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85251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1706283359]

1706285252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五、治史的理念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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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54 作为一个成就卓著的实证史家，伍德有自己的史学观念和思想取向。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史学训练，60年代后期成名，可以说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史学演变的见证人，其治史的理念和风格也是在整个美国史学的变化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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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56 在最近五十多年里，美国史学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转向”。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社会转向”，历史研究的重点从政治转向社会，日常生活取代政治事件成为主要题材，社会学理论和统计学方法被大量引入史学领域。第二次是80年代以来的“文化转向”，史家的眼光从社会转向文化，以往被史家用作事实性信息来源的史料，变成了阐释意义建构方式的文本，过去人们的语言、记忆、情绪、感觉、价值等内在经验，变成了研究的主要题材。在这些“转向”的同时，史学观念也发生了许多显著的变化：精英主义受到挑战，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被史家请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从下向上看历史成了一种主要的视角；后现代主义所包含的去中心化、碎片化、不确定性、建构和想象等理念，不仅影响了史家对题材的选择，而且在研究路径和解释框架的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当今的美国史学出现了高度多样化的局面，许多史家在观念和方法上具有鲜明的混合性，那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不足以理解现在这种复杂斑驳的学术图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或“后”后现代主义之类的标签，也难以准确标识史家在观念和方法上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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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58 伍德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亲身经历了这几次史学转向，而且他在学术上的成长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他在总体上却对新史学持批评态度，特别是在晚年总结自己的史学观念时，更是猛烈抨击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弊端。令他最为不满的是，新史学，特别是新文化史在蔚然成风之后便摆出一家独大的姿态，贬抑和排斥其他的治史方式。他用夹带怨愤的语气谈到，到20世纪80年代，新文化史取代社会史而称霸于美国史学界，种族和性别成了主导性的话题，期刊上充斥着讨论这类话题的文章，历史系招聘新教员时也只考虑做这类研究的学者，似乎只有文化史才是唯一值得研究的历史。他这里暗含的意思显然是指责新文化史排斥政治，挑战政治史的学术合法性。他不满于新史学的第二点，是它过于注重理论，强调对过去实际进行“文本重建”，带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倾向。他承认后现代主义在文学领域尚有积极的作用，有助于开辟新路径，发现新题材；但它“入侵”史学领域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带来了瓦解史学特性的危险，因为后现代主义者把史家的工作视作“捏造过去”，宣称历史写作无异于小说创作。这等于是“颠覆了任何历史重建的基础”。[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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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60 伍德的这些看法无疑掺杂着个人情绪，也夹带误解和偏见。新文化史之成为美国史学的主导趋向，有着特定的社会情势和学术语境，并不是某些史家排斥其他路径而妄自尊大的产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一种学术风气并不是少数学者的好恶所能造成或扭转的。再者，新文化史家并非仅只关注种族和性别，而且也讨论普通人的经历，特别是普通人的内在经验。另外，自9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逐渐同社会史结合，开始关注更广义的文化，往往把“社会”和“文化”并举。[115]在面对史学新趋向时，伍德的眼光不免显得隔膜，对原有的史学格局流露出某种“卫道”的意向。在对待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态度上，伍德怀有更深的成见。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采取“文本主义”路径，关注历史叙事在整体上所具有的虚构特性，这是对现代史学理念的反思和质疑，与其说是要颠覆整个史学的基础，不如说是旨在重新界定史学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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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62 伍德对新史学的第三点批评，是其中包含过度的现实关怀和“现时主义”取向。他觉得新文化史家用过去俯就现在，以历史服务于当前需要，这是对史学宗旨的扭曲，是一种简单的工具主义立场，把史家变得像文化批评家一样操纵过去以服务于现在。他指责新文化史家不是努力从过去的意义上理解过去，而是要求过去对现在直接相关和有用，“瓦解过去的完整性和过去性”。在他看来，史家固然不能脱离现在，现在的问题和议题也能刺激史家去探讨过去，而且弄清当前境况的根源或起源也是史家的正常想法，但是现在不能当作史家评判过去的标准，当前的问题和议题也绝对不能直接塑造史家对过去的认知和解释。史家对过去应抱尊重和敬畏之心，因为对过去研究得越深入，就越能明了过去的复杂性，越能懂得过去的人们受到了许多他们不了解或未意识到的力量的制约。他特别强调，史家必须具备“历史意识”，也就是说史家不仅要掌握关于过去的信息，还须有一种特别的意识，以便把“一种对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深刻影响的理解方式”植入自己的心理之中。后现代史家恰恰缺乏这一点，他们极力想证明现实是文化建构出来的，于是造成了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象：由人建构出来的东西可以轻易地由人来改变。其实，过去的事情要复杂得多，各种习惯和价值虽然是人创造的，却并不那么易于由人操纵和改变；即便有改变，也不一定是以人的愿望和要求为转移的。[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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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64 对“现时主义”的警惕和对“历史意识”的强调，反映了伍德作为一个爱德华·卡尔意义上的现代史家的谨慎。后现代主义者过于强调历史事物的“去自然化”和“建构性”，难免会造成一种历史世界脆弱而易变的错觉。实际上，在时间之流中出现的人造事物，往往具有超越人的意志而转变为自然之物的趋向。而且，新文化史家表现出强烈的“现时主义”倾向，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与种族和性别相关的情感及诉求植入历史解释，这样就导致了“以今视昔”和“时代倒错”等非历史主义的弊病。伍德并不反对史学的“现实关怀”，只是不赞成把历史过度政治化。他承认史学在根本上是批判性的，对社会的惯常性记忆具有破坏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历史当成道德剧，对前人和往事做出简单的“好”与“坏”的判断。“历史意识”要求史家在解释和理解历史时必须尊重其过去性与复杂性。[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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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66 伍德虽然很不欣赏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核心理念，但对其“技艺”却采取了“拿来主义”的策略。前文提到他对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论的思考，在许多方面与新文化史异曲同工。此外，他对历史时间的重新界定也带有新史学的痕迹。他在《缔造》中考察美国革命时期政治文化的变动，涉及的时段是1776—1787年。这是经典的政治史分期法，其前后的界标都是重大的政治事件。但在《激进主义》和《自由的帝国》中，他把时限向两头延展，涵盖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前期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他自承这种新的历史分期法受到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启发，因为社会史家和文化史家不关注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而着眼于较长时段的趋势，他们在讨论美国革命中的问题时，往往从更长的历史时期着眼。这种时间界定不再把美国革命视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时期，而只是更长的社会和文化变动过程中的一个事件，从而能更清晰地看出革命在长期的社会文化变迁中的意义。正是基于这种新的时间概念，伍德对革命的后果和影响做了重新考察，强调美国这个自由社会并非从来如此，而是革命后数十年间逐渐演变的结果。[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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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68 伍德是一个执着的政治史家，他对社会史和文化史无论是诟病还是取法，都是出于维护政治史的学术合法性的考虑。他并不反对研究社会和文化，只是不接受那种认为政治已变得无关紧要、政治史应当寿终正寝的主张。在治史生涯的中后期，他甚至退回到了叙事性政治史的营垒。在《缔造》出版后，他并未继续做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激进主义》和《自由的帝国》等书仍然关注意识形态的作用，《美利坚的理念》也重提了美国革命的文化塑造意义，但它们在总体上都不同于《缔造》那种专精的政治文化研究，而只能归入叙事性政治史的范畴。在伍德写作这些著作的时期，正当美国政治史研究出现重大转变之际。据几个年轻学者的观察，美国政治史在21世纪初年出现了复兴的势头，政治史家关注的问题已不同于“经典”政治史；美国政治文化中表现至为强烈的“反国家权力主义”，美国民主史中参与机制的持续演变，成为复兴中的政治史的两大主题。[119]在这种新的问题导向中，政治事件、政府事务和政治精英不再居于中心地位，政治史的基本题材转向了政治心态、政治参与和普通民众。相比之下，伍德近期的政治史写作不免带有古旧的气息。在他的笔下，联邦政治是焦点，华盛顿、杰斐逊、亚当斯、麦迪逊等人是主角。这是对“经典”政治史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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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70 就本意而言，伍德在理念和路径上不肯轻易随风而动，甚至抱有对抗时流的决心。在近期的美国政治史领域，平民主义取向越来越强烈，但伍德却毫不掩饰自己的精英主义立场。他并不否认普通民众的历史角色，但很少在自己的书中讨论他们；他关注的始终是领袖人物和政治精英，强调他们的历史作用。[120]在一种愈益关注边缘群体和底层民众、反感政治和权力精英的史学语境中，伍德把自己以往所写关于建国精英的文章结集出版，并取名《革命人物：是什么使建国者与众不同？》。这样的文章，这样的标题，难免让人觉出一种刻意挑战史学风气的用意。当时有一批通俗历史写手专写建国之父，推出了许多热门的历史读物；政治上的右翼势力也高扬建国之父的旗帜，以此弘扬美国的主流价值。可是伍德作为一个有重大影响的职业史家，何以也不期然地加入了这股潮流呢？更令人惊异的是，伍德在这本书的引言中毫不掩饰地为建国精英辩护，认为对他们的批评不足为奇，说明他们对美国人早已变得十分重要，要批评美国及其文化，自然会想到利用他们作为工具。他抨击那种刻意贬损建国之父，甚至否定和贬低建国者所做的一切的做法。在他看来，虽然学院派历史学家不遗余力地贬损建国之父，但多数美国人仍然把他们视为杰出的精英，他们对后来的历史仍具有强大而持久的影响。当然，伍德毕竟是一个职业史家，他并未停留于以“佳传”式的颂扬来捍卫建国之父的形象，而是要力图理解建国之父及其所处的环境，把他们当作常人对待，考察他们受到了何种世俗利益的诱惑，又持有怎样的政治立场。在他看来，建国精英都是受到启蒙观念熏染的绅士，相信美德和才干结合才能保证权力不被滥用，因而他们属于“哲学家式的政治家”。但是，这种类型的政治家的时代已然逝去，建国精英的形象也就变得不可复制了。[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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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72 伍德治史的精英主义取向不仅体现在题材上，而且也贯彻在他的解释策略中。他在讨论美国民主的起源和民主社会的形成时，就旗帜鲜明地以精英主义来挑战平民主义。在平民主义史家看来，美国民主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众的积极抗争和自觉参与，而伍德则反其道而行之，宣称殖民地最初的民主方式不过是精英追求权力的副产品。他论证说，18世纪北美殖民地的政治并不稳定，对职位和权力的角逐在精英群体内部引发激烈的派别斗争；在18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前，这类斗争通常具有跨大西洋的特征，殖民地的派别领袖亲自赴伦敦进行游说，以达到修改政策或撤换总督的目的；但是到了1740年左右，殖民地派别领导人影响英国政治的能力下降，于是转而向内寻求政治资源，也就是大力动员本殖民地的选民，利用民选的议会下院来对抗王家总督，无意中开启了民众进入政治领域的大门；在民众进入政治领域之后，选举的竞争性增强，不同的政治团体提出各自的政纲，并建立核心小集团和政治俱乐部，雇用小册子写手来抨击对手；原来封闭的下院也愈益关注公共意见，编辑出版法令集成，以便让选民了解他们在公共事务上的投票情况，并开放议会辩论供人旁听，其目的在于争取民众的支持。伍德写道：“于是，民主在美国的开端并不是人民自动奋起的产物，也不是从底层争取一份政治权威的喧嚷的结果。相反，民主最初是从上面创造出来的。人民是受到诱骗、劝导、有时甚至是威吓才进入政治的。”不过，“人民一旦被动员起来，就不容易再压制下去了”；他们争取选举权和平等，挑战精英的社会优势，从而推进了美国政治的民主化。[122]美国革命的一个意义至为深远的后果，就是促成了新型民主社会的诞生，这也是革命精英调动民众所带来的一个意外产物。就其本意而言，建国精英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基于“绅士美德”的共和主义社会，而19世纪初期出现的那种追逐物质利益的平等而平庸的民主社会，非但不是建国精英追求的目标，而且让他们深感失望。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最终造成这种民主社会的并不是少数精英，而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美国民众正是“令人不快的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实际根源”。[123]伍德对这种民主社会的到来并不感到欢欣鼓舞，而是流露出一种托克维尔式的失落感，因为他觉得民主难免导致智性和思想的平庸化。他用略带遗憾的笔调写道：“我们不得不为民主付出的一个代价就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智性品质下降，并最终出现观念和权力的分离。随着革命后几十年间普通人掌握权力，不可避免的后果便是那些非普通人、也即有思想的精英贵族的权力被取代。”[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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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74 伍德重视精英，并以精英主义路线来解释美国早期的社会变革，但不能轻率地把他划为政治上的保守分子。从美国政治史的整体格局来看，伍德的工作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最近几十年的美国史学包裹在浓烈的意识形态氛围中，用特定的政治取向改造历史叙事的做法十分盛行，特别是为了突出普通民众的作用而刻意把精英边缘化，甚至完全抹杀精英的历史作用。伍德肯定精英的影响和作用，意在强调尊重过去实际，展现美国社会和政治变动的复杂性。而且，关注精英也有助于扭转平民主义史观的片面性，既不把精英和平民简单地对立起来，也不像以往史家那样单纯重视精英的作用，而是力图通过精英和民众的互动来解释政治变迁。更有意思的是，伍德似乎从美国建国史中发现了一种欧·亨利小说式的反讽：结果出人意料地嘲弄甚至颠覆动机。精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动员和利用民众，而民众参与政治的结果又斩断了精英的社会优势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纽带，压缩了他们获取权力的渠道；建国之父力图建立一个理想的共和主义社会，可是受到共和主义理想激励的民众一旦行动起来，却把美国变成了一个强调平等和重视私利的民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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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76 除了坚持精英主义，伍德的史学观念中还有某种“美国例外论”的成分。近期美国史学中出现了一种新趋势，不妨称作“去美国化”。越来越多的史家倡导大西洋视野乃至全球视野，力图把美国历史置于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借助比较和联系来探讨美国发生的事件与国际事态的关联，打破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美国史，抛弃那种强调美国特殊和例外的史观。伍德虽然重视大西洋两岸，特别是英美之间在政治文化上的交流和影响，但他同样欣赏美国经验的特殊性和示范意义。他的《缔造》旨在讨论美国革命如何塑造了一种既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历史上一切时代的政治思维方式和政治理论，也就是他所说的“美利坚政治科学”。《激进主义》所着力描述的是，在一个其他地区还沉浸在中世纪乃至古代的余晖当中的时代，美国人突然转变为世界上“最为开明、最为民主、最具商业头脑和最为现代的人民”。他借用杰斐逊的“自由的帝国”来命名自己的另一部著作，也是意在凸显美国在一个不自由的世界中的特殊形象。《美利坚的理念》一书把美国革命的特殊性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把它说成是美国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和“美利坚人”的特殊含义的源头。这种对美国革命独特性的过度强调，也许会让人联想到某种文化优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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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78 伍德就历史写作方式所做的思考和尝试，可能也带有扭转史学风气的意图。针对美国史学的碎片化和过度专业化的困境，伍德呼吁写作面向大众的综合性历史著作。他感到史学确实存在危机，这种危机的主要表征是孤芳自赏，脱离大众，史学著作沦为在专业圈内消费的奢侈品。他把这种局面归咎于新史学，特别是新社会史，因为新史学一方面发掘了以往遭到忽略的群体的经历，另一方面也导致史学过度专业化，史学著作的读者愈益稀少，变成了专家之间的技术性对话。他对学术性历史与大众历史之间的鸿沟耿耿于怀，十分怀念20世纪50年代那些同时为学者和大众两种读者群体写史的大家，感叹当今美国缺少理查德·霍夫斯塔特、阿伦·内文斯、埃里克·戈德曼、丹尼尔·布尔斯廷、C.凡·伍德沃德这样的学者。他对后现代史家倡导的“解构”“去中心化”“文本性”“本质主义”之类的主张十分反感，指责他们把学术性历史写得像文学批评论著一样深奥艰涩，有违史学的旨趣。[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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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80 伍德当然不仅只是说说而已，而且身体力行地做尝试，写了几种兼顾大众阅读趣味的著作。他深感为大众写史意义重大，有助于破除一般读者观念中的历史迷误，打破那种未经专业训练的业余写手引领大众阅读兴趣的状况。他在谈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美利坚化》的写作意图时说，历史上的富兰克林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与“我们继承的通行了解”是很不一样的；大众意识把富兰克林作为勤劳、节俭、发财、善于经营和自我成就的代表，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而真实的富兰克林则重视慈善活动，为了公益放弃了生意，为宾夕法尼亚和合众国做了许多奉献，其经历和表现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而且，富兰克林并非生来就是一个革命者，而是在复杂的历史情势中变成一个革命者、成为一个美利坚人的。这也就是“富兰克林的美利坚化”的含义所在。[126]这本书确实写得浅显易懂，富于可读性。但对伍德这样一位一流史家来说，追求可读性似乎有着过于高昂的代价：为了迎合大众的阅读趣味，不得不放弃学术的繁复和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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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82 苛刻的读者可能会略感遗憾，因为伍德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仅仅写出了《缔造》这一部宏博而精深的著作。其实伍德还是十分幸运的，他终究写出了一部足以传世的“大书”。长期以来，美国史学是在探索和争论中发展的，表现出强烈的趋新求变的冲动，加上碎片化和多样化渐成常态，因之缺少长久为人诵读的经典，甚至连影响超出狭小专业领域的著作也不多见。伍德的《缔造》虽然受到各种史学新潮的反复冲刷，其光泽和成色难免有所减损，但它已然跻身于经典的行列，看来是不会为史学史所遗忘的。而且，从美国史学的总体格局来看，伍德所代表的史学理念和治史方式固然略显迂阔，但仍有助于营建一种良性平衡的学术生态。史学的园地中当然不能只有社会史和文化史这两株新花，政治史若能老树发新枝，无疑也能增添不同的景观；重大题材与细微题材本来具有互补性，如果偏废一端，难免带来局限性；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之间存在博弈的关系，需要有一种竞争性的平衡；从大西洋和全球的视野来探究美国历史，并不仅仅是为了淡化美国的独特性，也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美国的个性；学术性写作和大众阅读兴趣之间有着天然的对立，当今史家如何协调这两种大相径庭的需求，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对于所有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伍德史学的得失多少都有一点启迪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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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84 2013年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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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86 [1]参见本书所收《伯纳德·贝林的史学及其启示》一文的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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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88 [2]伍德1964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题为《革命时期美利坚政体的缔造》（The Creation of an American Polity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5年后正式成书出版时，标题改作《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这一改动使文字更简洁，主题更明确，气势更宏伟，含义也更丰富。尤其是以“republic”取代“an American polity”，鲜明地凸显了主题，提升了研究的意义。见詹姆斯·亨利塔等编：《美国早期史的转变》（James Henretta，et al.，eds.，The Transformation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91年版，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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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90 [3]戈登·伍德：《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Gordon S. Wood，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1776-1787），查珀希尔1969年版，第vii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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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92 [4]伯纳德·贝林：《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Bernard Bailyn，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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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94 [5]约翰·豪：《评〈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John R. Howe，Jr.，Review of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1776-1787），《南部史杂志》，第36卷第1期（1970年2月），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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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96 [6]戈登·伍德：《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美国的起源》（Gordon S. Wood，“Ide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Liberal America”），《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44卷第3期（1987年7月），第634—6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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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98 [7]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Gordon S. Wood，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纽约1992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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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300 [8]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第95—169、229—230、365—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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