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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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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多灾多难。蝗灾、洪水、瘟疫等天灾之外，造成大黑暗、大惨淡的，很多时候是“兵灾”、“兵乱”。中国百姓所以对社会动荡心怀特殊恐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类历史记忆过于深刻，乃至沉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其实，兵荒马乱的体验，非中国所独有。因战乱导致人口骤减、财富荡然、生产力凋零，此情此景不论哪国历史都可找到记录。然细察焉，还是有重要的不同。在世界别处，类似苦痛多由外侵造成，是不同文化、民族间的非理性仇恨，才足以挑起狂乱的毁灭冲动。中国固也有过那种遭遇，但更多时候，梦魇却不来自外敌，恰恰是国家、民族内部发生自残与戕害。其中，国家武力的失控，导致黎民百姓成为宣暴泄欲对象，最为常见——正如我们就汉、唐、明、清等大朝代解体过程所举证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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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绝无此理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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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不事生产、力不奉己，从衣食到一切耗用，毫厘均取自人民。军队与人民之间的根本伦理，基于以下契约：人民以其劳作和成果供养军队，军队则为人民提供安全、和平保障，并以此作为贡献，独免于种地、做工、货殖等社会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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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样的道理，古人不知么？非也。请看黄宗羲怎么说，关于明军他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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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军三百十三万八千三百，皆仰食于民。[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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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总揽之论，还抠细账：“都燕（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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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北京）而后，岁漕四百万石，十有二总领卫一百四十旗，军十二万六千八百人，轮年值运，有月粮，有行粮，一人兼二人之食，是岁有二十五万三千六百不耕而食之军矣。”“中都、大宁、山东、河南附近卫所，轮班上操，春班以三月至八月还，秋班以九月至二月还，有月粮，有行粮，一人兼二人之食，是岁有二十余万不耕而食之军矣。”“一边有事则调各边之军，应调者食此边之新饷，其家口又支各边之旧饷。旧兵不归，各边不得不补，补一名又添一名之新饷，是一兵而有三饷也。”[72]为了强调每个士兵都是由人民赋税供养，还提出人民只能承担合理的负担——以五十个百姓供养一位士兵，或按平均五口之家计，十户人家供养一位士兵为宜：“如以万历六年户口数目言之，人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则得兵一百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七人矣，人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则可养兵一百六万二千一百四十三人矣。”[73]这显然是认为，崇祯年间三百多万官军规模，大大超过了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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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军费取于何、军队养于谁的道理，对古人不成问题。不过，黄宗羲不成问题，不等于左良玉不成问题。黄宗羲是儒者，儒家有“民本”观，“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左良玉则“不知书”。“不知书”的真正害处，不在不识字，而在不明事理，对世间万物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不认识，或认识根本错误。所以黄宗羲对于“官军”变而为“匪”之荒谬绝伦，不难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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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众自卫，与敌为市，抢杀不可问，宣召不能行，率我所养之兵反而攻我者。[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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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养之兵反而攻我”，实质就在这里。而左良玉或其前辈、后进，完全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没有觉得攻击百姓相当于弑父害母，相反视百姓犹如肥羊弱鹿，合该是猛虎强狼口中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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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归根结底，其实不怪左良玉们。温睿临说：“尊用粗暴猛厉之夫，奉以为将。”[75]黄宗羲则谓：“豪猪健狗之徒，不识礼义，喜虏掠，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指顾簿书之间，急则拥兵自重。”[76]自古，绝大多数武人起自底层，像左良玉那样苦贫，甚至温饱都是奢望，何谈教育？武夫多为“粗人”，是我们一贯的印象，民谚“好男不当兵”盖由此来。出身，确能部分解释他们黯昧所为的根由，但仅此而已。当试图把问题归咎于“粗人”时，毋忘一问，是否尝试过改变这粗野？这是关键。谈到左良玉，《明亡述略》有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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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玉精勇善战，多智谋，岳忠武之流亚也。《宋史》言忠武少习《春秋》，而或曰宗泽初见忠武曰：“为大将者，不可不知书。”遂授以《春秋》。良玉大将才，而无人以《春秋》授之，惜哉！[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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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良玉将才是否亚赛岳飞，可置不论，但是，岳飞得宗泽授《春秋》而左良玉无此际遇这一点，却是很有价值的问题。所谓“《春秋》”，不必是孔子那本书，无须拘泥于此，将其理解为“正确价值观”即可。这样的“《春秋》”，人人该授，人人当晓。然在中国为将卒，却无人为之备此课程。他们如偶尔知之，要么如岳飞般有幸遇到一个宗泽，要么像关羽那样根性特别、自学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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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免奇怪，给予武夫正确价值观，使其清明理性，本乃好事，裨益国家、进步历史，何乐不为？倘是现代国家之军界，这样的教育岂止必备，还将从治乱高度，视为根本。然而，现代国家如此，是因有完全不同的国家理念，并将对武力和军队的认识归依于此。左良玉们所处现实，则在相反的一端。照黄宗羲所批判的：“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独私其一人一姓”[78]……一切根源，皆在于此。武力军队，虽片甲半粟无不取诸民脂民膏，却视为私家扈从爪牙，专供一人一姓“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79]之驱策。孟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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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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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贼”，贼于民、偷于民、抢于民、夺于民之谓也，此系君权本性、本质，李傕、郭汜、王建、左良玉之流，即为此造，亦为此设。所以，锢其心智、夺其灵魂，使如“豪猪健狗”，宜也固也。在中国语意之中，猪无脑、狗势利，以之比人，辱詈之至。但黄宗羲之称武夫“豪猪健狗”，却并非骂辞。明代武夫“其门状自称走狗”[81]，拜见督抚时，投状具名都自注“走狗”字样。盖皇权历来以“走狗意识”灌输、调教和愚化武人，《史记•淮阴侯列传》：“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天下已定，我固当烹。”[82]可知武人自居走狗，远在汉代已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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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有一利则有一弊。武人自认走狗，虽有俯首帖耳、任意唆使的一面，却也有沦落蒿莱、六亲不认、反噬其主的可能。既以禽兽待之，岂能逃脱为禽兽所伤的结果？“始则慢之，继则畏之。”[83]皇权与其武夫之间的故事，总是这样开头，又这般结束。这在皇权，只是咎由自取，却可怜一代一代黎民百姓无辜重复承受“兵灾”、“兵乱”，眼睁睁看着自己血汗喂养的军队，将朗朗乾坤化作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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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至于此，我们略可领会乙酉春末南京城中，左氏兵变引起的舆情，何以远较清军南下更加甚嚣尘上。这种惶惶不可终日，来自两个层面。马、阮等当权者，有其恐惧；普通百姓，亦有其恐惧。我们还记得，癸未（1643）左兵拟东下就食之际，这恐惧已预演过一次，“士民一夕数徙，商旅不行”，整个南京濒临崩溃。上次躲过一劫，今番好像在劫难逃。对于南中士民畏左兵而超清军，后世或诧之何置内乱于外侮之上，鄙其“攘外必先安内”。然而诸君有所不知，彼时东南一带对“北虏”如何暴虐尚无体验，北地传来的见闻一般还算温和，可是十余年来，左兵肆虐各地的劣迹，却臭名昭著、凿然可据，你没法让民众丢下炼狱在即的绝望，忧清军而甚于惧左兵。这就是为什么，“后世”不能依自己历史视阈代替古人说话；“当时事，当时语”，知此方足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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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几句关于左良玉的公道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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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同了王士禛“杀掠甚于流贼”的描述，但无意把他妖魔化。他的表现和行为，受制于觉悟和心智，特别是受制于君权军制刻意追求和保持的对武人的愚化。就其本人来说，我们并不目作天性邪恶、魔头下界，实际他具有克服社会与生活加之于己的黯昧的愿望。“良玉大将才，而无人以《春秋》授之，惜哉”，这句感慨，可以成立。我们持此观点，有事实根据。左的一生，明显取决于遇到什么人。他先后从两位士大夫那里接受了理性的影响。一位是侯恂，另一位是袁继咸，尤其是袁继咸。崇祯十五年，袁继咸总督江西、湖广、安庆、应天（南京）等处军务，为左良玉最后一任督师，彼此有频密接触。他是杰出的士大夫，到任以来，以正直、忠恳、敢于任事而折服左良玉，使之得睹何为高峻人格并生见贤思齐之心。乙酉兵变，袁继咸闻讯，在九江凛然至左营，面折之，左心是袁辞而大羞惭。袁继咸当时书于衣带，准备发往南京的密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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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臣所以不死江州者三。非偷生焉，宁南不忘先帝，疏救皇太子，原云束身赴阙待罪，其辞尚顺，不忍成其为乱，一也；易檄为疏（兵变之初，左良玉草以檄文，公然立于敌叛，经袁继咸劝告，改檄为疏），缓程候旨，冀得从中维挽，少报国恩，二也；诸镇面许不再焚杀，因势利导，稍沽百姓万分之一，三也。[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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