治重创社会、历史之最甚者。与此相比，有形、具体的招权纳赂，从物质和实有层面挖国家墙脚，根本不在一个量级。它拆毁的是国家形式、机制和原理。古代各种制度本来阙漏就多、粗疏不密，而再经这种淆紊，真可谓国之不国。历来，仅有贪腐都还不足以亡国，一旦到了纲纪荡然的时候，才彻底无可救药。对以马士英为首辅之后的南京，当时的人以及后世观察家，一般都最痛心疾首于贪腐一端，现在我们要为大家指出，它真正可怕的征候，在于国事已无法做任何有组织的管理，或者说，一切需要有组织地管理的事务都不能展开。从甲申年五月到乙酉年五月，终弘光一朝，如历梦幻，一事无成，根由就是国家组织功能丧失。当时虽然风雨飘摇，东南一隅局面尚稳，但社会未乱，中枢却已坏死，国家遂为有身无头的行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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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三国演义》•云长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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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襄阳郡 金协中绘论忠勇二字，黄得功像极关羽。但两人相类之处更在于缺点，都不能顾大局，只不过关羽已被理想化，手里握着一本《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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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三国演义》•张翼德大闹长坂桥 金协中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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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有张飞之猛，连心地的浑朴也有几分相像。张飞酒后梦中被怀怨的部将割下头颅，高杰也差不多是这样遭了暗算。但张飞好歹粗中有细，高杰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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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三国演义》•诸葛亮安居平五路 金协中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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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有孔明之德，而乏其才。他做到了鞠躬尽瘁，而不能更多。这当中，整体现实的制约超过了他的个人局限性。考虑到现实，他将高杰成功感化，难度不亚于收伏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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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四镇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