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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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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怀《板桥杂记》上卷“雅游”：“旧院与贡院相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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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院，“人称曲中”[2]。曲中，就是妓院。古代青楼有所谓“雅妓”，即色艺双全者。她们的才艺，颇为广泛，可以是诗文、书画、琴棋以至烹饪等，而度曲、演唱是基础（在中国，妓女的古源是“女乐”），所以也称较高等的欢场为“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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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需求扩大，这行业也在变化，慢慢开始出现有无才无艺而仅供肉欲、以色事人者，如旧北京之八大胡同，一解饥渴而已，别无蕴藉，连留下的故事也是粗恶的。如所皆知，当年同治皇帝私游其间，染了一身梅毒，死得很不成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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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秦淮香艳，不是这样。“原为才子佳人而设”，点出了它的特点。其实，当时南京的欢场，已有不同类型和档次，如“珠市”和“南市”。珠市的客人，多为富商大贾，单论美色与豪奢，此处不在秦淮之下。“其中时有丽人，惜限于地，不敢与旧院颉颃。”[3]公认为姿色第一的名妓王月，即属珠市。而论品位，珠市却距秦淮颇远。至于南市，“卑屑所居”[4]，是廉价的去处。三个地点的服务对象大致固定，秦淮乃文人雅士的畛域，珠市为阔佬之乐园，南市则供下层社会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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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之如此，环境使然。说到秦淮南岸的旧院，就不能不说北岸的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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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是科举高级别考场，用于举人资格的乡试。这里，指南京“江南贡院”，今大部已毁，明远楼仍存，上有“江南贡院”的匾额。不过，“江南贡院”是清初南直隶改江南省后而得名，在明代，它应该叫“应天府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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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贡院，可同时容二万余人考试。虽然各省会以及北京也有贡院，却规模据说都不比南京。1905年废科举以后，它被拆除，如今尚能从照片窥其旧貌：排排号舍，密密麻麻，栉比鳞次，一望无际。倘若还原样保存在秦淮岸边，我们身临其地、放眼一望，对“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的意味，或更易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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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建成，并不很早。《典故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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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天初无试院，每开科，借京卫武学为之，学地狭，每将仪门墙垣拆毁，苫盖席舍，试毕复修。至景泰五年冬，始以应天府尹马谅言，以永乐间锦衣卫纪纲没官房改造试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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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五年即1454年，距明朝立国已近百年。另外，文中提到的纪纲，是朱棣手下大特务头子，替朱棣杀人无算，《永乐大典》主纂、名臣解缙，即死彼手，而他自己最终下场也很惨，被朱棣处以剐刑。不料，贡院便建于纪纲府邸旧址，令人不免心生异样——毕竟，在血腥酷吏与温文尔雅之间，反差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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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说，河对岸的勾栏瓦舍，早于贡院之建。我们从元人萨都剌《念奴娇》“歌舞尊前，繁华镜，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略知其为欢场，由来颇久。另参《板桥杂记》：“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轻烟淡粉，重译来宾，称一时之盛事。自时厥后，或废或存，迨至百年之外，而古迹寖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旧院而已。”则南岸旧院，洪武年间已有，为官妓十六楼之一。不过，我们推想，那时它与一般青楼或无太大差别，1454年贡院的建成，是秦淮香艳发展史的一大节点，随着“旧院与贡院遥对”格局确立，这一带妓院才逐渐衍为“雅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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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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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淮香艳，要抓住旧院、贡院彼此呼应这一点，从二者因果求得对它的理解。南岸的旖旎，根本以北岸的文采为背景，而北岸的文采，反过来也受着南岸的滋养与激发。两相互动，而达成了余怀的概括：“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6]衣冠文物、文采风流，此八字是秦淮香艳的灵魂，抽掉它们，所谓秦淮香艳与八大胡同只怕也没有分别，不成其“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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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八个字，还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为何贡院他省亦有，却不曾催生自己的秦淮香艳，也来一个“旧院与贡院遥对”。很简单，各地文物、文采之盛，不能达到南京的高度。关于这一点，话题需要拉得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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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既因自然条件的变化，也因数次遭遇北方蛮族大的冲击，自晋代起，就向南偏移了。东晋、六朝是第一浪潮，南宋是第二浪潮，明代是第三浪潮。经此三大浪潮，经济文化重心南移，遂成定局。黄宗羲说：“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7]董含《三冈识略》也说，有明三百年，“江南赋役，百倍他省”[8]。或有夸大，但基本格局是这样。物力如此，文亦随之。截至唐宋（北宋），中国人文犹以北方为盛，查一查那时一流诗哲的籍贯，会发现多出于黄河流域。之后，尤其明代，明显转到南方，特别是集在东南一隅，北方文教则衰颓得厉害。有学者依省籍统计明代“三鼎甲”（含会试第一名的会元）人数，显示两个结果：一、东南一带（苏、皖、浙、赣、闽，大致为今华东地区）达一百九十三位，几乎是全国其余地方的四倍；二、其中，仅南直隶一省人数，已超过东南以外各地总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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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盛衰之比，甚至导致明朝出台一项特殊政策。大家可读《明史•选举二》，里面专门讲到“南卷”、“北卷”问题。“初制，礼闱取士，不分南北”，但洪武丁丑年会试，“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惹得朱元璋大怒，“怒所取之偏”，竟将主考官或杀头或流放。[10]朱元璋认为不公平，有他的道理。可是客观上，南北两地文教水准，反差确实很大。“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11]，考生本身质量偏低，科举竞争力无法跟南方比，所以，单靠杀人解决不了问题。迫不得已，便想出“南北卷”的办法。强制名额分配，南人若干，北人若干，相当于把“全国统一录取”改为“划片录取”，硬性规定北方士子在进士中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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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如此，是无可奈何。因为无论从文化平衡发展考虑，还是出于政治需要（官僚集团构成的合理性），都不能坐视南北差距过大。不过，尽管以“南北卷”加以扶植，终明一代，北方人材劣势都不能彻底改观，而只起舒缓作用。南方的强势，不仅保持，且一直缓慢然而坚定地增长。万历以降，这势头达于顶点，东林崛起便是这样的标志。东南士夫势力之强，居然足以和皇帝叫板。当中虽经阉党摧折，而无改基本走势，及至崇祯朝，无论朝野，政治和文化主导权已尽操东林-复社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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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满清取代朱明，才真正将这势头遏止。满清不独地理上处于“北方”，更在文化上属于“蛮夷”，明人蔑称为“北虏”。也恰恰出于这一点，满清入主之后，不久即着手打压南人。康雍乾几次大的文字狱，哭庙案、南山集案、吕留良案等，对象均为南籍士子。血雨腥风，飘散百年。这当中，除民族矛盾、文化冲突，其实也隐含地域相抗之意味。到此，南方在文化上所居压倒优势，以及南方士林甚嚣尘上的情态，终于稍减。有清一代，其科举、学术及文艺，虽仍以南人略占上风，但北方却有强劲复苏，如今因影视剧热播而成清代文化明星的纪晓岚、刘墉，以及曹雪芹、蒲松龄等主要的文学作者，都是北方人。类似情形，元代也曾有而更不加掩饰，民分四等，以北人、南人区分中国人而置后者于最末等，清代好歹未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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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南北间的抑扬再谱新篇。清室的衰微，果然表现为南人重执政治文化之牛耳。晚清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戊戌变法中的康梁谭、翁同龢，悉属南籍。庚子之变，“东南互保”，南方数省公然拒奉清廷命令。辛亥革命，其实也不妨称之为南方革命（而与北方义和团的护清，相映成趣）。此后“五四”直到中共创建，活跃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差不多个个来自南方。这种南北相抗，晋代迄今一千六七百年的时间，很少不与之发生关系，包括时下网络之中，也时常引发口水战。但这现象本身以及其中意味，实际并不口水而不无严肃，于中国文明的起伏、流向及况味，颇足楬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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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所限，不容我们于此着墨过多，还是收起笔头，来谈余怀所指出的秦淮香艳与衣冠文物、文采风流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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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物质、精神文明重心南移为背景，会特别注意到南京这座城市的意义。在帝制以来二千多年的范围下，南京乃唯一堪与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争辉的南方大城，是物质、精神文明重心南移趋势在地理上的聚焦点，并因这趋势而形成持续建都史。它整个历史共有三个峰值，一、从三国孙吴经东晋到六朝；二、明代；三、中华民国。三个时间点均极重要，第一个是夷夏冲突正式成为中国现实问题的时刻，第二个是向现代转型的前夜，第三个是中国揖别帝制、步入现代国家行列的开端。从中我们觉得，南京之于中国历史，一来有头等的政治意义，而更大特点在于似乎是文明的节点与标识，它的枯荣似乎总是拨动中国那根文明的琴弦，一个王朝在此崛起与消失，似乎不仅仅是政治的兴废，而每每有文化沧桑、沉浮的意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古代诸大城，独南京形成了“金陵怀古”这固定的诗吟主题，无数诗人至此难禁睹物伤情的幽思，为之感慨、怀想和悼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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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城市文明角度，二千年看下来，只有两座城市是真正具代表性的：汉唐为长安，之后是金陵。它们既各自演绎了北南两段繁缛，又共同呈示和见证中国文明重心的南渡史。中古以前的“西京情愫”，与中古以后的“金陵春梦”，相映成趣。汉唐时人心目中的长安，与明清时人心目中的金陵，具有同等的文化和审美价值，也唯有它们可以相提并论。《明夷待访录》“建都”篇曾谈到长安和金陵之间历史地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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