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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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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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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阮大铖没有“奸恶”的苗头。不但少年没有，青年时期亦无劣迹。他诸事顺遂、一帆风顺。十六岁（万历三十一年）就成为举人，时人惊为“天资骇发，名冠贤书”[26]。二十九岁（万历四十四年）高中进士。科举途中如此顺利的例子凤毛麟角，功名蹭蹬的滋味他分毫未尝。这既拜绝顶聪明天资所赐，同时是勤读苦学的收获。《咏怀堂诗集》有这样的篇什，忆及当年在桐城发愤潜读的情形。至此为止，他的人生很符合聪明加勤奋的成功规律。从这经验推求其内心，可想见他一定从中自信，凭借过人的才情而辅以刻苦的努力，凡愿皆能所偿，而人生无非如此。如果他做此想，后来的现实，无疑是给了他迎头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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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人的丑恶，不认为与生俱来，而认为源自环境和社会现实的雕刻与塑造，教育的缺失或不良、门风败坏、交友错误、贫穷生活对心灵的扭曲等等，都可以成为恶的温床。但奇怪的是，这些因素在阮大铖那里一个也找不到。他无论哪方面拥有的，皆可谓佳良。他的家境、教育，还有少年得意的经历，一般难以想望。而最令人慨叹的，是阮家门风。我曾设法从其先人同辈、近亲远支，找寻用于解释其“奸恶品质”的元素。然而徒劳。这个诞生了有明一代奸臣之殿的家族，没有负面的记载，相反，多令人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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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师简，阮家可考的头一位进士，名晋卿（师简是他的表字）。他是南宋咸淳间进士，做官不久，“宋遂亡。自临安以宗人起义不就，闻元兵渡江，不食死。”[27]就是为这缘故，晋卿的儿子雪堂“痛父之志”，立下家规，禁子孙出仕元朝。他们绝料不到，将近四百年后，在与南宋末年差不多的情形中，阮家将要出现一位认贼作父的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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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处，令阮家“中兴”的阮鹗，也是个光前裕后的人物。他最为人所厚的德行，是在杭州救了数十万百姓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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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改浙江提学副使。时，浙久患倭寇，公至，即督诸生习弓矢，讲阵法。未几，浙城戒严，属邑士民竟趋城下。城门闭，议者禁毋得开门，惧贼阑入。士女数十万哭城下，公愤甚，曰：“贼去我尚一舍，奈何坐弃吾民以委贼乎？”即手剑开武林门，陈兵月城中，令负辎重者左，妇孺右，以次进，毋相践。士卒皆传餐，马上更休，如此者四五日，尽存活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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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件功德，杭州人为阮鹗立祠纪念，祠堂到清代中叶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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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武林门外，旧有公祠，雍正初彭城李公巡抚浙江，饬有司重葺之，是公之有造于浙，民久不忘。[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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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鹗为宦生涯的顶峰，是抗倭史上著名的解桐乡之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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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首徐海众三万攻乍浦，公募壮勇突贼围，攻之，潜兵夜击贼嘉兴临平山。追至皂林，贼悉，众奔桐乡。公先已驰入，与知县金燕死守，相持四十余日。贼势分，而总制胡宗宪因得从容设方略以诱贼，戮其魁，桐乡之围亦解。[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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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英雄》写的就是这一段。之后他任福建巡抚，却在那里走了麦城，《桐城耆旧传》说：“是时闽军窳不可用，公益持重不轻战”[31]，《明史》则说他接受倭寇贿赂、“敛括民财”[32]，总之受到弹劾、被逮下狱。消息传来，“浙人争诣岳武穆祠为公祈禳”[33]，闽人则无此反应。好像他在浙闽两地官声大相径庭，何以至此，真相可见李春芳所写墓志铭。李春芳说，阮鹗以功蒙圣眷，引起嫉妒，在浙江时即已为“用公而忌者愈忿，谋夺公柄，移公专镇闽”，打发他到事情难办的福建，继而“力谋倾公，乃指摘公糜费储饷……”[34]所指，似为胡宗宪。阮鹗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好在丢官没丢命，从狱中放出，落职为民。他虽为罪臣，却实在是蒙冤。《桐城耆旧传》和《阮氏宗谱》均载，长子自仑（即阮大铖祖父）当时就替父诉冤，“不报”，没有结果；万历间次子（《宗谱》作“季子”）自华“复泣血疏陈”，终得改正，“诏复爵，赐祭葬，祀‘乡贤’”。[35]依陈继儒所记，“诏复原官”则早得多，在万历之前的隆庆朝：“及隆庆丁卯，奉诏复原官，而公以是冬殁。”[36]据此，阮鹗赶上了在有生之年洗冤。两说孰是，虽未确知，但以李春芳所作墓志铭推测，隆庆说应属可靠。“隆庆丁卯”即隆庆元年（1567），阮鹗卒于是年冬，李春芳则恰恰是从隆庆二年七月开始任首辅，阮家因而借重，替死者求墓志铭，时间很吻合，而李春芳之肯应允，应该就因阮鹗已恢复名誉，据此在墓志铭给阮鹗做出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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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至此，忽然想到，后来阮大铖身陷逆案，十余年锲而不舍、硁硁谋复，未知乃祖往事是否作为家族记忆，暗中发挥着作用？这非常可能。阮大铖逆案问题，世人虽以为彰彰明甚，其实事出有因、其来有自，他本人一直认为是蒙冤受屈。他这么想的时候，祖辈不屈不挠抗争、终于翻身的往事，应该是一种不小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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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鹗以下，阮家其他在朝为官之人，声誉都不错。阮鹗之侄阮自嵩，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曾“忤严嵩”，以刑部主事贬为沔阳州判。当地很多百姓因无力完纳赋税被关押，阮自嵩“乃出官钱抵逋，一日脱二百余人于狱”。又因清理境内宗亲景王所夺民田“被论”，所幸嘉靖皇帝“原其无罪”。后转任州，“平役法，均田赋，民深戴之。”最终还是因为“复触权要”，从沧州太守任上卸职。[37]阮大铖嗣父阮以鼎，虽无阮自嵩那样突出的事迹，却也规规矩矩做官。他被任命为河南参政时，“以积劳病亟图归省”，本想回乡养病，但“铨曹以中州缺官久，趣公至任”，他也就身抱沉疴赴任，“公舆疾驱入境，病大作，浸寻至不起”，竟死在任上。而“居官十三年，田庐无所增”。[38]反观阮大铖，废斥居怀宁间，行贿纳赂、把持乡讼，“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39]，诚不知当作何解。阮以鼎弥留之际，祖父阮自仑不顾高龄，千里奔豫，“携阮大铖视公署中，得执手与公诀”[40]，阮大铖等于亲睹嗣父劳死职内。有父如此，他何以成为那样狼贪鼠窃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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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毛举细务，不厌琐末，就为显示一点：所谓的“坏种”（黄裳先生语[41]）既没有什么根由，也没有前科；变化，是极其突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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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猝然之变，在天启四年。其最简要情节，即如他曾经的朋友张岱所述：“天启间，为吏科都给事中；厕身魏珰，与杨、左为仇。”[42]魏珰即魏忠贤，杨、左分别是杨涟、左光斗。不过，这么简要的叙述虽能看出是非，却看不出原委。欲知原委，非得看他另一位旧友、青年时代与阮大铖深入交往的桐城老乡钱秉镫（后改名澄之）所著《皖髯事实》。此传在《藏山阁集》中题《皖髯事实》，亦以《阮大铖本末小纪》见于《所知录》卷六，二者实一也。钱、阮关系非比寻常，彼此十分知根知底；而且叙事态度上，钱氏跟赍负“导向”使命的官方的《明史》毕竟不同，虽有是非，却不至于只突出是非而抹去别的真实细节，故为了解阮大铖所必看。以下便是阮大铖之变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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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人阮大铖，少有才誉，万历丙辰通籍（通籍，开始做官），授行人，考选给事中，清流自命。同乡左公光斗在台中，有重望，引为同心。其人器量褊浅，几微得失，见于颜面。急权势，善矜伐，悻悻然小丈夫也。天启四年冬，将行考察，会吏掌科（吏科都给事中）缺，以次应补者，江西刘弘化在籍，有丁忧信，后资无逾大铖，大铖亦方假回。左时已转佥院，急招入京。大铖既至，而当事诸公，意属魏公大中，以察典重大，大铖浅躁，语易泄，不足与共事也。左意遂中变，语大铖曰：“某公艰信已确，但抚按疏久未至，奈何？现在工科缺出，且宜暂补，俟其疏至，再行改题，可乎？”大铖业心知其故，谬曰：“可。”于是具疏题补工科都给事中。凡再题而命不下，诸公怪之。而外议喧传吏科缺出已久，不得已，乃更以吏科请，疏朝上而命夕下，盖大铖于此时始走捷径，叛东林也。大铖到任未数日，即请终养归，以缺让魏公大中，与杨左诸公同掌察典。归语所亲曰：“我便善归，看左某如何归耳。”杨左祸机伏于此时矣。[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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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头，有这样几点重要事实与关节：一，吏科都给事中一职出缺，按照资历应授此职者，第一顺序为江西刘弘化，第二便是阮大铖；而刘丁忧（凡丁忧，官员都应离职回乡守制二十七个月），已被排除，所以正常情况，此位置非阮大铖莫属。二，以上是从公事公办角度说，从私人关系或政治人脉角度，阮大铖与朝中实权派的东林近迩，尤与桐城老乡——我们再次看到桐城背景——左光斗友善，以至“引为同心”，而左光斗已允该职将归阮大铖，并亲自将正在回乡休假的阮大铖“急召入京”。三，阮大铖赶到北京后，却被当头泼了一瓢冷水，东林大佬经过密议，否定了左光斗的承诺；就此而言，东林背弃在先，而阮大铖叛东林在后。四，东林方面的变故，系出其政治集团利益之考虑，所谓“察典重大，大铖浅躁，语易泄，不足与共事也”，以吏科之掌关乎人事重权，决定安排可信任、放心之人；这种考虑，从与阉党斗争角度说可以理解，但对阮大铖个人，无疑是严重不公。五，对阮大铖爽约、不公已甚不妥，复不具实相告而另捏诡辞，不但错上加错，亦属欺人太甚。六，阮大铖何等聪明之人，如此伎俩岂瞒得住他？在先被抛弃、继遭哄骗情况下，他转投东林对立面魏忠贤怀抱，而东林浑然不觉，堪称颟顸；此时，阮大铖终于让人见识了他的“机敏滑贼”[44]——先假魏阉之手得到他本该得到的吏科都给事中一职，几天后却又主动去职，把位子让给魏大中，回家等着看东林的好戏，“杨左祸机伏于此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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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之事，另当别论，仅就阮大铖的突变而言，览其全过程我们可指责阮大铖之处甚少，责任明显几乎全在东林方面。对阮大铖必加谴责，只能责其两点：一，不高风亮节，不能将那官职视如敝屣；二，对不平与不公，不知隐忍而反戈一击。可是，这样的要求仅合于圣贤，无法用于阮大铖。他的反应，是遭受类似境况时，泰半之人会有的反应。作为旁观者，我们必须说：事态是东林一手造成，东林是导致阮大铖乍然转变的主因。至于辅因，可从阮大铖自身寻找。钱秉镫以对他的熟知，特意指出“器量褊浅，几微得失，见于颜面”，尤其“悻悻然小丈夫”一语，是切近如钱秉镫方能道出的诛心之论——气质细敏，感受深刻，极在意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每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抗击打能力差，难以面对坎坷。回想先前所述他自幼一路坦途的成长史、成材史，或更能体会天启四年这番挫折将如何折断他脆弱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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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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