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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采访记Ⅰ 乔治·阿门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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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阿门多拉1917年11月21日出生于罗马。1974年1月接受奥里亚娜采访后，他继续在意大利共产党内部任职，但是也培养了自己对写作的爱好，出版过重要的作品。1980年6月5日，因病在罗马逝世。他去世后几小时，他的法籍妻子热尔梅娜·勒科克因悲伤过度，相继离世。他们是在他流亡巴黎时相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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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采访记Ⅰ 我想从他那里知道的事情很多。任何一个非共产党人想从一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那里知道的，自1974年以来的一切事情我都想知道：要是就离婚法举行公民投票，意共会采取什么态度；当时议论纷纷而又未必可行的历史性妥协的实质是什么；意共与社会党人之间，与那些认为意共精神不振并称意共为资产阶级政党的议会外的极左小组之间是什么关系；最后，还有它与苏联的关系和自由问题。意大利共产党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表现出独立于莫斯科？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信它所说的不抛弃多元制？的确，30年来他们几乎一直玩弄着民主的把戏，当反对派也当得不错，但是，要是进入政府参与掌权，他们还会这样干吗？这样干是他们的策略呢还是出于真心？贝林格基本上缄默不语，他当时羞于见人，不接受采访，需要1976年那样的大选才能看到他露面，与新闻界接触。如果想得到我所寻求的东西，那么，必须求助于别的人，这个人就是乔治·阿门多拉。因为实际上他是唯一的一个不缄口、不害怕回答最棘手的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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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为人，作为一个要人，我尤其想了解他。我认为他是意大利最使人感兴趣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生平富有传奇色彩，难怪在一些很受欢迎的书里记载着他的故事。他是极伟大的自由党人乔瓦尼·阿门多拉和非凡的女杰埃娃·科恩的儿子，他出生于和成长于一个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家庭，因此，他是一名没有共产党先天特征的共产党人。20岁以前，他也是一位自由党人，在他转变为共产党人之前，人们猜测他至多会参加“正义和自由运动”。他是贝内代托·克罗齐的学生，也是加莱亚佐·齐亚诺[1]的朋友。他与贾恩卡洛·巴叶塔、隆哥[2]或斯科奇马罗[3]这些人不能相提并论。无论从哪方面说，他的情况与他们不同，充满出人意料和离奇的事情。作为反法西斯战士，他战斗得不错，遭到过驱逐和流亡。他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参加了抵抗运动，不久便惹人注目地、令人痛心地成为抵抗运动领袖之一。此外，他还参加了拉塞腊大街的行动。为此，德国人制造了阿尔德阿蒂内惨案进行报复。[4]从1940年到1945年期间，意共的根基是如此稳固以至成为西欧最强大的共产党，这一点也应归功于他。但是，他的观点和行动始终保持着明显的独立性。例如，他是唯一敢于违抗陶里亚蒂的人；他忠于斯大林，但也是最早意识到斯大林主义已经名誉扫地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因而意共实行非斯大林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有人讥讽他，称他为“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是偶然的。可是，看起来他是个旧式的共产党人。他给人的印象是强硬、严肃和冷淡，这也许是由于他的外表：高大、魁梧的身材，常常面带怒容，像个农民的红润脸盘，军人式的短头发以及沉重、坚定的步伐。据说，他还爱发脾气。他讲话时喜欢用指关节敲桌子以加强语气，敲桌子时声音响得像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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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我采访他时，他的和蔼可亲使我十分惊讶。起初我当然以为这种和霭可亲是矫揉造作，就像一位旧式教授在劝告一个笨学生，要他多学并学好一样。我之所以产生这种印象是由于他那指关节敲桌子的声音和强有力的训斥人的声音，他说话时往往把嗓门提高到会使人惊跳起来。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这只是他的表面举止，他实际上是和蔼可亲的。甚至在感情激动时，他依然显得颇有教养、彬彬有礼。我的提问没有一次使他发怒，他也从未以沉默或以外交辞令来回避我的任何提问。对于任何挑衅性的和蛮横的提问，他回答时总是耐心地进行说理，看来教条并没有束缚住他或使他变得僵化。“你们共产党人令人讨厌……”“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总是摆出那副气呼呼的、阴沉沉的、疑神疑鬼的神气。”“是的，是的。”关于这个细节值得多写几笔，因为那时意大利共产党人有一种恶习，在同一个非共产党人讲话时，或用嘲讽的口气，或表现出一种慷慨的迁就，似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既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又没有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笨蛋。嘲讽时而变成蔑视，迁就又变成近乎目中无人的傲慢，因而常常令人感到生气，决意不跟他们保持任何关系。当然，这个缺点至今并未完全消失，在基层仍很严重。我的看法是，越是无知的共产党员，越自以为是，在对待政敌时气量越狭窄。诚然，今天在他们的领导人中这种现象已难以找到，但重要的是阿门多拉在那时就已经与其他领导人不同，至少在跟我接触时从没有犯他的同志们的典型错误，尽管谈话的时间很长，前后三次，将近六小时。这本来是有可能使他露出真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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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亲切感，我毫不犹豫地称它为友谊，尽管这种友谊未经过精心培育。后来由于别的原因，我们之间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默契。在我采访他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刚刚38岁的女儿正病得厉害，数月后便与世长辞了。我知道他对此悲痛万分，便写信安慰他。他给我写了一封极好的、令人忧伤的回信。当我们失去心爱的人时，总觉得自己没有为他做足够的事，这是人之常情。正是这种由于工作而未能好好照顾自己女儿的内疚使他心绪不宁，当他知道我也处在母亲身患不治之症的悲剧之中时，便告诫我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他在信中写道：“对为了去布鲁塞尔而少陪她一小时的悔恨会使你受不了。”这句话像个噩梦久久萦回在我的脑海中。总有一天我要告诉阿门多拉它对我多么有用！后来又发生了一件更为亲切的事。我的小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问世了。我给他寄了一本。他给我写了第二封信，告诉我在读这本书时他流泪了。因为他在主人公——一个等待孩子出生而又失去孩子的妇女身上看到了自己，而在孩子身上，甚至在胚胎中看到了他的女儿。他在信中写道，也许更多的人认为那本书是一首对怀疑、堕胎或爱的颂歌，而他认为是一本叙述死亡和痛苦的书。他感到有必要安慰我，因为他深信我已尝到和明白了什么叫痛苦。这次是我读他的信时流泪了。在这位粗暴的、肤色红润、冷若冰霜的男子汉身上却有着近似女性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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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一个章节来谈意共问题即使以极快的速度也不可能保证完整。尤其所涉及的某些问题部分已成为历史或已解决。关于意大利共产党人，人们要说的事情太多了，对于他们的疑问也是无穷无尽的。至于乔治·阿门多拉这个人物是非常复杂和微妙的，值得谈的事情要比1974年初那次谈话中所涉及的多得多。但为了遵守我的诺言，即我的采访记应如实反映采访时发生的事情，我在发表这次谈话时也不考虑那些在那以后已发生变化，或已成为过去的事情。再说，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篇关于意大利共产主义的采访记，而是关于某个人的一幅画像，尽管在政治上我跟此人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但我愿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再次与他并肩战斗。下面是我们谈话的正文。谈话是从阿门多拉当时刚刚出版的书《从米兰寄来的信件》开始的。我又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坐在一张写字桌前，我坐在他的对面。他的办公室挂满了名画，但没有一张宣传画，也没有列宁和马克思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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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首先，祝贺您，阿门多拉议员阁下，我读了您的书，竟没有感到厌烦！对不起，唉，你们共产党人通常是那么令人讨厌，你们的话是那么杂乱无章，令人难以忍受。读你们的书或叫你们讲话的人没有不打哈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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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阿门多拉（以下简称“阿”）：我知道。我们经常受到这样的指责，例如，陶里亚蒂、隆哥都受到过。严肃性跟纪律一样，是我们党的一个特征，而严肃性包含着乏味。当然，在我们当中有的人更惹人讨厌，而有的人稍好一些。可是……我也曾经惹人讨厌过。多年来，我常到意大利的街头广场去发表非常令人讨厌的演讲，两小时的讲话里充满了数字和经济概念……为了避免讲错，事先我都拟出讲稿，仔细修改，在演讲前充分地预习……严肃性像个金箍紧紧地束缚着我，使我成了个“瘸子”，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撂下这根“拐杖”，较随意地讲话。您知道吗？这是不容易的，需要成熟和自信，因为我们的党是一个大党，谁代表它讲话都会感到责任的重大。由于纪律性加上怕犯错误，使你存有戒心，担心讲话讲出了格或讲得不好，这就束缚着你，压抑着你，使你窒息……对我那本书，我的同志们原来以为不会有什么趣味，但读了它以后，他们既惊奇又高兴地对我说：“简直像读一本侦探小说！”这话使我高兴。显然，我们也能打破冰窖，并运用潜在其中的、人人皆有的财富。请相信，我们是有这种财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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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尽管冰窖中存在这种财富，但你们总也摆脱不了神甫特有的那种严峻。你们总是摆着一副气呼呼的、阴沉沉的、疑神疑鬼的神气……就像一个神甫对那些不信存在天堂和地狱的人流露着憎恨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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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嗯，是的，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尽管也有例外。例如，迪维托里奥[5]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像迪维托里奥了。贾恩卡洛·巴叶塔性格外露，敏捷、活跃。我们并不是冷漠的人，知道吗？我们是充满激情的人。我曾经开列了一份名单，有关死于发表演讲之后出现的心肌梗塞的同志，这是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名单：陶里亚蒂、迪维托里奥、阿利卡塔、罗马尼奥利、格列科……我们有大批领导人死于激情，死于工作和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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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阿门多拉，开始我的采访吧！随便谈，不要受金箍的束缚，也不要担心七零八落。我们就从您与隆哥正在进行的历史性争论开始。这次争论十分有趣，因为两个共产党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吵嘴，这还是第一次。这件事就像听到您在1943年曾反抗陶里亚蒂一样使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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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请注意，作为个人，我跟陶里亚蒂很合得来。我一直是陶里亚蒂的崇拜者。可是当1943年底我们收到那封无线电报，命令我们与巴多利奥[6]合作时，我坚决不执行。我的回答是断然的：“这是个建议，仅仅是个建议而已。我们就是这样对待它的。陶里亚蒂在莫斯科不可能判明我们所处的境况，也不可能了解别人的反应，例如社会党人与行动党人的反应。他是党的领袖，这是事实。但是他只有在回到意大利时，才能执行党的领导职务；只要他不在意大利，人们就不能接受他的领导，不能接受远距离的领导。领导应该在这里。”甚至在后来他回来时，我也是这样跟他说的。他笑了，并对我说：“你有道理。”陶里亚蒂总是说别人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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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这次您确实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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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确实，我完全有理。事实上当时这样想的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在罗马的人都反对那份电报。斯科奇马罗是一位教授，有点天真，他反对是出于他那常常表现出来的刻板的教条；我反对是由于政治原因……您看，在9月8日以前，我始终是一个最倾向于与巴多利奥接触的人。我在许多事情上批评他，但不愿与他中断关系。巴多利奥代表着一种力量，民族解放委员会[7]的其他一些成员是倾向于它的。巴多利奥手中掌握着那些被流放和监禁的同志的命运……当时我们最优秀的朋友或遭到流放或被监禁，例如巴叶塔，还有我的兄弟彼得罗。我打算营救他们，为此甚至设想过在停战以后与巴多利奥一起组织政府。可是9月8日那天，那些人全部逃跑了。罗阿塔[8]手下的人四处逃窜，乱成一团……您不了解那时发生的事。当我到劳资组合部找皮卡尔迪时，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可怜的皮卡尔迪。我们感到被人触犯了，受到了欺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起初，巴多利奥给我们作出了一大堆保证，后来却突然抛弃了我们，逃跑时什么话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他要是想把国王带到南方去，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呢？为什么不把事情办得有条有理，像个样子呢？整个罗马地区的民族解放委员会讨厌这种做法，采取了反巴多利奥的态度。天主教民主党人反对巴多利奥，社会党人和行动党人的反对尤其激烈。我不愿意与行动党、与佩尔蒂尼[9]、与南尼失去联系，我愿意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收到了陶里亚蒂的那份电报。显然，我作了我应该作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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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的。但到1944年您就改变了想法。您为什么改变得那么快？为什么前后如此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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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请注意，有的人总是希望前后一致。可是，人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党同样如此。党的路线不是像一个完整的鸡蛋那样诞生的，它在形成以前要经过一系列的修改。我也曾经偏离过航道，走过弯路……发生过两件事。第一，在行动党人和社会党人中曾形成一个最高纲领派，他们竭力反对巴多利奥，拒绝同秘密的保皇党人接触。这个派别的首领是安德烈奥尼。他甚至说：“让我们把将军和保守党人消灭掉。目前打德国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明天我们要反对的正是那些将军和保守党人。”我断然拒绝这种立场。当时在罗马有许多军官和士兵是真心实意反对德国人的，为什么要放弃与他们结盟呢？再说，领导保皇党人的是蒙泰泽莫洛将军，他是一个很高尚的人，后来被枪杀在阿尔德阿蒂内土坑中了。我同他一起组织过几次破坏活动，其中一次在圣诞夜，炸了罗马—卡西诺铁路线上的一列火车。您要知道，一般来说，社会党人是过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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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过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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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是的。1944年2月，南尼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切权力归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文章。那篇文章没有任何论据，只是最高纲领派的宣传，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翻版。事实上，民族解放委员会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意识到过分地往左拉绳子会分裂民族解放委员会。于是，我通过斯科奇马罗做工作，想弥合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的分歧。但是比起我来，斯科奇马罗跟社会党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我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争论……简单说来，1944年3月我开始改变主意，当博诺米[10]向民族解放委员会提出辞职时，我的危机达到了顶点。那天，我们正在拉塞腊大街进行破坏活动，也是那天，我重新考虑了陶里亚蒂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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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隆哥在引证1944年5月写的一封信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您，指责您否认抗拒陶里亚蒂，并且把那次抗拒的全部责任推给斯科奇马罗。他称您为“野心家、变色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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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哥说了一句更为严重的话。他说：“你是雅各布式的人物。”雅各布·贝尔蒂是一位同志，因狡猾、推卸责任而受到批评。我对隆哥的话非常恼火。我对他嚷道：“不，你不应该这样说。”但是那次争吵不是书面的而是口头的。隆哥的那封信我从没有看到过。我猜想是，信到罗马时我已到米兰去了。5月7日我到达米兰，与隆哥的会见开始是很亲切的，又是接吻，又是拥抱等等。可是很快就争吵起来，因为他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品德上批评我。他指责我多变，不只是因为我改变了立场，而且根据米兰同志的看法，我改变立场是出于野心。多变是真的，我并不否认自己改变了立场，但我认为指责我出于野心是对我的侮辱。关于与巴多利奥合作的必要性，隆哥一直同意陶里亚蒂的意见。但是，隆哥待在北方，而北方对巴多利奥并不太感到失望。此外，北方还面临一个现实问题，要与一支来自法国并正向巴多利奥求助的武装力量的主力部队接触。这是一支无论装备或经费都极为充足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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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传说您与隆哥老是水火不相容，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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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不，只是在那个时期，时间也不长。经过一番畅所欲言的交谈以后，我、隆哥和塞基亚便很快在一起工作了，我成了隆哥的得力助手。自从1931年我到达巴黎以来，隆哥一直是我的偶像。他是起决定作用的人物，甚至有人说发生转折是出于隆哥的意愿，连陶里亚蒂也接受这样的转折。尽管当时我22岁，而他30岁，但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很亲热的。我跟陶里亚蒂也是一见如故。我去巴黎时，原以为隆哥和陶里亚蒂是两个可怕的人物，可是我后来发现他们平易近人。我在巴黎时经常要挨饿，因此常到隆哥家吃面食，而到陶里亚蒂家吃米饭。请注意，我还要指出，米兰的争论与其说是隆哥和阿门多拉之争，还不如说是隆哥和斯科奇马罗之争。那次是我提高嗓门，而不是隆哥，因为他有皮埃蒙特人的好脾气，跟陶里亚蒂一样，他从不提高嗓门。是我的脾气不好，而不是隆哥。我和隆哥之间的关系即使在解放后也一直是很好的。在开发南方的斗争中，我不是求助于隆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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