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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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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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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何看待徐汧的行为，我内心又并非没有犹豫。我不赞成自杀。在西方，自杀者据说不得教士的超度，因为自杀和杀人一样，犯了杀生之诫。佛教亦以杀生为严戒。不杀生的理念，本质上基于防恶，以阻遏人类天性中野蛮暴虐的一面。它确认生命最为尊贵，无论以何理由都不当妄行剥夺。一个能够对生命奉以善意的社会和文化，才合乎根本的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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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明代，对生命缺乏尊重，确是突出而严重的现象。舆论狂热鼓吹死，二千多年，尚死之风无逾明代。这当中，纲常的愚化与施虐无可否认。多年前，因读《贤博编》一事，我写短文《有妾曰淑芹》，其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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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县方复，有妾曰淑芹，杭州人，颇有姿，年未笄事复。复老，与诸子异居，俄卒。家人怜其少，欲移之去。不可。强之至再三。淑芹知不免，诡曰，俟殡即惟命。将发引，淑芹乃沐浴更衣，缝其衽，缢于其所，时年二十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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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淑芹，《贤博编》是当作人杰记下的（所谓“贤博”），还发了一通议论，赞她“以色事人，主又垂老，乃能矢志不移”，进而感慨：“何异孤远小臣，未蒙宠录，一朝临难有奇节者哉！彼二三其德者，可以愧矣！”淑芹尚未及笄而为人妾，自杀时年仅二十六，前后十年稍多的光景，那方复居然已经老死了，彼此年龄悬殊可想而知。对她的命运，连方家都过意不去，“怜其少”，要放她条路开始新生活，奇怪的是，她居然不领情。所以，我也忍不住发了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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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说，中国有两种人，一种是已将奴隶做稳了的人，一种是想做奴隶还未做成的人。现在，由淑芹的例子，我们发现至少还有第三种人：曾做稳了奴隶而一旦不让他做，寻死觅活还非做不可的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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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舆论压迫的“死节”，是明代的招牌式特色，然而这当时所以为的“厚德”表现，在我们今天看来，却是一种罪恶。崇祯殉国后，这种舆论更是甚嚣尘上。每个身在北京而未从死的官员，皆属有罪；而侥幸置身其外的臣子，争先恐后板起卫道的面孔，斥责那些在北而居然不死者。其间，跳得最高、言辞最烈的，居然是马、阮一伙，个中的绝大伪善可想而知。对此，史可法一针见血，指出若依礼义，不单在北者宜死、在南者岂独例外？然而，这种持平能恕的声音，既寥且微；普遍的舆论是，死与不死，是衡量是非的唯一标准。龚鼎孳就这样而遗臭万年——他和徐汧一样，死过一次，被人救起，唯未死第二次——于是，从马士英直到一百年后的乾隆皇帝，都把他当作颜偷生的绝好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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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则忠，不死即品节有亏；死便光荣，不死就孬种。这好像在论是非，其实完全非理性，是道德怂恿下的一种极端心态。温州遗民叶尚高（一作尚皋）就不以为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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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自经于沟渎，何如托之佯狂，以嬉笑为怒骂，使乱臣失色，贼子寒心，则吾死且无遗恨也。故或赋诗以见志，或托物以寄情，或击柝于中宵，或持铎于长夜，无非提醒斯世，使人类不等于禽兽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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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展示活着可比盲目的死，更体现是非。“尚皋婆娑市上，或歌或泣，或优人状。家有妻女，皆弃不顾。夜则偃卧市旁，或数日不食，如是者八阅月。”[26]明亡后足足八个月，装疯卖傻，为民族哭喊。“陈诗孔子庙，横甚。”因而被逮入监。这时，他觉得尽完了最后的气力，“一日，取毫楮作自叙，赋《绝命诗》，以手扼吭而毙。”[27]他曾拒绝死，而又终于死。在叶尚高的例子中，我们知道了怎样的死才非屈从于道德压力，而基于清醒的自我生命意志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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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我们有出于崇隆道德目的而讴歌死、鼓励死甚至索取死的风尚，我们做过大量这样的宣传，去培养大无畏的狂热。在美国纪录片《重返危机现场》中，随“挑战者号”丧生的女航天员的母亲，没有说“为女儿献身感到骄傲”一类话，而是表示，对美国宇航局感到愤怒，认为他们应该为此承担责任。永远对生命的消逝抱以痛惜，是人类应有的正常的态度，也是当我想到写一写徐汧时，马上对自己耳提面命的一点。我们写他，不是为了宣扬死，他不是以对生命视如敝屣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笔下。对我来说，徐汧的意义，在于他所体现的历史内容和精神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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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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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死谈死，使其形而上，视为一种人本学命题，是哲学家喜欢的做法。此未为不可，但颇易步入歧途，使这样一件事、这样一个问题，诗化和绝对化。我曾经也热衷于摹仿哲学家思路，但现在，史学才是我所认为的更靠得住的方法。对明末士夫轰烈赴死的现象，我以为非做一历史的考察，才见得着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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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见得？让我们先从东邻日本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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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以自杀倾向闻名。神风特攻队开了一种超限攻击法的先河，我颇怀疑，伊斯兰极端分子喜欢的“人肉炸弹”，是拜其启迪——毕竟神风特攻队对美军航母的自杀式撞击，比纽约世贸大厦遭袭早了半个多世纪。除在国家、民族的集体层面有此表现，作为个体，日本人也极易作轻生之想，而有举世无双的切腹仪式。黑泽明回忆日本战败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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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为了听天皇宣读诏书的广播，我被叫到制片厂。那时我在路上看到的情景是永远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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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时候，从祖师谷到制片厂的商店街上，真有一亿人宁为玉碎的觉悟一般，非常紧张。有的老板拿出日本刀，拔刀出鞘，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刀身。[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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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历来我们从各种描写和叙述中得知，对自杀的崇尚，是日本人性情的一部分，甚至，是一种独有的文化，与生俱来、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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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却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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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日本权威说，这种自杀倾向在日本是新近出现的。是否如此，很难判断，但是统计表明，近年来观察者往往高估自杀的频率。按比例来说，上一世纪的丹麦和纳粹前的德国自杀人数比日本任何时代都要高。[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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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特别指出，古代日本武士自杀，是“为了免受不名誉的死刑，按照朝廷的命令而自杀”，“近代的自杀则是主动选择死。人们往往把暴力转向自己”。[30]这实际上是说，日本的自杀现象有不同的历史形态，是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的观念，而并非我们所想的什么民族原始根性和心理倾向。具体而言，古代日本武士选择自杀，是在必死的前提下，因为自杀较之处死更有名誉而愿就前者，其实是不得已和被动的；而比较普遍的主动自杀，“是新近出现的”，亦即进入近代史之后才发生的现象。既如此，原因自然也应到新的历史现实中寻找，比如近代环境下，日本新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国民意识等。就此附带表示一点看法：方今著名而频仍的自杀式袭击，主要根源想必也源自现实悲情，试图解释为文化和宗教特性，多半会是一种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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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日本人、日本文化并无研究，但据说《菊与刀》乃是一部日本学名著，出于这一点，我愿意对它的表述予以信任。总之，当时一旦从中读到日本人自杀问题的如上讨论，很觉耳目一新、大异以往，而留下深刻印象。眼下，当我试图对明末士夫大批死节有所解释时，又油然想起它的启示，恍然觉得我们的思考，也该从一时一地跳出来，到中国历史更广范围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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