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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一、时代递嬗与学术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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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在不断开拓新土地、不断发现和利用新事物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美国人似乎对于“新”有着特殊的敏感和偏好，在历史研究中也是如此。20世纪美国史学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不断求变和趋新中获得发展。以“新”为旗帜的学派和思潮层出不穷，一种“新史学”很快就为新的“新史学”所取代；一种观点或一种解释，往往不出几年就成了“节后黄花”。从总体上看，20世纪美国史学经历了四次大的思潮兴替，这种兴替和社会变动、时代精神有着至为密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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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史学完成了专业化，并且开始由传统的描述性史学转变为现代的分析性史学。在这个时期，美国跨入工业时代，急剧的社会变动和严重的社会弊端，激发了人们的改革热情，一股称作“进步主义运动”的改革浪潮涤荡全国。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查尔斯·比尔德、弗农·帕林顿等一代专业史学家适逢其会，不仅积极投身改革，而且借史学著述与时代精神桴鼓相应，因而获得了“进步主义史家”的称号。进步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石是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冲突论，其“轴心观念乃是经济和政治冲突”。[2]在进步主义史家的笔下，美国历史成了一部美国文明、美国民主不断成长和壮大的历史，一部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利益集团、不同的政治主张之间激烈斗争的历史。他们还极力用史学为社会服务，使之成为争取民主、推动改革的工具。进步主义史家的著述，将上帝的旨意、白人的使命等抽象的观念摈弃在历史的决定因素之外，第一次为美国历史提供一种学理性的宏观的解释框架，从而引发了一场全面改写美国历史的学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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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史学的生命力，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衰竭。战后美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半个世纪以来的危机、改革、战争和动荡，使美国人对变动和冲突感到厌惧，转而希望稳定。在国际上，美国率领资本主义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抗衡，反共的意识形态弥漫于社会。多数人倾向于肯定和维持现状，欣赏和赞美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于是，保守主义就成为50年代的主导思潮。在这种舆论气候和时代精神的熏染下，美国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3]新一代史家开始全面清算进步主义史学的遗产，从史料、方法、理论和思想取向上打碎了进步主义史学的基石。丹尼尔·布尔斯廷、路易斯·哈茨、克林顿·罗西特等一批学者认为，美国社会从一开始就和欧洲不同，是一个相对平等的中等阶级社会，不存在鲜明的阶级分野和激烈的利益冲突，历史上的各种斗争，都是在美国人共同的价值基础上、在美国宪法的框架内进行的，美国人向来保守，激进的变革同美国无缘。总之，一致性和连续性乃是美国历史的根本特征。这股史学思潮因此被称作“一致论学派”或“新保守主义史学”。在“一致论”史家的笔下，美国历史中并不存在进步主义史家所描述的那种冲突和变革，而变成了一部和谐与连续的历史。这样一部美国史，同进步主义史家所撰写的美国史一样，是经过了思想和偏见改造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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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样一种历史的支柱在60年代很快就发生了动摇。从50年代末开始，美国经济面临新的问题，各种社会弊端逐渐严重，苏联在科技和尖端武器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为受到质疑。这一切使得许多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传统和现状都深感不满，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和反战运动此起彼伏，各种社会批判思潮汹涌澎湃，激进主义理论在青年中间风行一时。这种激荡不安的社会形势和思想趋向，在史学界激起了强烈回响。一些具有激进倾向的学者，如威廉·阿普曼·威廉斯、诺曼·波拉克、加布里埃尔·柯尔科等人，重提为一致论学派所抛弃的社会冲突论，对美国历史上的各种集团、不同利益、各种主张的斗争，作了更加突出的强调，对于美国外交的帝国主义性质，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些学者被称作“新左派史家”。不过，他们由于曲解和附会史料，而且思想过于偏激，不能见容于主流社会，也受到其他同行的诟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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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的社会抗议和各种改革，特别是少数种族和女性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促使美国思想气候在70年代以来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精神。新社会史的研究范式也不断成熟，并对其他领域产生强烈的辐射。在这种社会政治语境和学术语境中，越来越多的史家开始对美国历史进行反思和重新解释，逐渐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作“新美国史”的史学潮流。[5]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共同特点，在于反对基于种族、性别和文化的歧视与控制，肯定多元性和多样性的意义，倡导平等对待各种文化和不同的群体，致力于颠覆正统思想关于中心与边缘的界定。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美国历史的框架、领域、方法和解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史学研究的领域大为拓展，少数种族和族裔的历史、过去受到忽视的社会群体的历史，成为史学的重要内容；黑人史、亚裔史、土著美国人史、西班牙裔史、妇女史、同性恋史等领域逐渐呈现繁盛的景象。其次，少数种族和族裔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得到突出的强调，例如在早期史的研究中，欧洲文明、非洲文明和美洲文明一起都被看成美国历史的渊源。再次，“种族”（race）、“性别”（gender）和“阶级”（class）成为基本的史学分析范畴，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妇女史、劳工史等诸多领域，族裔、性别和文化成了关注的重点。最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种志的理论和方法被大量引入历史研究，史学的分析手段变得愈益丰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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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学思潮的演变和兴替表明，学术和社会变动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美国史家对时代精神反应敏锐，其治史的实践贴近时代，充满现实感；通过各种观念和路径的交锋，关于美国历史的复杂性的认识得以不断深化。这是美国史学的一个突出的长处。但另一方面，史学与现实纠缠不清，学者过深地介入现实政治，也带来了降低史学的学术品质的风险。在殖民地时期，当时的历史记述者往往将上帝对白人居民的眷顾作为历史的主题。19世纪的史家明确地阐述了使命感和美国利益的神圣性。进步主义史家则明确提出了史学干预现实的“现时主义”主张，鄙视那种“待在无人翻阅的书本里的历史”，倡导史家应敏于回应现实提出的要求，不是一味“重复过去”，而要“利用过去”，尽力“迎合普通人的脾胃”[6]，把“文明的历史”变成“文明的工具”。[7]虽然进步主义史学在学术上的影响早已消失，但其治史的实用主义取向却已深深植入美国史学的传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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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史家对美国史的解释，固然深化了对许多问题的理解，但后来的学者发现，他们的观点存在着价值和伦理方面的欠缺，而且在史实的处理和运用上也纰漏甚多。查尔斯·比尔德将建国先辈描绘成单纯受经济利益驱使的凡夫俗子，对建国过程中各种因素互动的复杂情形，作出了过于简单的理解。后继的一致论学派刻意将美国历史改写成一部和谐与连续的历史，抹杀了一个多元社会中不同利益、主张、种族、性别和地域之间的激烈冲突，矫枉过正，过犹不及。新左派史学家为了揭露美国社会的弊端，不惜曲解史实，他们所写的美国史，可以说是一部高度政治化的历史。这种随时代风向而动的历史研究，容易产生偏执一端的史观，导致历史建构模式的不断翻新，也可能给历史知识的尊严和价值带来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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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以来，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框架内对美国史的重构方兴未艾，这种史学的弊病也逐渐显露出来：文化多元的历史被说成是各种族平分秋色的历史，欧洲文化在美国社会文化形成中的重要性被刻意淡化和贬抑；对过去那些受忽视的人群的研究成为一种时髦，“种族”“性别”“阶级”分析范畴遭到滥用。女性主义引领妇女史的解释路径，性别压迫和男性霸权被明显放大，甚至有将历史由“他史”（history）变成“她史”（herstory）的倾向，由此形成的是一种十分偏颇的性别对立史观。在一些关于种族和族裔的历史研究中，盎格鲁—撒克逊白种人都成了种族主义者，对白人中的反种族偏见的思想却视而不见。以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为基础的所谓“政治正确性”，已成为钳制学术自由的枷锁。可以说，新的意识形态之争正在肢解美国历史，使整体的和宏观的美国史架构难以形成。一旦片面强调多种文化的竞争和冲突，什么是美国文化自然就成了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历史仅只是众多种族和性别集团的历史，那么它的主线和主题就会变得难以把握。因此，对于新近形成的“新美国史”的利弊应当有清醒的认识。正如斯坦福大学教授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所言，整部美国史并不都是族裔史，多元文化主义并非可以容纳所有美国历史问题的大箱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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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不同于社会科学，它是以不可逆转的过去时空中的人及其活动为对象的人文学，它的成长需要以深厚的人文积累为滋养。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追求可靠的历史知识，提出令人信服的历史解释，这需要一种相对中性和平和的立场，需要和变幻莫测、难以界定的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需要一种对于知识的庄严而恒定的信念。如果怀有过于强烈的现实关怀，对时代精神不加辨析和保持警惕，就难免有损于史学的特性。20世纪美国史学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历史解释紧跟时代而不断变化和求新，每一代史家都以“解构”既往学术为起点，热衷于追逐时尚，以“标新立异”为研究鹄的，过于迎合大众口味，片面注重史学的工具性。这一切容易导致思想的平庸和知识的实用化，难以建立一种追求纯正知识的“精神贵族”传统。于是，史学的高度繁荣只是一种表面的景象；由于缺乏深沉的历史感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也就不具备有利于史学大师成长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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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二、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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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在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而且尤以美国为甚。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初以来，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等研究社会和人类的学科趋于成熟和专门化，社会科学的势头日益强劲。受社会科学发展的鼓舞和影响，美国史学也出现一系列新的变化。首先是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从政治、外交到经济、社会，从英雄人物的活动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从事件到心态，都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其次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革新，引进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采用计量方法，实现了描述性史学向解释性史学的转变。这两大变化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研究领域的扩大，要求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而理论和方法的革新，又有助于发掘新的研究课题和使用新的史料。伴随着这些变化，历史学逐渐变成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史学完成了社会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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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学界长期热衷于把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早在1912年，詹姆斯·哈维·鲁滨逊在《新史学》中就提出，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当向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学习。[9]1925年，美国历史协会加入了两年前刚成立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并积极参与各项活动，推动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合作。[10]在二战后的二十多年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连续支持出版了数种著作，探讨历史学的理念、方法和前景。其中，1963年问世的《历史写作中的概括》一书，收入了当时一批知名历史学家的文章，讨论历史学如何在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采用新的方法，从而使之成为“社会科学的女王”。[11]1971年的《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一书，则以问卷调查为基础，汇集了当时美国历史学界对本学科的各种意见，倡导对研究生进行基本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12]次年，新政治史主帅李·本森把自己以往的有关论文结集为《走向对历史的科学研究》一书，对美国史学的状况提出尖锐批评，倡导“科学、进步和有用的”历史学，主张更系统地收集和处理资料，更广泛地使用计量方法，形成更为完善的方法论，更加重视理论和分析模式的建构。[13]这些情况表明，“社会科学化”一度成为美国史学界的一种热切追求。在社会科学化的过程中，美国史学出现两种主要倾向：一是历史学者大量汲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二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广泛涉足历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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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吸收社会科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同那些熟悉理论和方法的社会科学家一道，在历史领域进行前所未有的尝试和创新，使史学的领域大为拓宽，方法得到丰富，解释更为多样化，理论色彩也更为浓厚。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产生了新经济史，强调理论在研究中的作用，系统地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大量使用数理模型，并相信其事实证据和研究结论完全可能是科学的和可靠的。罗伯特·福格尔、斯坦利·恩格尔曼等人运用“反事实模式”对铁路问题和奴隶制所做的经济史研究，改变了经济史的面貌。[14]将政治学和行为科学引入政治史的结果，是形成了新政治史。李·本森的《杰克逊民主的概念》是这方面的开创之作，为新政治史提供了一个概念和方法的框架。[15]一些机构对美国历史上的选举数据和国会表决进行了整理，使之成为可以利用的计量化史料。注重历史研究的政治学家也加入这个营垒。种族文化分析模式和选举周期理论，乃是新政治史的重大成果。社会学等学科对史学的渗透和“自下而上”的史观的形成，促成了新社会史的繁荣。普通人的生活、风习的演变、社会流动、价值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少数人群的生活、信仰和文化模式，都成为社会史的研究课题。尤金·吉诺维斯对奴隶制和奴隶生活与文化的研究、赫伯特·古特曼和戴维·蒙哥马利对工人阶级的研究，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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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法和技术的角度来说，在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计量方法，人称“计量革命”。计量方法和电脑的采用，使历史学在定性分析之外，增加了定量分析的手段，提高了结论的精确度。有人甚至相信，计量史学乃是唯一科学的史学，历史学家必须成为计算机的程序员。美国学者运用计量方法研究大众选举、移民史、经济史，并且使过去很少受到注意的教会登记、家庭账册、选举记录等资料产生极大的史料价值。有的美国学者曾不无得意地宣称，“美国历史学家在计算机技术的运用方面领先于他们的欧洲同行”；“计量学派乃是美国的特色”。[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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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为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注入了活力，丰富了它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拓展了研究领域，提出了不少新的课题，使之呈现新的面貌。无论从观念和理论，还是领域和方法来看，这种经过社会科学改造的历史研究，乃是名副其实的“新史学”；而且，这种“新史学”和当年鲁滨逊所倡导的“新史学”，也有天渊之别。今天的治史者实际上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如康奈尔大学教授迈克尔·坎曼所说，他们拥有从前的学者无从想象的计量方法和电脑等装备，他们使用的话语在几十年前也甚为罕见。[18]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甚为自信和自负，认为自己的课题和方法代表了史学的潮流，优越于传统史学。这种态度招致坚持传统史学的学者的反感和责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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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科学开始悄然向历史研究渗透之时，声望如日中天的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不无得意地宣称，当其他研究社会的学科均专注于狭隘的实证探索时，史学可能仍是人文性最强的一个学科。[20]可是，如果他能多活十年，那他一定会深感失望：史学在经历了社会科学化后，竟然变成了“其他研究社会的学科”中的一种。社会科学之于史学，实在是一把双刃剑：它给史学带来生机，同时也损害了史学的特性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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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会科学化使史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面临挑战。新经济史实际上变成了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新政治史更接近政治学，新社会史类似历史社会学，妇女史实际上不过是女性学。在这些研究领域中，历史成了附属和次要的东西，研究的目的不是考辨史实、解释史实和形成历史叙事，而是建构模式和创立理论。史学和其他学科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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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成为社会科学分支的史学，出现各种非人文化的趋势。史家缺乏人文关怀，对知识没有某种超功利的追求，也不再将人的价值置于重要地位。在高度技术化的研究中，课题成为中心，手段乃是关键，人及其信仰、关怀、生活方式则被淹没在一大堆支离破碎的材料和抽象庞杂的模式当中。史家不过是一种制作历史知识产品的技术工人，著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位、职位和晋升。[21]这种倾向同样表现在史学研究者的培养中。美国大学的史学博士研究生课程，通常偏重专业方法和规范的训练，重视某一具体领域的知识，而忽略思想价值的熏陶和整体素质的培养；一个学生修满学分、写出一篇专业性很强的论文以后，就可以得到学位，然后走向就业市场。像60年代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那种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方式，实在是凤毛麟角。缺乏人文底蕴的史学，只能生产合乎标准但不够精致的知识产品，不少论著只不过是如伯纳德·贝林所说的那种“社会科学研究报告”[22]，能够陶冶情操和启人心智的学术经典，也就甚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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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理论、量化和模式的迷信，引起许多严重的问题。史家未能恰当把握理论和史实的关系，不是用理论来分解或排列史实，就是使史实服从于理论。史家忽视历史研究的对象和资源的特殊性，导致牵强附会，如心理历史学分析往往缺乏可靠的心理资料，计量方法所得出的数据，只能对有限的问题有意义。人类的活动及其结果并不是简单的数量关系，更不是某种抽象的模式所能容纳，而是充满偶然性、随机性、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理论只有用以观照史实时才有意义；量化和模式只能是历史研究的部分手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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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社会科学化的追求，使历史著述沦为专业性很强的科学研究报告，内容枯燥，文字死板，了无生气，面目可憎，传统史学的叙事性和可读性荡然无存。有的美国学者谈到，作为艺术和文学的历史已经丧失，史学训练中对技术性和专业性因素的注重，遮蔽了优美写作、讲述故事、进行综合乃至教学的重要性；历史学家的写作变得十分糟糕，历史成了枯燥和不相干的东西，新闻记者取代历史学家成为受欢迎的历史作品的作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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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引起了“新”“旧”两派史家的不满。“旧”派史家坚持真正的史学应当以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为中心，非如此不能发现历史运动的主线，非如此不能产生宏大的历史叙事，因此他们虽然也承认新史学的成绩，但对史学社会科学化持抵制和诋毁的态度。“新”派学者在强调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系的同时，开始意识到，对传统史学的长处不能完全抹杀，必须克服社会科学化带来的弊病，新史学才有光明的前途。像伯纳德·贝林这样较早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学者，甚至在自己的著述中刻意避免使用社会科学的术语，以免被误会为社会科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在新的基点上回归叙事，力图以分析性叙事重新构建美国历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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