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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一、学科地位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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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政治史的遭遇，可以用“内忧外患”四个字来概括。所谓“内忧”，是指经典政治史的题材资源枯竭，内部创新冲动衰减，具有吸引力和冲击力的论著越来越少；所谓“外患”，则是社会弥漫着对政治的失望和冷漠的情绪，新兴知识门类不断出现并壮大，历史学其他领域的影响迅速上升，对政治史构成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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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史的沉浮不过是整个美国史学的缩影。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有学者在谈论史学的衰落。李·本森在1969年曾说，从20世纪初年开始，史学就开始走下坡路；在此后50年间，史学对社会思想没有做出什么有影响的贡献，变成了一个无足重轻的学科。[7]将近20年后，西奥多·哈默罗宣称：“所有迹象表明，我们正在目睹历史作为一个学科的衰落，或许还不是消失，但无疑已是黯然失色。”[8]历史学博士学位“产量”的变化，似乎也为“衰落”说提供了佐证。美国各大学研究生院授予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在1960年为364个，在1972—1975年间飙升至每年1100个，紧接着就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到80年代每年仅有550个。[9]美国史学的这种“衰落”，当然不能单从史学自身来理解，而要把它放到众多学科的竞争和消长中看待。19世纪末以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均有扩张，获取了更多的学术资源和社会声望，历史学的地位相对下降，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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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学虽在整个“知识王国”中处境不利，但仍在不断走向精细和多样化。在19世纪后半期，欧洲史学率先完成了“经验转向”（empirical turn），不仅更加重视史料和证据，而且发展出了一整套考辨和表述事实的规范与技艺。[10]美国史学受欧风熏染，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现了专业化。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新史学”从一种理念变成了广泛的学术实践。到50、60年代，又出现了所谓“社会转向”（social turn），新社会史异军突起，渐成史学主流。[11]进入70、80年代，美国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史家开始关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用语言所表述和塑造的世界，久已有之的文化史也具备了“新”的面目，人的“内在经验”受到特别的关注。而且，文化史不断向更广阔的史学领地“殖民”，把越来越多的题材阑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在几乎所有历史研究领域都促成了某种“文化转向”。于是，文化史就不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而更是一种可用于处理各种历史题材的路径和方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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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学这些既深且巨的变化，可以见之于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就研究的题材而论，21世纪初的美国史学同一百年前相比，有几个至为显著的变化：从政治经济转向社会文化，从各界精英转向底层民众，从中心转向边缘，从“硬”问题转向“软”问题。[13]当然，这些变化只是某种趋向，并不意味着后者一定取代前者。当今美国史家感兴趣的题材呈高度的多样化，锐意发掘新题材固然是一种潮流，而专注于“老”题目者也不乏其人。与此相伴随的是，史料也变得愈益多样化。经典史学把档案文献奉若至宝，大力推动了公私档案的整理和开放；“新史学”极大地提升了地方史料的价值，把生死记录、家庭账册、财产清单、选举记录等材料纳入了史家的视野；“新文化史”则将从前根本不具备史料意义的事物，如绘画、雕塑、照片、日常用具、课本、广告、歌谣、票证、电视、电影等，全都变成了身价倍增的史料。当今美国史家无论研究什么题材，通常都怀有“泛史料”的意识，不肯错失任何发现、利用新材料的机会。许多史家仍然相信，史料的意义在于其中包含着关于过去事实的信息，史家的工作就是辨别、提取和解释这些信息；但是也有一些具有“后现代”意识的学者，尤其是新文化史家，开始关注史料形成的语境，甚至认为从史料中看到的并不是过去事实，而只是关于过去的各种解释。于是，史料就不再仅只是过去事实的载体，同时也是需要解读和阐释的文本。在解读过去的文本时，许多美国史家并不依赖分析方法，而更借重于阐释。他们也不再欣赏全景式写作，而偏爱碎片化的小题材。社会科学的理论化和模型化，以及基于统计学和计算机技术的计量方法，在60、70年代曾盛行一时，但到80年代后期也失去了风头；基于人类学的“深描”理念而形成的新叙事方法，已成为“文化转向”之后美国史学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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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史学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史学理念遭遇“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历史的统一性愈益变得可疑，“宏大叙事”备受冷落，去中心化和碎片化成了一种潮流。现在，“历史”从单数变成了复数（histories），许多史家不再简单相信“大写的”或“唯一的”历史（the History），对“历史真理”也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悄悄接受了“不确定性”的理念。这种思想风气既强化了历史知识的相对性，增添了追求新知识的可能性，同时也激发了对历史话语权的更加激烈的争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历史的政治意蕴愈益彰显，基层社会和底层群体成为史学的主要对象，精英主义、种族主义、美国例外论和欧洲中心论全都遭到唾弃。在很多学者看来，欧洲或“西方”，白人或精英，并不是历史的主导者，也不是价值、制度和风尚的引领者；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群，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而且，民族国家也不再是历史分析的中心，国际维度和跨国视野越来越受到重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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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史学语境中，美国政治史受到各种潮流的冲击、挤压和塑造，领地范围缩小，地位显著下降，在整体上呈衰落和边缘化之势。二战以前，政治史是美国史学的第一大领域，那些引领美国史学风气的人物，多为政治史家。政治史的强势一直延续到50、60年代。“一致论学派”和“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大体上也是政治史家。不过，就在此时，政治史存在的隐患也已为人所察觉。塞缪尔·海斯注意到，在社会史的迅速发展中，社会史家越来越关注“更大的政治秩序”，而政治史家则越来越醉心于“正式的政治制度”，两者之间不仅缺乏沟通和理解，而且充满猜忌和敌意。[15]到了60年代，美国处于一个政治激荡的时期，随着“新边疆”和“伟大社会”方案的推行，联邦国家也步入了一个大扩张的阶段。可是，史学界的风气却反其道而行之，历史上国家的角色越来越受到轻忽，许多史家不关注过去的政治和政策，把它们留给了政治学家。[16]及至70年代初期，这种状况更加突出。在戈登·克雷格看来，当时美国大学的历史系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在大学变得非常政治化的同时，学生们却对政治史了无兴趣。许多年轻学者转向了经济史和社会史，而少数仍对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抱有兴趣的学者，则变得越来越不自信。克雷格由此断言，政治史已然过时。[17]80年代的情况似乎变得更糟。从每年的博士论文数量来看，社会史在70年代末期就超过了政治史，成了美国史学的第一大领域。与此同时，新文化史也逐渐大行其道，同社会史一起，进一步分割和挤占政治史的领地，使它的声誉和影响更趋式微。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有了不祥的感觉：政治史已陷入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境地。[18]在90年代初，更有人直接对政治史宣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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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走进了死胡同。……关于战争、外交和政治家所写及所说的东西的研究，……不再受到学生和年轻教授们的喜爱。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的组织性框架，比如查尔斯·比尔德的阶级分析，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对地域分歧的强调，路易斯·哈茨的洛克式共识，李·本森的族裔文化论，还有沃尔特·迪安·伯纳姆的临界选举理论，都受到了有力的攻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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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的这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政治史家自我感觉的危机。一方面，他们目睹专业地盘遭到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蚕食和夺占，政治不再是史学关注的重点或中心，政治史在新史学专业圈中受到蔑视和冷落，不免感到沮丧和愤愤不平。另一方面，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也遇到了不少麻烦，难以从政治史本身获得创新的资源和动力，只得转而向社会史和文化史取法，结果导致政治史的特性受到冲击乃至重塑。后一点也许更让他们感到不安和忧虑。在引入社会史、文化史的理念和路径以后，政治史领域出现了社会政治史、政治文化等新的方向。[20]但在有的学者看来，宽泛地界定政治，把政治理解为社会制度和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权力关系，并采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关注社会力量对政治的影响，或者用投票来测度社会舆论，这不啻使政治史陷入变成社会史分支的险境。[21]在“文化转向”发生以后，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边界也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像林恩·亨特这种政治史出身的学者，一旦采用文化研究的路径处理政治题材，其著作便兼具社会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特点。[22]然则在“纯正的”政治史家眼里，这正是政治史迷失自身特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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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家的不满和担忧是不足为怪的。长期以来，政治史无异于史学家族中受宠的长子，现在社会史和文化史这两个活泼可爱的弟妹加入进来，分享了它一直独享的关爱，难免在政治史家心里引发强烈的危机感和失落感。为了维护政治史的荣誉和尊严，有的史家不惜刻意贬低社会史和文化史，把史学领域出现的各种弊端都归之于学术新潮。[23]反过来，不少社会史和文化史学者对政治史也确实抱有偏见，只要说到政治，就很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总统和国会，把政治史视为已死的政治精英的颂歌。在他们看来，这种政治史肤浅粗糙，充满偏见，理应遭到淘汰。[24]在一些新出的美国史教科书中，重大政治事件也不再是分期的标志；甚至有学者十分厌恶政治，宣称要“让政治出局”（let politics go）。[25]由此可见，政治史家的“危机”感受也不完全是杯弓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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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何以会遭到如此强烈的冷落和排斥，美国学者对此有各式各样的解释。克雷格曾谈到，政治史在欧洲大陆的失势，可能与国家未能满足人们的期待有关；而在英国和美国，对国家的崇拜从未达到欧陆那种程度，因而政治史的式微主要缘于它盛行了太长的时间，显得老套和乏味，较之经济史、社会史等新兴领域，其方法和理念也明显落伍。此外，政治史的题材大多涉及权力的获取和运用，充斥暴力和血腥，也难免引人生厌。[26]威廉·洛克滕堡也提到，政治史的衰落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对权势集团政治（Establishment politics）的厌恶；二是受到年鉴学派倡导长时段、贬斥事件史的影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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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格和洛克滕堡的说法侧重点不一样，但多少都触及了问题的要害。在关注基层社会和下层群体的“新史学”学者看来，政治史家眼里只有精英，忽视或抹杀大众在政治中的角色及影响，这种政治史无异于“以总统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而且，它“集中关注的对象，如果以阶级、族裔、宗教和性别而论，只是人口的一小部分，何况（政治史家）还喜欢把某个群体的历史与整个国家的历史相混淆”。[28]对于这种浸透偏见、褊狭自足的史学，他们自然十分反感，进而痛加贬斥和蔑视。从另一个角度看，政治史的失势也是不同史学范式竞争的结果。这种范式竞争的确与年鉴学派所倡导的理念和路径相关联。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家就旗帜鲜明地排斥政治史。他们把政治史视为转瞬即逝的事件的历史，是一种“唯历史的史学”。在1929—1945年间，《年鉴》杂志刊登的政治史论文仅占2.8%。此后，政治史论文的比重时起时落，在1946—1956年间占5.4％，1957—1969年间占4.1％，1969—1976年间下降到2.1％，在总体上一直是微不足道的。[29]另据法国史家雅克·勒高夫观察，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年鉴学派乃是法国史学的霸主，“经济、社会和文化似乎独占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而政治史则受到了“侮辱和伤害”，甚至陷入了“认识论上的不确定状态”。他以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为例，称政治史在这本书里从原来的“脊骨”变成了“萎缩的阑尾”。[30]法国史学的流风及于美国，追慕年鉴学派的美国史家也对政治史大加贬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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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并不是说政治史被逐出了史学的领地，也不意味着政治在历史中已变得毫无意义。美国政治史家面对危机和挑战，并没有“束手待毙”，而是跟随史学风气而求新和求变，在研究范式和路径方面做了许多新的探索，从而使政治史的面目不断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学术的生机。与此同时，在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领域，政治的意义也受到了越来越突出的重视，政治成了一个看待多种历史题材的意义的透镜。这就是说，政治史作为一个领域确实是萎缩了，而政治作为一个理解历史现象的维度，却在向政治史以外的其他领域扩张。有鉴于此，有学者认为政治史与其说遭到了抛弃，不如说是“已被重新发现和界定”；政治史并不是受到了攻击，而是渗透到了其他许多领域。[31]当然，这时的政治和政治史都已不复停留于原来的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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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政治学界对历史的兴趣也有增无减，一般读者仍然喜爱政治史读物，这也让充满挫败感的政治史家得到了些许的安慰。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于1988年设立了一个“历史与政治分会”，许多政治学家热衷于从历史角度比较政治发展，特别是讨论国家的形成；在他们看来，只有从历史着眼才能真正理解政治。[32]普通读者依旧爱读历史上政治人物的传记，政治和军事事件一直是通俗历史读物的主要题材，这类书籍销路甚好，电视台的历史频道也保持着很高的收视率。[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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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二、研究领域的重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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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末，鉴于政治史长期以国家和政治领袖为中心的状况，有美国学者呼吁，政治史家要拓展眼界，从其他相关领域吸取营养，重新界定政治史。[34]刚刚进入21世纪，就有几个年轻的美国学者乐观地宣布：“历史学家会同其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同仁一道，从根本上重新界定了美国政治史。”[35]极而言之，对美国政治史的命运来说，重新界定研究领域乃是“起死回生”的关键一招。而且，对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新界定，是从重新界定政治开始的。史家如何看待政治史的内涵和范围，如何运用政治维度考察过去事件，如何看待政治史与其他领域的关系，都同对政治的理解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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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政治？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向来有着十分复杂的回答，学术性的界定与常识性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差别。政治学理论通常把政治看成是一整套管理和协调人类事务的观念、制度和行为，并把它分解为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行为、政治角色、公共政策以及国家间的关系等。美国政治史家对政治的理解，虽然同政治学理论有联系[36]，但通常不是采取概念化的方式，而只是蕴含于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不同时代和不同取向的政治史家，对构成政治的元素有不同的看法，对政治与相关范畴的关系也有不同的把握，因而其治史实践中所呈现的政治，在内涵和外延上有着诸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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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把政治理解为城邦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方式[37]，美国史家长期受到这种定义的影响，把政治视作以国家为中心的、经由公共机构或私人机构的制度性权力的运作。这种看法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慢慢凸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典政治史的危机，也是社会史家蔑视和排斥政治的主要缘由。[38]在这种情况下，重新界定政治就成为政治史求变的头等大事。即便是仍把“权力”作为政治内涵的核心，越来越多的政治史家也倾向于认为，应当对权力做出新的认识。在（政治）社会学和新社会史的影响下，权力的含义逐渐逸出了公共制度的边界，而泛化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人类关系，从而形成了一种“扩展的政治概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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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海斯可谓得风气之先。他在1965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如果要运用社会分析方法讨论政治史问题，就必须极大地扩展政治的定义，从“政治制度的正式层面”转向“各种类型的公共人类关系的结构和过程”，也就是要关注社会中权力的分配。[40]他多年后再度撰文，提醒政治史家拓展政治的边界，不能仅只关注法院、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而应把“更宽广的社会秩序”纳入政治的范畴。他进一步指出，在构建政治的概念时，必须考虑“争端的内容”（什么人从公共资源中要求获得和实际获得了什么）、“制度网络”（现代生活的组织网络）和“政治权力的作用”（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及其因时而异的表现）等问题。这就是说，不能孤立地看待政治，不能仅仅从制度的层面来界定政治，而要把政治同社会结合起来，以揭示权力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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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史家沿着这种思路进一步淡化权力与公共制度的关联，把它扩展到一切人类活动以及人际关系中去。[42]80年代中期，托马斯·本德针对美国历史写作的“碎片化”局面，提出要用“公共文化”替代政治，作为综合叙述美国历史的框架；然则在他这个“公共文化”的概念中，权力仍然占据着中心位置。他借助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理论重新界定权力，更突出地强调权力的社会属性，涵盖从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到为各种文化现象分配意义与重要性的权力。[43]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在讨论新社会史的状况时说，社会史中某些重要的问题，比如文化的传递是如何进行的，由谁来承担，在什么情况下展开，以及遇到了哪些抵制，这些问题在根本上乃是政治问题，这样就要求把政治理解为“权力在社会所有层面上行使的方式”；不能把“变化机制”仅仅看成是“立法机构和总统的功能”发挥作用的结果，而应视为“公共意志的表达”的产物。[44]在这里，“权力”成了联结政治史和社会史的核心概念。因此，在有的学者看来，通过恰当地界定“权力”，可以更好地实现政治史和社会史之间的沟通。[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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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关于权力关系在过去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以及通过什么机制发生作用，美国史学界却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强调阶级关系是最具决定意义的权力关系。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和尤金·吉诺维斯明确指出，历史主要是“谁驾驭谁和如何驾驭的故事”。[46]另外一些学者更关注族裔与性别关系，认为这两类关系和阶级关系一起，对于维持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专门研究妇女史的学者，则更倾向于关注性别与权力的纠葛。[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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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认识权力的性质及其运用范围的基础上，出现了“社会政治”（social politics）的概念。丹尼尔·罗杰斯运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政治与大西洋世界的互动，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据他的论述，“社会政治”涉及的是各种社会力量通过“自下而上的权力渗透”，推动社会立法，以协调资本主义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社会公平。这也就是国家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实现社会改善的过程。[48]在他看来，“社会政治”的内涵是由具体时代的历史实际所界定的，因为在19世纪末的大西洋两岸（主要是英美），社会和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权力的集中地及其运作方式都不同于以往，原有的政治概念就显出了局限甚至无效。时人关注和谈论得更多的是“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就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经济、福利和劳资关系等问题；这种以“社会”为中心的新的政治语言，并未取代旧的政治语言，而只是赋予政治以新的内涵。[49]由此可见，这种“社会政治”的核心不外是把权力运用于应对经济和社会问题。从政治史研究的角度说，“社会政治”的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进一步突破了从亚里士多德到阿伦特的“政治”定义，不再把政治与社会分割甚至对立起来，也就是以权力为桥梁打通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壁垒[50]；另一方面，它极大地拓展政治的边界，不再像经典政治史家那样，仅仅把政治理解为以选举、决策和执行为基本内容的公共权力的制度性运作，而重视制度外社会力量对权力运作的介入，关注社会抗争、利益博弈和专业知识在权力关系中的作用，从而更好地解释了现代权力运作的条件、机制、方式和效果，有助于理解社会抗争、权力运作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可以说，“社会政治”的概念不仅丰富了政治的内涵，而且扩大了政治的外延，为政治史开辟了求变和求新的广阔道路。[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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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政治的宽泛界定也引起了一些政治史家的警惕，担心有可能导致政治史丧失其特性。约翰·加勒德一方面极力主张调和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强烈反对宽泛地界定政治。他认为，政治主要与公认的政府或民间机构执行决定的活动相关。[52]威廉·洛克滕堡对“社会史化”的政治史大行其道感到不满，力主回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也就是重新关注被“新政治史”所忽视的国家层面的历史。他认为国家是现代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力量，并借用政治学家希达·斯考切波的话说，要“把国家找回来”。[53]稍后又有学者呼吁“回到某些基础性的政治史”，也就是要把美国民主的演变作为政治史的基本内容。[54]当然，这些学者对政治的理解，并不是简单地回归经典政治史，而是力图平衡社会史意义上的政治概念，把以国家为中心的权力运作重新纳入政治史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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