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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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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十七年，阮大铖都如过街老鼠，极度孤立。钱秉镫在乡先与之善，然后避如瘟疫一事，便很表现他恶劣的境地。废斥里居，阮大铖寄意诗文，一来是才情自逞，二来借此交友、消其寂寞。“当是时，大铖发愤为诗，抒其才藻，以博人之称誉，今南京盋山精舍所刻《咏怀堂诗》十卷，大都皆为其罢官里居时所作。”[53]“一与时忤，便留神著述。”[54]崇祯五年（壬申，1632），中江社在桐城成立。朱倓说：“明季结社，其数盈百，而势力之伟大，无如复社；而与复社隐然相抗与之敌对者，其惟中江社。”[55]该社实际领袖，便是阮大铖。钱秉镫之子钱禄所撰《先公田间府君年谱》（钱秉镫晚号田间老人）讲述了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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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人举中江大社，六皖名士皆在，府君与三伯与焉，首事潘次鲁、方圣羽也。次鲁为阉党汝桢子，圣羽则皖髯门人，皖髯阴为之主，以荐达名流饵诸士，由是一社皆在其门，皖髯与余家世戚，门内素不以为嫌，府君乡居，不习朝事，漫从之入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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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见，当时一般外省对朝中政治派别、意识形态对立，不甚以为意，例如钱家明知阮大铖以逆案废斥，却仍以“世戚”视之，“门内素不以为嫌”，所以阮大铖的文望诗名犹具号召力，而能罗致“六皖名士”，结成大社。但情形很快有变。同年，方以智到“吴下”（苏南一带）游历一番，而我们知道苏南乃东林渊薮，他回来时，带来外面的消息，并促钱秉镫与阮大铖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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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申，方密之吴游回，与府君言曰：“吴下事与朝局表里，先辨气类，凡阉党皆在所摈，吾辈奈何奉为盟主？曷早自异诸！”因私结数子课文；其中江社期，谢不至，诸公既知有异心矣。[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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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习朝事”的钱秉镫，由此知时下潮流，立刻疏远阮大铖，不再参加中江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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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秉镫对阮大铖的疏远，应有相当代表性。它显示，阮大铖继从官场败归后，又因舆论影响在社会中益形孤立；其次，复社正在取代东林，成为他的主要烦恼。东林和复社，两者一脉相承，这种关系中有两个要点：第一，如果东林是朝堂政治的主流，复社则控制着在野的思想导向；第二，复社是以诸生为主体的青春知识团体，它许多重要人物，本身就是东林名宿之后，人称“小东林”。阮大铖既被逐出政坛，斗争空间则从朝堂移至社会，复社开始扮演斗争主角。钱秉镫在方以智劝说下走向阮大铖对立面，就显出这种作用。而最著名的例子，无过乎轰动一时的崇祯十一年秋《留都防乱揭帖》事件，复社精英发动声势浩大的“痛打落水狗”行动，迫使客居南京的阮大铖遁迹牛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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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名逆案以来，阮大铖与东林-复社之间发生的一切，通常看作正邪之斥。其实，还有一种解读，即生存空间的攘取。一方不断地挤压，另一方则作悬崖边的抵抗，而看起来两边各有理由。阮大铖政治上已经是失败者，他失掉了以求取功名为目标的人生，甚至失掉了回归的希望，剩下的不过是以文会友、“抒其才藻，以博人之称誉”，然而，连这点空间也不断遭挤压，他的感受只能是“逼人太甚”。而在东林-复社看来，灰溜溜铩羽而归的阮大铖，是隆冬之蛇，假死不僵，甚至假死都谈不上，不甘寂寞、四处活动、心怀叵测，念念不忘东山再起，对这样的人如果掉以轻心，何啻姑息养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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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阮大铖“人还在，心不死”，确有其事。他积极谋复，拜见回籍首辅周延儒，重贿之，周当时表示：“倘得再出，必起君。”崇祯十四年，周延儒果然再召入阁，但因阻力太大，难践其诺，遂提出一个曲线方案：“倘意中有所为一人交者，当用为督抚，俟其以边才转荐，我相机图之，必有以报耳。”[58]阮大铖无奈，如言荐一人，便是当时也谪居南京的同年进士马士英，周延儒“即拔士英为凤督”——此即马、阮特殊关系的由来，弘光格局则由此铸成。过去，对于他的积极谋复，多从东林视角看，乃觉适足证明其人之险恶。但换换视角，感受似乎不同。困兽犹斗，而况人乎？穷寇勿追，而东林-复社留给阮大铖的余地，确实太小。钱秉镫事后反思，指出：“攻之愈急，则其机愈深；郁之愈久，则其发愈毒。譬如囚猛虎于阱中，环而攻之者不遗余力，一旦跳跃而出，有不遭其搏噬者几人哉？”[59]隐指阮大铖最终走到那一步，是东林-复社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是逼其成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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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面面看下来，截至眼前，我们对阮大铖其实仍无从断其是非。天启四年延绵至此的事态，起因在东林，之后情节无非是双方围绕积怨的反弹和互动，逾此范围之外的问题还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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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变，发生在甲申国变后。自那时起，阮大铖与东林-复社之间已不单是个人龃龉，他的行为开始从是非难断的恩恩怨怨变成祸国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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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四月至乙酉五月，我们终于握有阮大铖是“奸臣”的证据。归纳一下，有三大表现：一，公权私用。二，损害国家利益。三，招权纳贿。过去，关于其人其事我们保持中立，或者竟认为他与东林-复社之间，道理较多在他一边。现在，要完全站到反对者的立场上了。因为他所干的一切，都有了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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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问题，不在于借定策抢班夺权、交通中贵谋求起复升迁，而在于权力到手后用来浊乱朝政；不在于对权力的追逐，而在于对权力的理解——完全是为个人利益服务。不在于结党串通、翻案复仇、构陷东林-复社——考虑到东林-复社也曾对他“环而攻之者不遗余力”——而在于除了这种事不曾做别的，“虽居兵部，职巡江，顾一切军事不问，惟阻挠六部权”[60]，他对弘光朝的贡献，只是从内部将其搞垮。甚至，也不在于搞了权钱交易，而在于骇人听闻地达到权即钱、钱即权的变态地步，“纳金则纠者免、荐者予。否则反是。”“白丁隶役输厚金，立跻大帅，都人语云：‘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其谬诞黩货如此。”[61]从曾祖阮鹗那里，阮家人就喜欢谈兵，有军事抱负。当年厚赂周延儒谋复，他也冀以边才召，如今在弘光朝终替自己搞到兵部尚书职衔，算是满足了这一自我想象。但他更大爱好其实是掌控用人权。“吏部尚书缺，马辅士英欲用张司马国维”，阮大铖却暗中运作，通过太监搞到中旨直接任命张捷，“内传忽出，士英抚床惊愕，自此始惮大铖矣。”[62]盖因吏部司组织人事，安插私人，一利于贬黜宿仇，二实便于卖官，故阮氏为此不惜得罪老友马士英而与夺食。这件事，令人油然记起曩往阮大铖与东林结怨，因吏科都给事中之职而起，而一朝之忿、衔恨之深，于兹尽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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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大概可予阮氏其人一个总的了断：迄今那种主导性的，将他一言以蔽，视为奸恶、小人和“坏种”的见解，值得商榷。一言以蔽，不如分而论之来得客观。亦即，前后有两个阮大铖；一个是弘光前的，一个是弘光中及以后。前者我们无由鄙之，后者才是四百年来众口所谈的阮大铖。倘若就弘光前阮大铖——包括其遭际——做一鉴定，我们推荐夏完淳《续幸存录》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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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圆海之意，十七年闲居草野，只欲一官。其自署门曰：“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当事或以贵抚或以豫抚任之，其愿大足矣。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珰（媚事阉党）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阮之阿珰，原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十”字衍，应为“七年合算”）为杨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贤，同为通内，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为阿珰，乌能免其反击乎？[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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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之阿珰，原为枉案”，“持论太苛，酿成奇祸”，所论极平，至为公允，弘光以前应如此作结。弘光之后，性质全变。阮大铖怙权为恶，意无旁顾，其间“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表面上是冤怨相报，而揆诸现实，大敌当前、国势危殆，“清兵之事，置之蔑闻。当清之初入也（指清兵入关时），我一旅北征，山东、河南人心响应，岁币之供，清可去也。士英漠然不问，但与大铖等章（通“彰”）贿赂、树彼此而已。”[64]故而我们对阮大铖所为，不能仅以倾东林-复社视之，必须指出，他是实实在在地损国家、害社稷，不管有何种前因旧缘，均不可释其恶。至于“以铨部为奇货”、滥鬻官爵、疯贪狂黩，更是祸国铁证，绝无遁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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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曾精细地说，马士英是“贪庸误国”，阮大铖是“贪奸误国”。[65]一字之差，点出异同。我们借此谈另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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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就是从“庸”、“奸”之别引出。平时，我们一见到“奸”，反应都在“丑”和“恶”上。可是若论丑恶，马、阮彼此彼此，谁都不是好东西。所以，李清特以“庸”、“奸”论之，意思并非他们恶有大小，而是说，丑恶的特色各异、原因有别。马士英误国，一以贪，一以庸；贪，乃私欲所致，庸，则是水平和能力。我看过很多对马士英的评论，对他的人品，没有不认为低劣的，但普遍来说，不觉得他具很大危害性。夏完淳讲过这么一句话，值得体会：“马是小人中之君子，阮是小人中之小人。”[66]这可不是表扬马士英，而是说他实属樗栎之材，才力所囿，坏虽坏，坏的能量究竟有限。阮大铖截然不同，李清置马士英于“庸”，而以“奸”字赠阮大铖，包含才具的评价。换言之，只有丑恶不足为“奸”，才、恶相济，方可达“奸”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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