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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五、“新”政治史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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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美国学者难以忘怀20世纪前期政治史“一统天下”的局面，不时畅想和展望“政治史的复兴”。[137]2003年，三位年轻的美国政治史学者合编了一本书，题为《民主的实验：美国政治史的新方向》，在欧美史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138]他们颇为自信地宣称：“我们正处在一个美国政治史走向兴盛的时刻。”全书涉及两个主题：美国特殊政治语境中公民和政府的关系；民主参与机制的持续演进。在作者们看来，这两个主题及其相关的方法和路径，体现了美国政治史的新方向。[139]一位研究非殖民化的美国学者最近也观察到，在经过若干年的“文化转向”之后，历史学者再度对“国家和治理”发生了兴趣，关注“政治转向”或“国家转向”。[140]这些说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史学的实际，诚然还需要做更为细致的考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政治史是否“走向兴盛”，都不会重返一百年前的旧格局。“复兴的”政治史，只能是经过重新界定的“新”政治史。[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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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在美国史学界之所以再度受到重视，是因为政治向来无处不在，它与不同阶层人群的生活密切相关，并且深深嵌入了过去人们的经历之中。如果忽视或贬抑政治的重要性，既无法重建一个有意义的过去世界，也不能为当前的生活提供有意义的参照。虽然人在当今社会已不完全是“政治的动物”，非政治的事物和活动吸引了人的大部分注意力，但许多看似与政治无关的东西，诸如体育比赛、车展、电影、电视、教育、医疗之类，无不牵涉到政治的维度，或者具有政治的内涵。因此，对于当今美国社会来说，政治的重要性并不是降低了，而只是表现为不同的方式或形态。当前美国人面临更加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局势，举凡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国家安全，都需要国家的运筹和安排，各级政府在各个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权力关系的印迹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尽管许多美国人对政治表示冷漠，但人总是生活在政治当中的；贬低或忽视政治的重要性，只是一种鸵鸟式的姿态。克罗齐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人对过去的兴趣来自于当前的精神状况和现实生活的激发；马克·布洛赫把历史研究看成是“回溯式研究”，史家总是从当前的现实关怀出发来追溯过去的类似现象。[142]一个社会对当前政治的认知和态度，势必影响甚至指引政治史的走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伦·布林克利在谈到关于20世纪美国史的研究时说，在过去一百年里，“公共事件”“国家行为和全国性经济制度”的重要性愈益突出，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每个层面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处在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和相互依赖的世界”，即便是社会史也同样是政治史。[143]换句话说，政治无从回避，政治史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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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史的经验表明，一个研究领域的生命力，在于不以固定的、僵化的和“标准化的”方式固守领域的边界，而是根据学科发展的要求，不断反思学科的局限性，吸纳新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以求重新界定领域，找到新的路径。美国政治史作为一个领域，虽然在整个史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但它从来都没有止步不前。美国史家锐意革新和振兴政治史，其意义并不在于夺回被社会史和文化史抢走的地盘，而是使政治史成为一个有活力、有希望的领域。在一个开放的、多样化的政治史领域中，史家可以采用多种路径、多种范式来处理政治史题材：可以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也可以一心发掘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的政治题材；可以采用政治分析和叙事相结合的路径，也可以借鉴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路径；可以研究精英人物，也可以关注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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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从美国政治史的现状和趋向看，政治史家的工具箱也变得越来越充实。其中有经典政治史的工具，如叙事方法、因果分析和制度分析等；也有从其他学科吸收或组合的工具，如计量方法、分析性叙事、“深描”、文本分析、话语分析、图像学方法和符号学方法。研究者可从题材和问题的需要出发，选取有用而顺手的工具。另外，美国文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出现的“记忆政治”[144]“身体政治”[145]“身份政治”[146]“消费政治”[147]“族裔政治”[148]“性别政治”[149]等概念，不仅可以作为政治史的分析工具，而且能帮助政治史家发现处于政治史与其他领域接合交叉地带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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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理念方面，当今美国政治史家大多持有一种相对开放的心态。他们考虑到历史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不再孤立地看待政治世界，而是重视各种因素之间的微妙的关联和互动。他们也放弃了单一的决定论，着眼于不同形态的事实之间的“相互依赖”或“相互阐释”。他们不再把政治变迁视为某种单一的理念或制度的一往无前的发展过程，即便是讨论美国民主的历史，也不再把它说成是一个注定成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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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治史的题材早已高度多样化。政治史作为一个具有学科自主性和独立性的领域，必须有自己的经典题材，这就是公共权力的构成和运作。此外，也有许多题材是政治史与社会史分享的，例如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卧室政治、公共领域等；还有一些题材则需要政治史和文化史协作，如国家认同、权力想象和政治心态等。国家固然仍是政治史的中心课题，但须采用新的视角和新的解释框架。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并不是要把国家置于其他要素或维度之上。正如一些年轻的美国政治学家所言，在讨论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发展时，要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的变动，以理解美国民主政治的变化。[150]具体说来，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构建和权力关系，现代民主和共和制的形成、演变和扩展，公民身份的构建和公民权利的演变，各个历史时期国家与公共领域的博弈，政府、公共决策与社会变迁，国家权力的辐射、制度性权力网络的运作机制的变化，国家视野中的基层社会的治理和自治的演变，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权力斗争、人际政治和政治变迁，这些都可以作为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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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总是一个竞争的领域，精英和民众的关系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许多美国学者不再把精英和民众隔离或对立起来，即便是研究精英，也力求把精英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他们与民众的互动和相互影响着眼来看问题，对精英的思想和活动做出重新诠释和定位。用威伦茨的话说，在观察过去的政治时，不论是“从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一方若离开了另一方，都会变得难以理解。[151]在考虑政治史的题材时，有学者主张尽力顾及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平衡，不宜偏废一端。也就是说，政治史家正在探索如何把底层研究和精英研究结合和互补的路径。[152]虽然精英研究和底层研究是两种分立的倾向，但在实际的政治发展中，同一个社会的精英和大众是密不可分的，不管他们之间是合作还是冲突，往往处在同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格局中。因此，真正需要的是探索一个有效的框架，以把精英和民众整合在同一种政治史叙事之中。诸如历史中政治领袖形象的建构，领导权的形成和运行机制的演变，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的演变，普通人的政治经历以及政治对普通人的影响，民众抗争与政治民主化，普通农民、市民和工人在重大政治事变中的经历和感受，战争时期普通士兵的政治意识，军队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教育等，都可以置于精英与民众的交互关系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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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从事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政治观念与政治行动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从这种考虑出发，可以重点考察核心政治价值的形成和演变，关注政治变革中的思想动员，探讨公民意识、国家观念和身份认同的演变。此外，还可以借助修辞学和符号学的方法来讨论政治话语和政治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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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史在美国史学中仍有一定的声势。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存在或隐或显的权力关系。有些学者透过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借助公共领域、象征、符号等概念，讨论各个历史时期的家庭关系、消费方式、新闻报道、时尚、服饰、文学、艺术、广告等现象中的政治内涵，研究教育、体育、旅游、娱乐中的资源分配和权力运作的变化等课题。可见，政治史家只要放开心态，扩大眼界，把政治和社会结合起来，就能在政治史和社会史之间发现共同开发和合作的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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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所有这些理念、题材和方法上的新动向，大多只是此前已有尝试的延续或发展，它们能在何种程度上齐头并进，聚集汇流，并最终形成另一种“新”政治史，这种前景目前似乎还不是十分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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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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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南：《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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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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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和卫国：《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反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08—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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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包伟民：《“地方政治史”研究杂想》，《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9年第3期，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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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文所引各说，所论仅只涉及中国史家对中国政治史的研究，而不包括中国史家对外国政治史的研究。从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刊物《历史研究》的发文比重来看，它在1981年刊发的111篇各类文章中，可以明确归入政治史范畴的有67篇，占总数的60％；在30年后的2011年登载的76篇各类文章中，相对肯定地属于政治史领域的文章有35篇，占总数的46％。同时，该刊2011年发表的社会史、文化史和经济史论文数量，三项相加，占总数的30％。可见，虽然政治史论文的比重在30年间有明显的下降，但新兴领域还没有达到与政治史平分秋色的地步。另据2013年5月17日从“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http://www.sinoss.net）获取的材料计算，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历届评出的41项一等奖成果中，政治史12项，历史地理6项，经济史3项，社会史1项，思想史1项，通史和文集等综合性著述18项。这些数据说明，政治史的领地确实有所收缩，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正在成长，但政治史作为中国史学领头羊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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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何芊、邵声翻译整理：《美国史研究的新题材、新方法和新取向》，《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第7、8—9、10—11、15—17、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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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塞缪尔·比尔、李·本森等：《历史学的新趋向》（Samuel H. Beer，Lee Benson，et al.，“New Trends in History”），《代达罗斯》，第98卷第4期（1969年秋季），第8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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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西奥多·哈默罗：《关于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思考》（Theodore Hamerow，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87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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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休·戴维斯·格雷厄姆：《政策史发育不良的经历》（Hugh Davis Graham，“The Stunted Career of Policy History: A Critique and an Agenda”），《公共历史学家》，第15卷第2期（1993年春季），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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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戴维·克里斯琴：《普遍史的回归》（David Christian，“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历史与理论》，第49期（2010年12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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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彼得·斯特恩斯：《社会史与历史：进展报告》（Peter N. Stearns，“Social History and History: A Progress Report”），《社会史杂志》，第19卷第2期（1985年冬季）第319—334页；彼得·斯特恩斯：《社会史的现状和未来》（Peter N. Stearns，“Social History Present and Future”），《社会史杂志》，第37卷第1期（2003年秋季特刊），第9—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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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林恩·亨特编：《新文化史》（Lynn Hunt，ed.，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伯克利1989年版；维多利亚·邦内尔、林恩·亨特编：《超出文化转向之外：社会和文化研究的新方向》（Victoria E. Bonnell，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伯克利1999年版；劳伦斯·格利克曼：《“文化转向”》（Lawrence B. Glickman，“The‘Cultural Turn’”），载埃里克·方纳、莉萨·麦基尔编：《美国史学现状》（Eric Foner，and Lisa McGirr，eds.，American History Now），费城2011年版，第221—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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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于“硬”问题（如市场、人口、物价、工资等）和“软”问题（如权力的效果、道德、认知、价值、记忆、情绪等）的说法，来自弗洛伦希亚·马伦：《轮子上的时间：修正的周期与“新文化史”》（Florencia E. Mallon，“Time on the Wheel: Cycles of Revisionism and the‘New Cultural History’”），《西班牙语美国历史评论》，第79卷第2期（1999年5月），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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