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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二十七章 权力之争一:蓝色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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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创立伊始,这些民族就一直在为各自的优势和影响力进行斗争。自1790年起,这些斗争的最大奖赏就是控制联邦政府的各个机构:国会、白宫、法院及军队。随着中央政府在规模、范围和权力上的扩张,各民族也在努力按照各自的形象来征服并重塑中央政府以及北美大陆其他民族。自1877年以来,美国政治的主要驱动力并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农地和商业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不是相互竞争的党派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这些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归根结底,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斗争一直都是各区域民族不断变化的联盟之间的冲突,一方总是由南方腹地领导,另一方则由新英格兰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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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结束以来,没有一个民族有望独立控制其他民族。相反,每个民族都试图与志同道合的伙伴结成同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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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新英格兰和西海岸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盟最为持久,我们看到这一联盟在文化战争和外交政策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按照自己激进的乌托邦议程,新英格兰通常定下了基调:通过建设以强大的税收为基础,节俭、称职、高效并能够确保共同资产可利用性以及审慎管理的政府来寻求改善“共同利益”。西海岸虽然在20世纪把环境质量列入了共同议程,并且通过频繁的技术试验成果(从19世纪中期的蒙特雷式住宅到21世纪初的iPod)缓和了新英格兰救世主似的确定性,但其观点和新英格兰的观点如出一辙。西海岸民众坚持认为,可以频繁且轻而易举地改造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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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1897年,这两个民族在内陆地区的内战盟友和远西地区的殖民仆从的默许协助下控制着联邦政府。这两个民族的国会代表一起通过了旨在丰富和增强这两个地区的社会力量,同时削弱在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的主要敌人的各种政策。首先,这两个民族围绕着联邦筑起关税壁垒,保护自己的制造业免受欧洲竞争的影响。到1890年,美国海关征收的关税占联邦政府总收入的近60%——事实上,远远超过联邦政府实际需要的资金。这些盈余中的绝大部分以内战新抚恤金(拖欠退伍军人、战死军人的遗孀或子女的抚恤金)的形式慷慨地重新流入新英格兰、内陆地区以及远西地区民众的口袋。19世纪90年代初,这些抚恤金支出占联邦政府所有支出的37%以上,几乎是当时军事预算的两倍。由于只有联邦士兵才有资格领取抚恤金,几乎所有这些财富都涌入北方民族,包括有许多联邦老兵居住的西海岸和远西地区。同时,新英格兰也通过保护黑人和贫穷白人选民,最后一次试图阻止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政治寡头的复兴。他们的工具就是1890年的《强制法案》(Force Bill)。这项法案由新英格兰要人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提出,允许联邦审查和军事干预存在争议的联邦选举。除了三名来自新英格兰、远西地区以及西海岸的国会议员外,其他国会议员都支持这项法案。虽然这项法案也得到了相当数量的内陆地区和大阿巴拉契亚国会议员的支持,但《强制法案》最终因迪克西集团及其暂时盟友新尼德兰而夭折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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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众多、实力强大的新尼德兰城邦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以前一直在超级大集团间游移不定。作为一个以全球贸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民族,新尼德兰同迪克西的棉花领主结盟以反对保护性关税。大批移民涌入新尼德兰。19世纪80年代,只有很小比例的退伍军人生活在这里,因此新尼德兰也反对新英格兰的抚恤金计划。新尼德兰的腐败政治机器——坦曼尼协会(Tammany Hall)——感到自己受到《强制法案》的威胁,因此在国会山动员议员们反对此项法案。整个19世纪,新尼德兰并不是北方联盟的可靠成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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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作为极其复杂的城市中心,新尼德兰在建立高效政府和昂贵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方面同新英格兰找到了共同点。这是一个很少考虑税收和大型公共机构的民族——事实上,离开了税收和公共机构,纽约市也便不复存在了。新尼德兰令人困惑的多样化人口可能并没有特别关注南方腹地黑人的困境,但迪克西集团强调白人新教徒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社会整合和压制异己的行为让他们极其反感。新尼德兰虽然从来都不是最民主的地方——坦曼尼协会便是铁证——但是,新尼德兰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文化多样性、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长久以来,作为北美大陆上最自由的社会——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新尼德兰别无选择,只能投靠新英格兰同他们狂热的南方腹地对手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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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尼德兰的加入,新英格兰领导的北方联盟实现了当前三足鼎立的局面。一个多世纪以来,无论哪个政党主导地区事务,新英格兰始终如一地推动一项连贯一致的议程。从共和党人泰迪·罗斯福(即西奥多·罗斯福)的“保守”政府到民主党人贝拉克·奥巴马的“自由”政府,这三个民族都赞同维持强大的中央政府、联邦政府对企业权限的制约,以及保护环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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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共和党依然是“北方政党”,在大萧条之前一直主导着联邦政府。除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北方共和党人自1897年至1932年一直占据着白宫。只有在三方竞选中选票出现了分裂,共和党人才输给了威尔逊。在此期间的六位总统中,有三位总统是新英格兰人(麦金利、塔夫脱和柯立芝),一位是荷兰出身的新尼德兰富豪(泰迪·罗斯福),两位是内陆地区人(俄亥俄人沃伦·哈定和德意志或加拿大贵格会教徒赫伯特·胡佛)。虽然他们的在任时期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但所有人(除胡佛外)都支持非洲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利,所有人(除柯立芝外)都扩大了联邦政府对企业和富豪权限的管理及检查范围。他们并不反对减税,但总体而言,他们并不会通过损害富人利益的方式来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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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迪·罗斯福总统解散了大公司的垄断组织,干预大罢工以确保推出有利于矿工的解决方案,并成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和美国林业局;他还支持联邦政府对肉类、食品以及药品进行监管和检查,并任命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犹太人内阁成员。塔夫脱是马萨诸塞清教徒的后代,在耶鲁大学接受教育,进一步推动罗斯福实施的反垄断调查,支持实行联邦所得税和参议员直接民选的宪法修正案。哈定的确降低了企业和富人的所得税,但也试图通过设立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及总会计室(即现审计署)来提高政府效率;他还创办了退伍军人管理局(即现退伍军人事务部)。因拒绝对银行和企业进行监管而出名的柯立芝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避免联邦政府膨胀;作为马萨诸塞州州长,他提升了劳工地位,增加他们的工资,加强工作场所中的安全保护,并让劳工代表进入公司董事会;作为总统,柯立芝以损害富人利益的方式减税。胡佛扩大了国家公园和退伍军人医院系统,成立了联邦教育部及司法部反垄断司,并为低收入人群减税和老年人普遍养老金进行斗争(最终失败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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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21世纪初期迪克西集团政治领导人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北方联盟中最保守的总统都可能都被认为是大政府的自由主义者。20世纪50年代由北方联盟领导的共和党也会被如此认为。在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共和党控制了白宫和国会两院,成立了卫生部、教育部以及福利部。艾森豪威尔后来派遣联邦军队到阿肯色州执行民权裁决,并在告别演说中警告新兴的“军工复合体”对民主造成的威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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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结盟的北方民族在1988年至2008年的几乎每次总统选举中都支持同一位总统候选人,总是选择更进步的候选人:选择支持奥巴马而不支持麦凯恩,选择支持约翰·克里和阿尔·戈尔而不支持小布什,选择支持迈克尔·杜卡基斯而不支持乔治·W.H.布什(即老布什)。(自由主义较为盛行的新尼德兰和自己的盟友决裂,反对保守派罗纳德·里根和理查德·尼克松,是唯一一个明确反对保守派的民族。)1964年,所有人都支持林登·贝恩斯·约翰逊而不支持巴里·戈德华特。20世纪50年代,所有人都支持一直颇受欢迎的艾森豪威尔而不支持内陆地区人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虽然一些候选人未能在这些民族中的一个或多个达成明确的选民共识,但在战后,他们都坚定地支持过一次自己的竞争对手:1972年,新尼德兰选择支持乔治·麦戈文而不支持理查德·尼克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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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中只有四位来自北方联盟民族:共和党人杰拉尔德·福特和老布什、民主党人约翰·肯尼迪和贝拉克·奥巴马。[6] 与他们的出身一样,这四位总统都通过政府项目、扩大公民权利保护以及保护环境来改造社会。两位共和党总统都代表了共和党中的温和派,并且很快就发现他们自己的意见与迪克西集团选民的意见相左。福特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以及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特殊教育项目的法案,并任命约翰·保罗·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为最高法院法官。面对里根政府遗留下来的预算赤字,老布什提高了针对富人的税收,并拒绝降低资本收益税,尽管他知道这样做会使自己在政治上不受欢迎。他支持扩大残疾人公民权利和重新批准《清洁空气法》,并增加联邦政府在教育、研究以及儿童保育方面的投入。同样,约翰·肯尼迪提出了后来的1964年《民权法案》,派遣联邦军队和特工以迫使迪克西州长们允许黑人学生进入佐治亚大学和亚拉巴马大学学习,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增加了联邦政府资金,使人们负担得起住房,能够接受心理健康服务,并发起了一项针对环境问题的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调查。这项调查为成立环境保护局奠定了基础。在其执政的头两年中,奥巴马支持全面改革联邦医疗保险业,改革对金融服务业的监管,以及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有这些措施均遭到迪克西集团的强烈反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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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斗争结束后,迪克西集团的保守分子控制了共和党,北方联盟的大批共和党人(以及迪克西集团的黑人)便退出了该党。1956~1998年,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的新英格兰人的比例从55%下降到33%,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的纽约人(包括新英格兰人和新尼德兰人)的比例从54%下降到43%,而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新英格兰中西部地区下降速度加快。到2010年,共和党人已经失去了对北方联盟三个民族所有州议会众议院的控制权;除了一个参议院外,其他参议院以及十三座州长官邸中的七座处于北方联盟的掌握之中。在这场巨大的变革中,民主党成了代表北方联盟的政党,而“林肯党”成了迪克西集团白人的工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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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布什总统执政时期,北方联盟的共和党国会代表团被铲除殆尽。佛蒙特州参议员吉姆·杰福兹(Jim Jeffords)曾投票反对里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为富人减税的政策,支持同性恋权利和教育支出。在他的同事否定了帮助残疾儿童项目的资金后,他离开了共和党。2006年,罗得岛州参议员林肯·查菲(Lincoln Chafee)惨败于民主党的挑战者,离开了共和党,随后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当选为州长。2008年,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诺姆·科尔曼(Norm Coleman)失去了参议员席位,由自由派喜剧演员阿尔·弗兰肯(Al Franken)接替。远西地区的摩门教徒、俄勒冈州参议员戈登·史密斯(Gordon Smith)则被一位来自西海岸的民主党挑战者赶下了台。到2009年,整个北方联盟只剩下三名共和党参议员,其中两名的美国保守派联盟终身评分低于100分中的50分;唯一的保守派——新罕布什尔州的贾德·格雷格(Judd Gregg)——于2010年宣布他不会寻求连任。共和党在其诞生之地已基本不复存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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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党派归属如何,北方联盟的国会代表一般情况下都支持各自民族的议程。20世纪70年代末,他们集体投票以禁止迪克西提出的“工作权”法案(该法案禁止工会车间合同);投票修改法律,使小公司免遭联邦政府工作场所安全检查,并有效禁止了大型建筑工地工人罢工。(迪克西集团集体反对这些努力。)1980年,北方共和党人数仍然很多的时候,除了三名代表外,新英格兰和新尼德兰所有的国会代表都支持根据某一特定消费者群体的实际寒冷程度来分配联邦政府的低收入供暖援助的措施;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西海岸代表也一致赞成此项措施。(只有气候温和的加州的代表反对这项措施。)相比之下,南方腹地一致反对此项措施,大阿巴拉契亚也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由于冬季相对寒冷,沿海低地不论党派都叛逃到北方联盟阵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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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引起分裂的众议院针对奥巴马总统医疗改革法案的投票结果显示了北方联盟的凝聚力。新英格兰代表中有62位代表支持此法案,21位代表反对此法案;新尼德兰代表中有24位代表支持此法案,6位代表反对此法案;西海岸代表中有21位代表支持此法案,2位代表反对此法案(西海岸的结果令人震惊)。几个月后,在世界银行体系几近崩溃之后,针对一项旨在加强金融监管体系的投票结果也是如此。虽然这是联邦的金融资本,但新英格兰以63票赞成19票反对通过了这些措施,西海岸以21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这些措施,而新尼德兰以26票赞成4票反对通过了这些措施。这两项措施都压倒性地遭到了迪克西集团代表团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两项措施是对私有交易市场的无端入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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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国会严格按照政党路线投票,共和党叛逃者也几乎来自北方联盟或内陆地区。1999年,只有4名共和党众议院代表反对因比尔·克林顿在婚外情问题上撒谎而对其进行弹劾:2名新英格兰代表以及2名内陆地区代表,其中1名代表是从马萨诸塞州移民过来的。只有3名共和党人违反命令,通过了奥巴马2010年的金融改革,而这3名共和党人均来自新英格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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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到21世纪初,北方联盟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共同点远远超过了他们在迪克西集团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同伴。事实上,南方同盟几乎反对北方人所珍视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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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chard Franklin Bensel,Sectionalism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1880-1980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4,pp.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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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ichard Franklin Bensel,Sectionalism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1880-1980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4,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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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obert Sobel,“Coolidge and American Business,”[online document] at http://web.archive.org/web/20060308075125/http://www.jfklibrary.org/coolidge_sob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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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lan Greenblat,“The Changing U.S.Electorate,” CQ Researcher ,30 May 2008,p.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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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60年新英格兰分裂为支持(爱尔兰天主教徒)约翰·F.肯尼迪还是支持理查德·尼克松这两派。1976年,新英格兰分裂为支持吉米·卡特还是支持杰拉尔德·福特这两派。盟友们对此类分歧并无同感。1968年,新英格兰和西海岸在支持休伯特·汉弗莱还是支持尼克松的问题上出现分歧,新尼德兰则支持汉弗莱。在1948年杜鲁门和杜威的竞选中,这三个民族和全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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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奥巴马出生并成长于“民族”之外(出生于夏威夷,后来在印度尼西亚长大),但他担任总统前的整个成年生活几乎都是在北方联盟度过的。他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生活在纽约市,然后搬到芝加哥,在(明显的新英格兰)芝加哥大学任教,开启了自己的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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