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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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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1684）秋，国亡四十年之际，徐枋编定其文集《居易堂集》，为之序。曰：四十年来“束身土室，与世诀绝”[16]。又曰：“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后二十年不出户室。”[17]这是他对自己“死志未遂，苟存于时”生涯的基本概括。此等情状，我们今天也有一词，叫“自闭”，自我封闭。乙酉年后，徐枋用以抵抗现实的唯一办法，就是完全自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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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四个月，显然是为逃避薙发，他变换姓名，藏身吴江乡下一朋友处，终于还是“全发被获”。翌年（1646），草葬父亲于长洲县金墅镇，遂结庐于墓，此即“居易堂”，其文集取名于此。墓地应处偏远，《徐俟斋先生年谱》引《苏州府志》：“金墅镇在长洲西北五十里。”又在提到有朋友来墓庐看望时，称“徒步至先生山居”[18]，想来人迹罕至。这段居易堂时期，凡十二载，止于16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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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发生逋赋麻烦（稍后叙之），他连安居也不能了。1659年，避迹积翠山寺，“依穹窿南宏大师”。1660年，避迹邓尉山青芝山房。1661年，避迹梁溪常泰山某寺。1662年，避迹秦余山（即阳山，秦余是其战国古称）。四年播迁四地。1662年冬，经灵岩和尚筹措，于天平山上沙村为徐枋筑涧上草堂，“先生自是不复移徙矣”[19]，直至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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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后二十年不出户室”，非谓后二十年回到了城市、在城内居住但不出户室。其实是，前二十年虽不入城市，却因到处播迁做不到足不出户；涧上草堂安稳后，才不但远离城市，亦终于做到自闭茅屋，真正与世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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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有自闭型人格，对与外部世界、人群打交道缺乏自信而离群索居，心理学所称“广场恐惧症”是也。徐枋的自闭，与此无关。他与外界隔绝，是竖一道墙，挖一道沟壑来保护自己。因为生活本身关系到一些非常实际的方面和内容，唯有把自己封闭，才能守住立场和父亲的遗命。1657年，因为贫困，徐枋不得不令长子孟然入赘苏州郑氏。这意味着，孟然离其左右回到城市。临行，徐枋作《诫子书》[20]，长达万言，嘱以十事。这十件事，约略可见在徐枋那里，城市或人群聚集之处，对他构成哪些难题与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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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件事相互关联，依次为“毋荒学业”、“毋习时艺”、“毋预考试”。里面的关系，今人不易明白。以我们看，学业即考试、考试即学业，徐枋却既要其子“毋荒学业”又命之“毋预考试”，岂不矛盾？其实徐枋并不怪异，反是我们处在误区。真学问与考试向来无关。当然，这里“毋预考试”之禁，有其特定含意，即不入仕途。科举考试，只是做官资格考试。不打算做官，考那玩意儿一点意义没有；反过来，既然参加科举，也不存其他解释，就是准备做官。我们知道，徐汧为子孙立下在清朝“长为农夫”亦即永不做官的规定，“毋预考试”之禁实由此来。但“毋预考试”之前，徐枋又有“毋习时艺”之禁，这需要单独解释一下。“时艺”，即八股文，是科举专用的文章套路。学做八股，目的完全在于考试，不预考试，它毫无用途，既不关知识教养，亦无增文才诗采。总之有关上述三事，徐枋付诸儿子的道理是：书要读、学宜为、心智须文明，但功名之念丝毫不能有。如果孟然一直在他身边，空对山林，徐枋不必有此担心。现在不同，既然无奈送子返城市，对那种环境下的诱惑、影响，必须考虑到，而给以严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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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与徐枋准则的对立，从后几条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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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毋服时装”，粗心些，不免误为徐枋禁子“奇装异服”，犹如若干年前曾禁中学生穿喇叭裤之类。其实，“时装”在此，专指满人装束。以满人装束为大防的概念，现在当然早就没有了；不但没有，某年APEC中国峰会，竟将对襟、盘扣服式，命名为“唐装”，加诸各国元首之身。而真正的汉服，交领、右衽，广袖、博带。此又足为历史沧桑之一叹。清初有薙发令，但对服式上易汉为满并无强令，故而我们从那时所绘明遗民真容，仍见他们是明朝装束。但这究竟是少数，城市里已开始接受满服。这是因为，经过薙发令，汉人从风俗上的抗拒心已被化解，头既已剃，易装又何在话下？这更显得薙发令对满清统治确有纲举目张之效。正鉴乎此，徐枋对即将入城的孟然，才“反复再四以告诫”。他把用“时装”所暗指的满服，斥为“奇邪”，明白告以禁绝的原因：“况今之所为时服者……汝祖以不服此而殒身，汝父以服此而废弃，而汝独可以汙其身乎？”你爷爷即因不肯着此装而死，你爸爸即因不肯着此装而与世隔绝，难道你敢以此污染自己身体吗？“此而不遵，则非人矣。我即不知，尔先祖在天之灵亦必阴殛汝也。”话说得非常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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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毋游市肆”，开始便举孟子的例子：“孟夫子以亚圣之德，然幼志未定，邻屠酤则习屠酤之事，邻学宫乃为俎豆之容，而况于中下之童蒙乎？”市井驳杂，最易染人；有亚圣之德，尚因之移性，而况普通人？“屠酤”是隐喻，并不真指杀猪卖酒，而言“市肆”之污浊。污浊何在？当然是异族统治的现实。山高皇帝远，“山野”与“市肆”的本质不同，在于制度疏密。城市是高密度的政治空间，置身其内，久之就会适应，被它同化。徐枋最担心儿子入了城市，慢慢对异族统治习惯成自然。“我今与汝约，除入山省我之外，岁不过二三出，即至亲尊长岁不过一二出，无徘徊于街巷，无来往于市肆，键户一室，如在深山，经年累月，足不窥户，乃我子也。”指望孟然“大隐隐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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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毋预宴会”，第九条“毋通交际”，问题相关联。赴宴、交际，都涉及礼仪。现代中国，礼仪早废，晚近尤甚，如今宴集晤聚，行迹无拘，狂呼纵语，东倒西歪。从前不可以，有身份的人家自幼教以礼仪，使举手投足、音容笑貌皆有度，而后乃可待人接物。徐枋禁止孟然置身宴会和交友场合，基于两点。第一，乙酉国难时，孟然年方五岁，徐枋因决意与世绝，早就放弃对孩子的礼仪教习：“我自遭世变，决志终隐，世间礼数都已废绝，故汝年十八而登降揖让、周旋折旋之礼蒙然不知也。设大会宾朋，称觞为寿，他家子弟进退可观，而汝独形容木僵，举止生疏，不独见笑宾朋，亦且取嘲僮仆。”第二，旧礼蒙然不知尚在其次，重要的是万万不可学会“新礼”。交往频密即是入世，入世则必学当世交际之礼。“交际之礼，所从来久矣。然此为世人言之也，若隐居避世则不然。阮籍曰：‘礼岂为我辈设？’”借阮籍之口，以义不入清的明遗民为“我辈”，“礼”当然指满清习俗。那为入世者而设，“我辈”隐者用不着它，或者说，隐居避世题中之义之一，就是终身不习满俗。“故我十三年以来片纸不通于人间，一缕不入于吾室”，“汝今虽寄迹城市，然终当继父之志，从父之隐，若冒昧入世，非我子也。”后来徐枋师母逝世，徐枋自己不入城市，只好派孟然为代表前往吊唁。为此，专门致信好友葛瑞五，请他督导孟然：“惟吾兄敦古人之谊，教以隅坐随行之礼，勿作世法，则感荷无量。”[21]所谓“世法”，即随世而变的一套礼节，其中必然夹杂满人习俗，徐枋绝不欲其子有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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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孟然的告诫，正好供我们了解徐枋何以“不入城市”。这些方面都很实际，如欲回避、不沾，办法只有不踏进城市一步。曾有世交，忧其安危，写信劝他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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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不可久居，乡村多盗，剽掠之患，其小者也。近来匿影山阿者多不测之祸，维斗、卧子、公旦、彦林无辜惨戮，大可畏也。况妒贤之人此间不少，不以忠节仰慕，转以立节萋菲，每闻其言，不胜浩叹。倘有谗毁，做成机穽，谁能挽回？深为大兄虑之。今日之计，速速回城，与二哥同居，兄弟相依，和光混欲，可以乱处，可以避祸。[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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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隐逸者往往有反清嫌疑。杨廷枢（维斗）就是在隐居地搜出罹难。鉴于这情势，朋友觉得人言可畏，万一有人饶舌，以此谈议徐枋，后果难料。徐枋见书作复，除申明父亲“长为农夫”遗言非遵不可，也谈了自己个性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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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忤俗，未克三缄，即深自悔艾，而遇一时人，闻一时事，则当机辄发，嚼齿穿龈，不可复遏，以转喉触讳之人而欲周旋于箝语防口之世，一不可合也……来而不往，疵衅更生，即欲强事奔趋，而木强面目猝不能改，二不可合也。世纲日密，新法愈奇，而枋祖腊非王，衣冠犹旧，幸与樵牧为伍，略能自繇，一入城市，动皆桎梏，而必罹不测，三不可合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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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第一口无遮拦，第二不肯趋奉，第三拒改衣冠，如此，断不宜城内生活。这样的人，到了城市，“则世人视之将同怪鸟，迹之所至，矰缴随之”，等于送死。既然进城是祸、不进城也是祸，而“遁荒则祸迟而或可免，入城则祸速而必无幸，均一祸也，何必去迟而就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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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诫子书》，而辅以这封信，我们对徐枋的不入城市，乃有比道德、人格之类较不空洞或更具体的了解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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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在于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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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徐汧嘱以“长为农夫”，认为徐枋不出仕仍可生存，某种意义上是因为有家族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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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有地六顷[24]，阖族共有，称“义田”：“先人创立义田，均润同宗”，“十七年来，食租则阖族成丁”。[25]据以知，国变后头十七年，徐枋可从田租中分得一些维持生活。但这来源到辛丑年（1661）戛然而止。原因是，这年正月二十九日，甫继位的康熙皇帝下达奏销令，指责“直隶各省钱粮拖欠甚多，完解甚少”。[26]东南逋逃严重，实因赋税太重。康熙为制伏江南士族，厉行追逋。竟下令“十年并征”，要将十年来拖欠的一并征缴，很快酿成血雨腥风的“奏销”、“哭庙”之案，“江南奏销案起，绅士絓黜籍者万余人，被逮者亦三千人。”[27]由此，东南一带颇以地多为忧、以田产为累，急于脱手而争相贱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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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情形，徐汧哪里能料？然而父亲死后不久，曾有人以先见之明悄悄指点徐枋“将来田必为累”，他并未引起警觉，而“坚执以先人遗泽，岂敢轻毁”。如今，事实果如人言：“讵意年来钱粮干系如许重大，豪里罣误则身受戮辱，家以破碎……展转思之，不寒而栗，俱非世外隐居之人所宜以身为尝试者也。”乃于是年秋致信阖族，建议“逐分剖田”，“在阖族仍享义田应得之利，而在枋则无户役非常之害”，急欲摆脱赋役阴影。[28]徐枋与这六顷田产的具体关系，资料不详，然揣《与阖族书》“枋虽不肖，仰遵先志，守而勿失，亦十七年如一日也。”似乎他在其间是个主事的角色。现在他想通过分田，由阖族分担责任。但这建议，族内不但反应冷淡，事实上还想把逋赋之责全推在他一人身上。罗振常就徐枋遗墨《与吴修之书》所作说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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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急，先生弟贯时及族人独诿为先生所欠，先生乃为逋犯，辗转逃匿，倖免于祸。此与吴修之书当在初逃亡后，其时必遭公文逮捕，须对簿公堂，不得已携眷逃匿。书中“种种横逆，种种构陷”与夫“避讼”云云，明指此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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