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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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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淮香艳，要抓住旧院、贡院彼此呼应这一点，从二者因果求得对它的理解。南岸的旖旎，根本以北岸的文采为背景，而北岸的文采，反过来也受着南岸的滋养与激发。两相互动，而达成了余怀的概括：“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6]衣冠文物、文采风流，此八字是秦淮香艳的灵魂，抽掉它们，所谓秦淮香艳与八大胡同只怕也没有分别，不成其“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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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八个字，还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为何贡院他省亦有，却不曾催生自己的秦淮香艳，也来一个“旧院与贡院遥对”。很简单，各地文物、文采之盛，不能达到南京的高度。关于这一点，话题需要拉得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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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既因自然条件的变化，也因数次遭遇北方蛮族大的冲击，自晋代起，就向南偏移了。东晋、六朝是第一浪潮，南宋是第二浪潮，明代是第三浪潮。经此三大浪潮，经济文化重心南移，遂成定局。黄宗羲说：“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7]董含《三冈识略》也说，有明三百年，“江南赋役，百倍他省”[8]。或有夸大，但基本格局是这样。物力如此，文亦随之。截至唐宋（北宋），中国人文犹以北方为盛，查一查那时一流诗哲的籍贯，会发现多出于黄河流域。之后，尤其明代，明显转到南方，特别是集在东南一隅，北方文教则衰颓得厉害。有学者依省籍统计明代“三鼎甲”（含会试第一名的会元）人数，显示两个结果：一、东南一带（苏、皖、浙、赣、闽，大致为今华东地区）达一百九十三位，几乎是全国其余地方的四倍；二、其中，仅南直隶一省人数，已超过东南以外各地总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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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盛衰之比，甚至导致明朝出台一项特殊政策。大家可读《明史•选举二》，里面专门讲到“南卷”、“北卷”问题。“初制，礼闱取士，不分南北”，但洪武丁丑年会试，“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惹得朱元璋大怒，“怒所取之偏”，竟将主考官或杀头或流放。[10]朱元璋认为不公平，有他的道理。可是客观上，南北两地文教水准，反差确实很大。“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11]，考生本身质量偏低，科举竞争力无法跟南方比，所以，单靠杀人解决不了问题。迫不得已，便想出“南北卷”的办法。强制名额分配，南人若干，北人若干，相当于把“全国统一录取”改为“划片录取”，硬性规定北方士子在进士中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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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如此，是无可奈何。因为无论从文化平衡发展考虑，还是出于政治需要（官僚集团构成的合理性），都不能坐视南北差距过大。不过，尽管以“南北卷”加以扶植，终明一代，北方人材劣势都不能彻底改观，而只起舒缓作用。南方的强势，不仅保持，且一直缓慢然而坚定地增长。万历以降，这势头达于顶点，东林崛起便是这样的标志。东南士夫势力之强，居然足以和皇帝叫板。当中虽经阉党摧折，而无改基本走势，及至崇祯朝，无论朝野，政治和文化主导权已尽操东林-复社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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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满清取代朱明，才真正将这势头遏止。满清不独地理上处于“北方”，更在文化上属于“蛮夷”，明人蔑称为“北虏”。也恰恰出于这一点，满清入主之后，不久即着手打压南人。康雍乾几次大的文字狱，哭庙案、南山集案、吕留良案等，对象均为南籍士子。血雨腥风，飘散百年。这当中，除民族矛盾、文化冲突，其实也隐含地域相抗之意味。到此，南方在文化上所居压倒优势，以及南方士林甚嚣尘上的情态，终于稍减。有清一代，其科举、学术及文艺，虽仍以南人略占上风，但北方却有强劲复苏，如今因影视剧热播而成清代文化明星的纪晓岚、刘墉，以及曹雪芹、蒲松龄等主要的文学作者，都是北方人。类似情形，元代也曾有而更不加掩饰，民分四等，以北人、南人区分中国人而置后者于最末等，清代好歹未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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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南北间的抑扬再谱新篇。清室的衰微，果然表现为南人重执政治文化之牛耳。晚清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戊戌变法中的康梁谭、翁同龢，悉属南籍。庚子之变，“东南互保”，南方数省公然拒奉清廷命令。辛亥革命，其实也不妨称之为南方革命（而与北方义和团的护清，相映成趣）。此后“五四”直到中共创建，活跃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差不多个个来自南方。这种南北相抗，晋代迄今一千六七百年的时间，很少不与之发生关系，包括时下网络之中，也时常引发口水战。但这现象本身以及其中意味，实际并不口水而不无严肃，于中国文明的起伏、流向及况味，颇足楬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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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所限，不容我们于此着墨过多，还是收起笔头，来谈余怀所指出的秦淮香艳与衣冠文物、文采风流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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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物质、精神文明重心南移为背景，会特别注意到南京这座城市的意义。在帝制以来二千多年的范围下，南京乃唯一堪与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争辉的南方大城，是物质、精神文明重心南移趋势在地理上的聚焦点，并因这趋势而形成持续建都史。它整个历史共有三个峰值，一、从三国孙吴经东晋到六朝；二、明代；三、中华民国。三个时间点均极重要，第一个是夷夏冲突正式成为中国现实问题的时刻，第二个是向现代转型的前夜，第三个是中国揖别帝制、步入现代国家行列的开端。从中我们觉得，南京之于中国历史，一来有头等的政治意义，而更大特点在于似乎是文明的节点与标识，它的枯荣似乎总是拨动中国那根文明的琴弦，一个王朝在此崛起与消失，似乎不仅仅是政治的兴废，而每每有文化沧桑、沉浮的意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古代诸大城，独南京形成了“金陵怀古”这固定的诗吟主题，无数诗人至此难禁睹物伤情的幽思，为之感慨、怀想和悼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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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城市文明角度，二千年看下来，只有两座城市是真正具代表性的：汉唐为长安，之后是金陵。它们既各自演绎了北南两段繁缛，又共同呈示和见证中国文明重心的南渡史。中古以前的“西京情愫”，与中古以后的“金陵春梦”，相映成趣。汉唐时人心目中的长安，与明清时人心目中的金陵，具有同等的文化和审美价值，也唯有它们可以相提并论。《明夷待访录》“建都”篇曾谈到长安和金陵之间历史地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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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有王者起，将复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胜者，以关中为上，金陵不与焉，何也？曰：时不同也。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会稽，代指浙江）久矣……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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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势一目了然。故而我们看到金陵之于曹雪芹，一如长安之于司马相如、王维等。“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13]，这些字眼若在汉唐必属长安，而到曹雪芹时代，却非金陵不匹。他借贾雨村之口，这样描绘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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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岁我到金陵时，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外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边一带花园里，树木山石，也都还有葱蔚洇润之气，那里像个衰败之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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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欲为中国雅文化具结、唱挽悼亡之作，所谓“悲金悼玉的‘红楼梦’”[15]。而作者曹雪芹，北人也，其身世是个谜团，有未到过金陵更不可确知[16]。他把故事发生地置之金陵，盖出两个原因：一是乃祖任江宁织造的历史，使之对江南文明之盛梦寐倾倒，心向往之；二是从小说主题和内涵论，此地必为金陵而无二选——我们替他体会一下，“靥笑春桃兮，云髻堆翠；唇绽樱颗兮，榴齿含香”，这种气息、情态，北地或无可寻，或纵可寻而置之其地却韵味全失，实在是到了明清时代，典型中国文化之美，确非北方可以代表、言传。故而，曹氏以汉军旗满人，假金陵为背景敷演《红楼梦》，是那时代的文化理想、文化想象使然，也是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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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无根据，然而感觉或相信曹雪芹必定读过《板桥杂记》，且深迷恋之。因为凡有心人都不难看出，他笔下的“金陵十二钗”虽然赋予了“名媛”身份或名义，实际都有浓浓、暧昧的“曲中”韵味。大家只消看看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只消读“刚至房中，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宝玉此时便觉眼饧骨软，连说：‘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便知这一段所写，哪里是什么闺房，分明就是风月之地。至于“红楼”云云，也无非是避言“青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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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对于秦淮香艳为何独显于南京，我们草草明其缘由。归结起来，一切禀自上千年历史所注入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及其唤起的巨大的文化想象。所以，虽然各地都有贡院与娼业，然而，此贡院非彼贡院，他处娼业亦非秦淮旧院。南京的情形，无法作为模式，移植于别处。就算各地硬搞什么“旧院与贡院遥对”，也是有其似、无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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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我们现在讲的一段，更有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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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崇祯、弘光两朝，它是秦淮香艳的真正鼎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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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间点，过去似乎没有如何引起注意。说起秦淮香艳，往往囫囵吞枣地以为是从来如此的悠久现象。其实要做一点细分。单讲作为风月之地，秦淮的历史当然漫长，前引余怀之述显示，光是明代就可从洪武年间算起。然而，从普通风月场向“雅游”之地转化，并非一蹴而就。从现有线索推测，应该是于景泰五年北岸修建贡院之后才有可能。之前的情形，我们虽并不清楚，但从环境本身特点尚不具备来想，崇、弘间旧院那样高、精、尖的极雅妓院，恐怕还是无源之水。贡院之建，加上金陵文化和历史中固有积淀，两者相互氤氲，再经百余年含英咀华，终于崇、弘间达到绚烂的极致。而其为时并不算长，从头到尾不过十几年光景；换言之，真正播于人口的秦淮香艳，不过是明代之尾转瞬即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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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秦淮名妓，无一出现在崇祯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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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杂记》所记，为“崇祯庚、辛”即庚辰（1640）、辛巳（1641）年之前余怀在秦淮的闻见[17]，这是基本的时间窗。而它所提到的诸姬，时龄多为十来岁。如董小宛、卞赛（玉京）十八岁，李香、李媚都只有十三岁，顾媚（横波夫人）稍长，亦仅二十多岁[18]。另，《板桥杂记》未载之柳如是，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崇祯十三年庚辰之冬，河东君年二十三。”[19]从年龄看，很显然，明末这一群星璀璨的名妓群体，都是崇祯年间涌现出来；此前，她们或甫临人世，或尚处幼齿，不可能操此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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