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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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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是美国史研究的经典课题，也是美国史学史上历史最为悠久的课题。历代史家所写的书和文章，如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完全是恰如其分的。美国革命史研究造就了许多史学大家，随意数来，就可以列出一大串名字：戴维·拉姆齐、乔治·班克罗夫特、查尔斯·比尔德、J.富兰克林·詹姆森、奥斯卡·汉德林、梅里尔·詹森、埃德蒙·摩根、伯纳德·贝林、戈登·伍德、加里·纳什、艾尔弗雷德·扬……当然，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得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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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革命结束之初，戴维·拉姆齐、默西·沃伦等人就着手撰写革命史。他们写作的基调是颂扬建国一代的业绩，宣示美国革命的影响，目的是为新国家认同感的塑造出一点力。班克罗夫特的巨著《美国史》的最后几卷，写的也是美国革命的史事。他宣称美国的诞生乃天意使然，革命者反抗英国、建立共和国，开辟了美国和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其他写作革命史的业余史家，也多以赞颂的笔调叙述革命一代的事迹。可以说，这类美国革命史大体是以爱国主义为指向而写成的“英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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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一代专业史家那里，才开始出现以批判的笔法写出的美国革命史。卡尔·贝克尔把美国革命视为一场“双重革命”：既是从英国夺权的革命，也是解决美国内部权力分配的革命。查尔斯·比尔德则“榨”出了建国之父们“皮袍下的小”，把经济利益说成是革命的重要驱动因素。詹姆森想要突破只从政治层面看美国革命的局限，提倡把它视为一场社会运动。这些史家对待美国革命的态度，多少带有一点反叛色彩，与当时的主流思潮并不吻合。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劳工、黑人和妇女对革命的贡献开始受到关注，属于反革命阵营的效忠派也进入了史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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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后，有一批美国学者不满于进步主义学派的说法，强调美国与欧洲的差别，认为美国革命并不是什么激烈的社会冲突，与欧洲的革命相比，甚至算不上革命；以往史家所说的斗争和断裂，都是站不住脚的；革命者并不是要争取什么新的东西，而只是要维护已有的东西；美国社会内部也不存在激烈的利益分歧和阶级斗争，和谐、共识和连续性乃是美国历史的显著特征。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反映了当时那种厌恶动荡、惧怕革命、期望稳定的思想取向。随后，美国的社会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和谐一致”的革命史观，很快就成了“节后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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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革命史研究中出现了两股潮流。一股是以贝林为主帅的意识形态学派，把美国革命看成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侧重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揭示革命的起源和影响。虽然这种路径受到以梅里尔·詹森为首的政治经济学派的挑战，但它所提出的论题，以及讨论这些论题所形成的范式，在美国革命史领域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另一股是“从下向上”研究美国革命的路径，着重发掘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在革命中的经历，阐发革命对他们的意义，同时刻意把建国精英加以矮化或边缘化。这种路径在史学理念上接近新社会史，在意识形态取向上则混合了平民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元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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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一部美国革命的史学史，可以看到，革命的方方面面，举凡起因、历程、后果、影响、革命派、效忠派、精英人物（建国之父）、普通民众（中小农场主、海员、技工、普通士兵）、边缘群体（黑人、印第安人、妇女）、战争、军队、国际关系、各州制宪、全国制宪、邦联国会、各州政府、地方机构，还有婚姻、家庭、日常生活、奴隶制、种族关系，无不经过了历代史家反复而细致的探究。如果把美国革命史比作一块不大的园地，那么，在经过了数代人的精耕细作之后，它现在还能长出新的作物、带来新的收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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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我收到了美国朋友迈克尔·朱克曼[2]的电子邮件。他用那种特有的曲折优雅的文笔，向我报告了一个消息，并且发出了一个邀请。消息包含在他发给我的附件中。我打开一看，里面讲的是一个叫做“美国革命史重生：21世纪的新视野”（The American Revolution Reborn: New Perspectives for the 21st Century）的学术会议，将于2013年5月30日至6月1日在费城举行。其中说，美国革命史研究长期处在停滞局面，甚至陷于“垂死”的境地，亟待一次“重生”，因为美国革命史研究的基本主题大都是几十年前出现的，现在已经不能吸引年轻学者的兴趣，不能为他们的职业生涯提供动力。最近一个时期，美国革命史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预示着可能发生一次重大的转向。但是，这些苗头过于零星和分散，需要采取某种方式来加以催发，使之尽快成长为生机勃勃的树林。出于这种考虑，宾夕法尼亚大学发起召开一次学术会议，把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集合起来，通过对话和讨论，为未来的美国革命史研究提出某种可能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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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和他从前的学生帕特里克·斯佩罗（Patrick Spero，昵称“帕特”）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主办方是宾大的麦克尼尔早期美国研究中心。迈克尔在信中说，这次会议将采取一种全新的形式。在他看来，美国革命史研究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它长期是那些资深学者的天下，因此这次会议打算以年轻人为主力，组织十来篇论文，按主题分成四个小组（最初设计的主题分别是“美国革命与暴力”“美国革命与内战”“宗教与革命”“权力与革命”，实际开会时有调整），每组分成上下两场，上半场是论文陈述，每人发言8分钟，留下一个多小时给听众提问和讨论；下半场是评论专场，由3名中老年学者担任评论人，也是每人发言8分钟，余下的时间供听众提问和讨论。会议论文通过征集和挑选来确定，评论人则由主办方提出一个80来人的名单，经投票从中选出12人。候选人的范围不限于美国，也不限于美国革命史，主办方的考虑是要吸取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的新鲜意见。结果选出的评论人中，只有一人来自英国，一人来自澳大利亚，一人来自中国，其余都是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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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的那个人就是我。因此，迈克尔在信中特意说，他要好生“恭维”我一下，因为能从80多人中被选中，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起关键作用的肯定是迈克尔。要不是他推荐，我根本就进不了候选人名单。我和他在2007年一次会上结识，彼此很投缘。我觉得他为人处事像个温和、善良的大男孩，总是笑眯眯的，很乐于帮助别人；对待学问却又有十分前沿的意识，向来不拘成说，敢于质疑和批判。我曾多次请他来北京开会和讲学，使他有机会了解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也熟悉了我个人的情况。我猜想，会议的其他组织者可能是听了他的介绍，觉得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已有规模，听一个中国学者讲8分钟，也许不是一件坏事。读了迈克尔的信，我不免悄悄得意了一番。可是，等我真到了费城，才发现自己要做的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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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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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5月29日下午到达费城的。刚在费城市中心的夸特尔斯俱乐部旅馆（Club Quarters）住下，就接到迈克尔的电话，他要来接我去看费城的风景，晚上请我吃饭。他开车带我沿富兰克林景观大道往西北走，奔驰于斯库尔基尔河（Schuylkill River）两岸，驱车观景，目不暇接。迈克尔年过七旬，身体健旺，反应机敏，开车就像小伙子一样麻利和威猛。这座以“兄弟之爱”为名的城市，在美国早期是一个具有中心意义的地方。迈克尔一面开车，一面为我指点解说。沿路绿树掩映，房舍参差；所过之处多有博物馆、剧院和展览馆；街头、路畔、坡上和河岸，随处可见雕塑，多为美国早期史上的知名人物。在这里，自然、人文和历史交融无间，让人赏心悦目。在这样一个地方开会讨论美国革命，看来是适得其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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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是开幕会，在宾大法学院的一个报告厅举行。迈克尔考虑到我不熟路，特意来住地接我。同行的还有爱德华·康特里曼。[3]迈克尔带我们到沃尔纳特街（Walnut Street）坐公交车去宾大校园，可久等不见车来，他只好临时决定打车。我感到，打车对他来说似乎要下很大的决心，其实到那里的车费不过六七美元。看来美国教授的消费观念，跟我们真是很不一样。会场在第34街和切斯特纳特街（Chestnut Street）交口一带的法学院。我们到达时，地下一层的报告厅门口已聚集了不少人，正在领取会议材料和胸卡。迈克尔把我介绍给刚遇到的一些与会者，多数人我都没有听说过，他说了一遍名字，我自然也记不住。他是会议的组织者，要招呼的人很多。我离开他，自己进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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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厅的场面让我吃了一惊。大约有两百多个座位的屋子，很快就要坐满了，而且陆续还有人走进来。在出发前，我接连收到了迈克尔群发的两封信，说会议的规模超出了他的意料：要求注册参会的人数超过百人，旁听的人可能更多，其中不少是业余爱好者，包括博物馆工作人员、中学教师、律师、导游等。我后来发现，这些旁听的人中，居然有大名鼎鼎的约翰·迪莫斯（John Demos）。他是耶鲁大学的退休教授，早年写过《小小的共同体》，描述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家庭和社会，是我颇为喜欢的一本书。我还听说，从明天开始，美国电视“历史频道”要为会议全程录像，还要采访部分与会的学者。这样一个专深的小型会议，居然能吸引这样多的人，不免令人暗暗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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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坐在边上的艾伦·泰勒（Alan Taylor）谈了几句，问他最近写了什么书。他说是一本关于1812年战争中的黑人逃奴事件的书。这倒是个很少听到的题目，便细问了几句。然后，我就低头翻看会议次序册，从评论人名单里看到了好些熟悉的名字，除了康特里曼和泰勒，还有琳达·科利（Linda Colley）、劳雷尔·乌尔里克（Laurel Thatcher Ulrich）、马库斯·雷迪克（Marcus Rediker）、彼得·汤普森（Peter Thompson）、丹尼尔·里克特（Daniel Richter）等人。他们多是美国早期史领域的知名学者，不少人的书我都读过。从这个名单还可以看出，在所有发言和评论的人中，只有我一个人的母语不是英语。将要和这些人同台做学术讨论，我感到有点压力。担心的并不是见解，而是口语表达。像我这种成年后才学英语的人，本来就先天不足，加上平时很少有使用口语的机会，要在会上即兴发言和回应，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既然来到这里，也只能硬着头皮坚持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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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会的礼节性程序很短暂。先是年轻的帕特出场。他手里按动一个小喇叭，发出一种尖利的叫声，提示大家安静下来。他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大家会十分熟悉这个小喇叭的声音，它的作用就是把大家的注意力召唤到会议上来。大家便哄然大笑。帕特介绍了会议的缘起，迈克尔则感谢了给予会议支持的机构和个人。接着是由丹尼尔·里克特主持圆桌讨论。他现在是宾大麦克尼尔中心的主任，主持首场会议自然非他莫属。这一场的主讲人是爱德华·格雷（Edward Gray）和简·卡敏斯基（Jane Kamensky）。他们两人合作主编了一本《牛津美国革命史手册》，今年刚见书。卡敏斯基在布兰代斯大学教书，她先谈了编《牛津美国革命史手册》的一些感想。她说，革命史研究与几十年前大不相同，学者们关注的不再是重大问题，而是革命中的普通人；强调的不是革命的确定性，而是其“模糊性”。也就是说，革命不再被看成一种简单的进步的力量，而具有破坏作用。她特别提到，类似“意识形态”“建国之父”这样的词汇，很少出现在全书的索引当中。接下来，佛罗里达大学的格雷发言，重点谈了意识形态和共和主义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他以托马斯·潘恩为例说，人们看到他的名字，首先想到的是《常识》的作者，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激进分子；其实潘恩同样具有“治国的技巧”，他设计过一座桥梁，尽管后来实际建成的桥跟他的设计并不一样，但这体现了他的另一面，说明他是一个具有务实技能的实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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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人的发言只是引子，接下来听众的评论和提问十分热烈。大家争相举手，纷纷要求发言。两个年轻人在会场传递话筒，不停地满场奔跑。虽然各人说的东西并不一样，但总的思想倾向却惊人地相似：意识形态学派已经过时，贝林和伍德的路径对于理解美国革命不再有什么意义。那些年轻一点的人说起意识形态这个字眼，说起共和主义范式，说起贝林和伍德的名字，语气中饱含讽刺和揶揄，让人觉得现在还讲什么意识形态和共和主义，简直是一桩可笑和可耻的事。我不禁想，这跟中国的学术风气是何等的不同：我们对于前辈学者，无论其说是否仍然成立，总是抱有敬意和尊重，绝对不至于用轻蔑的口气谈论他们。眼前的情形大概也体现了民主社会的特点，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不可冒犯的权威，也没有什么不能质疑的真理。不过，我又想到，这些人虽然对于贝林和伍德颇为不屑，但他们中间似乎还没有人写出足以传世的“大书”来。谁都喜欢以“流派”相标榜，过于趋新求变，这反映了美国学术的活力，但也是它的致命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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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上还有两个细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康特里曼说，照现在这种方式去做研究，可能会肢解美国革命史；不能把革命泛化，不能说有什么“印第安人之乡的革命”。主持会议的里克特笑着说：“确实是有印第安人之乡的革命呢！”全场立时爆发一阵大笑。大家心里都清楚，里克特的成名作叫《从印第安人之乡面向东方》，倡导从印第安人的视角重新审视美国早期史。他出面捍卫“印第安人之乡的革命”的提法，自然是不足为怪的。另外，普林斯顿大学的琳达·科利发言说，孤立地谈论美国革命，并不能清晰地认识其过程和结果的意义，而应该采取比较的视野，比较美国革命与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看看革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科利说一口优雅而清脆的英式英语，在一片平民化的美式英语声调中，不免显得十分别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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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会原定只有一个小时，结果延长了差不多半个钟头。散会后，麦克尼尔中心在邻街的一间屋子里办了一个招待会，备有酒水、点心和水果。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都在热烈地交谈，屋内一片嘈杂。我在门口遇见了伍迪·霍尔顿[4]，随意聊了几句。几年前我请他参加过“北京论坛”，这次重逢，不觉有几分亲切感。明天的会在另一个地方举行，我不熟悉路线，伍迪便答应带我坐地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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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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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月31日开始，会场移到了美利坚科学研究会所属的富兰克林大厅。“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APS）是一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学术团体，国内通译“美国哲学学会”，可我觉得不大妥当。第一，这个团体成立于1743年，那时还没有美国，因之“American”不能当国名讲；第二，“Philosophical”在当时的含义并不限于哲学，而指所有关于自然和道德的知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基础科学，似以译作“科学研究”为佳。这个团体的旧址在独立大厅附近，早已辟为历史纪念地。我们要去开会的富兰克林大厅，在原址对面的一栋大楼里，位于切斯特纳特街南侧，在第4街和第5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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