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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一、社会与学术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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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种族社会，这种多样性在美国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不过，在美国史学史上却长期存在一种反常的情形：学者们受到时代精神、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利益的制约，对种族问题的重要性非但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反而以种族主义的态度撰写美国史。浸润种族主义的史学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一、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是最优秀的种族，是美国历史的创造者，他们肩负上帝的使命，将北美大陆开拓发展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二、不仅完全忽视白人以外的其他种族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而且根本不从正面涉及这些种族的历史；三、将白人对其他种族的压迫和歧视说成天经地义的正当之举。在殖民地时期那种相当粗糙的历史记述中，这些偏见即已十分强烈；在后来的乔治·班克罗夫特、弗朗西斯·帕克曼、约翰·菲斯克、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等一大批历史学家所撰写的美国史当中，这些特点表现得更加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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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种族主义在史学中的影响得到逐步肃清，种族问题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愈益受到重视，涉及种族问题的课题成为研究的热点，“种族”和“阶级”“性别”一起，成了近期美国史学的基本分析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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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的这种新趋势在一定意义上乃是社会变动的反映。近几十年来，美国少数种族的人口增长甚快，在美国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大。1900年，白人以外的其他种族人口为919.4万，占全美人口的12.08％；1970年，黑人和其他少数种族人口为2538.7万，占总人口的12.39％。[2]比重变化不大，但绝对数量增长了2.76倍。此后，少数种族人口增长速度远胜于白人，1980年他们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至17.87％，1990年更达到6236万，占总人口的23％。[3]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口日众的种族的群体认同和政治意识不断增强，不再只是人种学意义上的群体，而成了民族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群体，在美国已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开始自觉反思数百年来所受的压迫和苦难，积极争取自己种族的权利和地位。特别是黑人，在少数种族中不仅人数最多，而且政治意识最强，组织化程度最高，在反抗歧视、争取平等的运动中走在前列。其他种族和文化群体与之桴鼓相应，使少数种族的社会政治行动声势极盛。与此同时，少数种族成员在大学和研究机构所占的比重也大为增加。1960—1988年间，美国大学在校学生中少数种族的比例由6％增至近20％；1985年，大学教师中的非白人达到10％。[4]这些人中有不少是职业历史学家。以上种种情况表明，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少数种族都开始显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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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种族的崛起引起了许多连锁反应。在社会潮流的推动下，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改善少数种族处境和地位的政策，致力于从法律上和制度上消除种族歧视和迫害；美国社会也重新认识种族问题，作为主流种族的白人开始反思数百年来对少数种族的态度，多元文化主义取代种族主义，逐步成为美国社会对待种族和文化问题的基本原则。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文化相对主义，它反对用唯一的和绝对的标准衡量各种文化的高低优劣，不再将某种文化定于一尊，而承认各种文化的价值和地位，主张平等对待不同的文化，承认各种族、各种文化对美国的贡献和作用。在美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白人长期反感于种族的多元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对其他种族和文化采取歧视态度；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表明白人终于承认并采取宽容的态度来面对多元文化的现实。在这种舆论气候和思想背景下，改变以往对少数种族历史的不公正状况，全面改写长期由白人所主宰的美国史，也就成了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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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美国史学在观念和方法上的革新，则为重新认识少数种族的历史创造了学术条件。二战以后，传统史学陷于困境，在社会科学的推动下，历史学家更新观念，在方法、史料和研究领域等多方面进行新探索，促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史学。新史学的一个核心观念乃是，普通群众在历史中居于中心地位，应当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他们的生活、价值、信仰和行动加以研究，从而撰写一种“从下往上看”的美国史。这样，过去那些遭到忽视的少数种族人群，自然就成为史家关注的对象。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对史学的渗透，则为少数种族史学的兴起提供了概念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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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二、美国史学的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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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史学在种族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动向。最显著的变化反映在史学观念方面。在美国史学中存在数百年的种族主义终于得到清算，美国历史不再是受上帝恩宠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开疆拓土、传播文明的历史，而是一部包括白人在内的许多种族共同开发北美大陆、塑造和丰富美国文化的历史。虽然各个种族在历史上的命运和遭遇各不相同，而且少数种族在实际的种族关系格局中长期处于不平等地位，但他们在历史研究中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因为他们都是美国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都是美国历史的主角。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多元的、平等的种族史观，各个种族及其互动对美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得到突出的强调，美国历史不再是白人的独角戏，而是各个种族共同出演的多幕剧。用美国日裔学者罗纳德·高木的话说，这样一种包容所有种族的历史，乃是一种“更为准确的历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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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得风气之先的是曾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加里·纳什。他在1974年出版《红种人、白人和黑人》一书，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将美国早期史描述为多个种族、多种文化相互交流和冲突的历史，把“种族”看成和“阶级”一样重要的历史分析范畴，充分强调了种族和文化的交汇在早期美国社会的重要性。[6]沿着纳什开辟的路向，许多学者对非洲文化和土著文化在美国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新的种族史观的影响还及于美国史的其他领域。例如，在重建史研究中，邓宁学派那种完全忽视黑人作用、将南部片面看成白人的南部的观点，被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修正派学者彻底推翻；在埃里克·方纳所著《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中，黑人的经历成为研究重点，他们不再是重建的被动受益者或受害者，而是积极的中心角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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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史观的变化，关于少数种族的史学获得迅速发展，在目前美国史学中处于前沿，并且分化出许多具体而细微的研究领域。在传统史学中，对种族问题虽有涉及，但仅处于附属和次要的地位，例如，对奴隶制和黑人的研究不过是南部史或重建史的边缘，印第安人只有在殖民争夺史和西部史中才作为陪衬出现。也就是说，少数种族的历史没有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随着新史学的成长，少数种族的历史成为十分热门的课题，在研究中形成了许多新的领域，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学者和史学著作。[8]黑人史在当今美国史学中异军突起，日升月恒。[9]在黑人史范围内进一步分出许多更小的领域，如黑人妇女史、黑人劳工史、民权运动史、城市黑人史、奴隶制研究、黑人文化史等等。土著文化和印第安人历史也是一个异彩纷呈的学术园地。弗雷德里克·霍克西等人在1991年编辑了一部《土著美国人书目提要》，有选择地辑录了1300余种书目。[10]近年来，有关土著美国人的出版物在美国图书馆的书架上更是琳琅满目。在亚裔美国人史、西班牙裔美国人史等领域，也是成果迭出。另外，对少数种族妇女史的研究成为一种学术新潮，由于可以同时运用“种族”和“性别”两个新的分析范畴，故备受年轻学者的重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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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角度的转换，可以说是关于种族的新史学的另一个特点。以往对少数种族历史的研究，大多从白人的角度出发；甚至在少数种族的历史成为独立的领域以后，少数种族一度仍被看成被动的受害者，研究的重点仍在于白人对少数种族的态度，这样写出的仍旧是以白人为中心的少数种族历史。在多元文化主义框架内形成的少数种族史学，注重的是以少数种族为中心的历史，这种历史的主角不再是白人，而是少数种族自己，于是就产生了从少数种族的角度研究少数种族历史乃至整个美国史的新视角。这种新视角在黑人史方面表现得最为显著。从前，黑人的历史是从奴隶主和白人社会的角度撰写的，黑人在这种历史中实际上只是白人的创造物；至于黑人在奴隶制下的生活、感受和信仰，则完全没有进入史学家的视野，甚至没有人意识到还存在一个黑人自己的世界。70年代以来，从黑人自身的角度来探讨黑人的生活和文化，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路向，尤金·吉诺维斯的《奴隶们创造的世界》（1974年）和赫伯特·古特曼的《奴役和自由中的黑人家庭》（1976年），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不过，从少数种族的角度看美国史这种研究路向，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资料不足。特别是印第安人和奴隶制下的黑人大多不识字，没有留下多少文字资料。学者们所依赖的基本上还是白人的记载和官方的文献，如法庭记录、遗嘱、财产清单、交易单据等等，这对于真正了解少数种族自己的世界是一个很大的制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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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美国史学的发展来看，“种族”作为一个基本分析范畴进入历史研究，也许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史学开始由描述性史学向分析性史学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对理解美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分析范畴，如特纳的“边疆”和“地域”，查尔斯·比尔德的“经济集团”，左派史学家的“阶级”，等等。在新的种族史学日益深化的同时，“种族”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在美国史学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无论是研究美国历史上的社会分层、权力和资源的分配，还是探讨普通民众的政治行为、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种族”都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由于种族因素的卷入，许多历史问题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因为任何一个种族内部都存在社会分层和性别的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分歧和不平等，于是，“种族”和“阶级”“性别”这些范畴发生交叉。可见，将“种族”作为一个分析范畴的结果，是极大地深化了对美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理解。这一点正是近期美国史学的特色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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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史和劳工史领域，“种族”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尤其具有价值。新政治史侧重研究民众的政治行为，特别是投票行为，经过李·本森等人的研究发现，决定公民投票行为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地域”“经济利益”或“阶级”，而是种族和文化。[13]近十余年来，种族因素在劳工史中的意义逐渐得到重视，研究的重心转向工会的种族行为、黑人和其他少数种族工人的经历及其活动、白人工人的种族认同感等问题，特别是对种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交织状况的探讨，加深了对美国工人阶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的认识。[14]《劳工史》杂志还出版过关于种族和阶级的专号。尤有进者，美国劳工史学者根据英国史学家E.P.汤普森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解释模式，对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aking）问题进行了探讨，发现由于种族和族裔因素的作用，美国工人阶级存在一个“解体”（unmaking）和“重塑”（remaking）的问题。[15]这是美国劳工史学所取得的一个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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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三、新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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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事物往往是长短兼有、利弊并存。种族问题在给美国史学带来新的生机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新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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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突出的一点，是如何把握美国历史和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如果美国历史乃是各个种族自己的历史，而不同种族又有不同的历史体验和观察角度，那么，究竟什么是美国历史的主线？或者说，美国历史还有没有主线可言？应当如何理解美国历史的基本特征？或者说，美国历史还是否存在基本特征？如果对各个种族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等量齐观，那么，应当怎样解释美国的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的渊源？对此早已有学者表示忧虑。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警告说，种族多元性可能导致美国“解体”。[16]劳伦斯·莱文认为，史学的“碎片化”乃是美国社会和种族的“碎片化”的一种反映。[17]甚至高木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强调族裔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是否会损害全体美国人的统一性，是否会引起美国人的分裂和巴尔干化？[18]可见，多元种族史观所引发的挑战，实际上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如果美国社会不能在种族多元的情况下保持国民认同，不能在文化的多样性中求得文化的统一性，史家也就无法从种族和文化的“碎片化”中发现美国历史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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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是，围绕种族问题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限制学术自由和误导研究取向的因素。种族主义早已臭名昭著，而历史上盛行的种族主义又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重大污点，因之任何为白人开脱历史责任的立论、任何引起少数种族不满的历史解释，都有可能带有种族主义的嫌疑，成为“政治上”不“正确”的东西。[19]而且，白人在历史上总是以种族压迫者的形象出现，而新的种族史学很少关注种族主义的成因及其具体形态、白人的历史局限性和白人的反种族主义思想等问题，从而在整体上把白人都当成了种族主义者。更严重的是，少数种族出身的学者通常研究自己种族的历史，而这种研究往往受到种族意识和现实关切的制约，难以成为一种中性和中立的学术，以致出现“非洲中心论”这样的意识形态倾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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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教学中，种族问题也产生了明显的负面效应。在有的学校，少数种族的学生对于非本种族的教师是否有资格讲授自己种族的历史持怀疑态度，对教师的工作百般挑剔，使课堂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场所。有位白人教师撰文谈到他讲授黑人史的经历，感到自己得不到黑人学生的信任，无法和他们沟通和交流，连他选择的教科书也不为他们认可，所以他在教学上很难有什么作为。为此，美国历史协会的《视角》杂志组织了一个讨论专栏，中心议题就是：白人教授是否有资格讲授黑人史？[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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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种族问题为美国史学提供了创新的机遇，也使之陷入新的困境。美国史学界能否成功地建构宏观的美国史体系，对种族问题的处理将是关键因素之一。对此一些学者已有模糊的意识，但目前显然还没有找出很好的解决途径。对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来说，认识种族问题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了解最近几十年种族问题与美国史研究的纠葛，对于理解美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当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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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写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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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所用的“种族”一词，包含人种学和民族学上的双重含义，既指“race”，也包括“ethnic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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