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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左良玉 杀掠甚于流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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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将，一定是打出来的，一定战功显赫傲于同侪。但这位名将却有些特别：常胜，却也常败；常大胜，复常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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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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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视阈有“现场”与“后世”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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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明朝最后时刻，我常不禁有此一想：设若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南京报业发达亦如今天，那么，四百年后我们从那尘封的故纸堆中拣起几份，翻开一看，或将眙愕不解：牢牢占据报纸头条位置的消息，并非虏之将至，而另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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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良玉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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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以为，乙酉（1645年）春末，中国头号大事乃是清兵南下，而我们却郑重相告，那并非当时南京最热门的话题。满城骚然汹惧、街谈巷议的，不是名叫什么“多铎”的清军统帅，这名字对许多人全然陌生，甚至没有意义。“左良玉”才是争相说及、令人欲罢不能如雷贯耳的名字。这三个字，在形形色色的人中间，激起或恐慌或亢奋或迷茫不一而足之种种反应。大家随便找一种时人所著亲历录、目击记之类纪实文字，不拘《金陵野钞》《弘光实录钞》《甲乙事案》《南渡录》《明亡述略》《江变纪略》《浔阳记事》《鹿樵纪闻》《续幸存录》……都将看到，南京覆亡前夕，从三月到四月，左良玉兵变是不变的舆论中心。兵变三月下旬爆发以来，南京当权者视为灭顶之灾，尽撤北面之防，溯江迎拒，弘光之初所设四镇防御体系瞬间一空，明军几大主力彼此火并，阋墙于内。多铎大军，恰当此时渡过黄河，除在扬州遭史可法率数百人抵抗，致稍滞数日，余则如入无人之境，高歌猛进，直抵江口。某种意义上，多铎向南进军的过程，甚至显得寂寞冷清，很少受关注、谈论。直到左氏兵变化为泡影，人们才将视线从西南收回，转向北方，而此时满洲士兵早已闯到眼皮底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就这么突然而又淡然地发生。一路南来的多铎，对如此唾手而致的胜果，或许也多少感到乏味或不够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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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后，情况已完全颠倒了过来。如今说起乙酉倾覆，我们眼前只会浮现满清铁蹄遮天蔽日情状，左良玉兵变却仿佛天际一抹微云而已，望之杳然，甚至鲜予一瞥。这就是今古视阈之差。随着时间推移，无可奈何地，“后世”所知历史往往远离“现场”，经验世界被理性认识所代替，当时感受强烈、铭心摧腑之事，后来可能觉得根本不重要，而后来目为本质、关键的地方，当时却未必抱同感。凡读史遇到这种反差，都会激起我的好奇以及探知的欲望，眼下亦然。我很想知道，左良玉其人其事，反映着明朝人对自身处境的何种理解，中间包含哪些他们的困扰、失落与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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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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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籍贯，《明史》谓“临清人”[1]，隶籍山东，侯方域《宁南侯传》则曰“辽东人也”[2]。侯方域父侯恂，乃左良玉“恩相”，以其知根知底而记为辽东人，当属可信，但《明史》作为官史而明指其临清人，想亦自有根据。《宁南侯传》有“少起军校”一语，我们据以推测，他或许本是山东人，但很小就投军，随即到了辽东。万历末年，辽东便已吃紧，兵丁不足，当时穷人家孩子不乏十二三岁即入伍吃饷，求一条生路。左良玉的情形，一定正是这样。“良玉少孤，育于叔父。其贵也，不知其母姓。”[3]从小是孤儿，父亲早死，依叔父而活。他甚至连母姓都不知道；或许母亲死得更早，或许他干脆就是非婚生子。而且既然“少起军校”，被迫早早投军当兵，大概连叔父这仅有的倚靠也难以持续。究竟是叔父也死掉了呢，还是叔父不肯多养活他，我们不知其情，只觉着会有苦衷在内。总之，他虽非流浪儿，实际却恐怕迹近“无家”，若非日后显赫，真的就是社会最底层最微末的人。这种一无所有，一直影响到他的生年——究竟生于何年何月，我们既不确知，也没更多资料可考。《明史》本传，通篇未及其年甲。《宁南侯传》亦不曾专门提到，仅叙事间带出一笔：“会大凌河围急……连战松山、杏山下，录捷功第一，遂为总兵官……年三十二。”皇太极兵围大凌河，在崇祯四年（1631）。我们由此推算，左良玉大约生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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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应是个好兵，“以斩级功，官辽东都司。”[4]都司，为明朝的军事建制，都指挥使司之简称。“初，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有七”[5]，以后屡有增易，而辽东都司即其中之一，隶属左军都督府。“官辽东都司”，当指左良玉在辽东都司从普通士兵成为一名军官[6]。但级别大概很低，否则不至于做出下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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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贫，尝挟弓矢射生。一日，见道旁驼槖，驰马劫取之，乃锦州军装也。坐法当斩，适有丘磊者，与同犯，愿独任之，良玉得免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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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当了军官，日子仍贫苦，有时要靠偷猎打野食吃，甚至暗中做响马、剪径的勾当。最后一次误抢军用物资，罪该杀头。但同伙丘磊很够朋友，愿独担罪名，左良玉幸免于死。死罪虽免，官职则不保。顺便交待一下，很幸运的，丘磊也没有死，活了下来，后也积功做到总兵，却在弘光间被东平伯刘泽清所杀。此事加重了左良玉与南京的龃龉，因为刘泽清素与马士英、阮大铖等沆瀣一气，救命恩人被杀，左良玉觉得未必不是针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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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了官，左良玉在辽东都司待不住，闲了一阵子后，大概托人帮忙，来到昌平，找“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之父侯恂，投在他帐下。其时，侯恂出镇昌平。以下情节，有些《水浒传》的意思：“久之，无聊，乃走昌平军门，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尝役使之，命以行酒。”司徒公就是侯恂，他后来官至户部尚书，即古称“大司徒”者，侯方域以故凡所提及一律称“司徒公”，而当时侯恂官职应为兵部右侍郎。左良玉初来情形，很像杨志和梁中书故事的重演：“只说杨志自在梁中书府中早晚殷勤听候使唤，梁中书见他勤谨，有心要抬举他……”[8]但左良玉运气比杨志好，杨志丢掉生辰纲后只能去梁山落草，左良玉也出了类似事故，却得到侯恂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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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宴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巵。旦日，谒司徒公请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躯，岂任典客哉！吾向误若，非若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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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左良玉在帐下虽做着除扫杂役之事，侯恂却注意到他，认为将来是个人物。他不责怪左良玉丢失金器，反而检讨自己委任不当。恰于此时，辽东发生大凌河之围，需要增援，总兵尤世威因护陵任务在身，不能亲往，对可代己而行者，又都不满意，于是来找侯恂汇报。他提出左良玉实堪大用，可惜目下仅为小卒，没资格带兵。侯恂立即表示：“良玉诚任此，吾独不能重良玉乎？”时将四鼓，侯恂命尤世威立即先行通知左良玉，自己随后亲至。而左良玉那边，正如热锅上蚂蚁，以为丢失金巵之事，会翻出丘磊案陈年老账。总兵大人夤夜突至，他“以为捕之”，“走匿床下”。尤世威“排闼”呼之：“左将军，富贵至矣，速命酒饮我！”已以“将军”相称，左良玉却还惊魂难定，“战栗立，移时乃定”。俄顷，侯恂至，“乃面与期”，当面表达对他的期望。天亮，立召众将于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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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三千两，送良玉行。赐之巵酒三，令箭一。曰：“三巵酒者，以三军属将军也。令箭，如吾自行。诸将士勉听左将军令。左将军今已为副将军，位诸将上。吾拜官疏，夜即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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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恂此举，确实雷厉风行、不拘一格。一个普通士兵，连夜拔为军区副司令兼援军主将。能够如此，一则左良玉必有过人资禀，二要佩服侯恂有识人之准。果然，左良玉于战事中“录捷功第一，遂为总兵官”，自此跻身大将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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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辽东前线奏凯，很快，西北内乱起。左良玉奉命往剿，行前辞侯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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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公曰：“将军建大功，殊不负我。欲有言以赠将军，将军奚字？”良玉曰：“无也。”司徒公笑曰：“岂有大将军，终身称名者哉！”良玉拜以为请，司徒公曰：“即昆山可矣。”自此乃号为昆山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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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无字，是低微出身的残余痕迹。如今，左良玉已为大将，将来前程万里。细心的侯恂，连这一层也替他想到，赐字“昆山”。名、字相表，“昆山”盖取“良玉出昆仑”之意，很适合一位将军，又满含侯恂对他功业的期许。左良玉虽无文化，心思并不愚痴，对恩相的种种厚待，从内心认为恩同再造、义近父子。这一点，对后来好些事情都是很大的伏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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