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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埃里克·方纳笔下的美国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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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方纳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德威特·克林顿讲座教授,曾于2000年夏天来中国访问讲学。当时,他的《美国自由的故事》出版不久,在他和中国同行的交流中,这部新著及其主题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话题。时隔两年多之后,这部著作的中译本便告问世[1],并且在读书界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以往美国史译作的影响通常限于史学界,而这次的情形却颇不一样。这本书讨论的是一个能引起广泛兴趣的重要问题,作者又是曾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和美国历史协会这两大学术团体主席的知名学者,受到较大范围的关注自在情理之中。不同专业背景和不同阅读兴趣的读者,对于这部美国自由史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我本人专治美国史,出于专业的癖好,更关心的是方纳对美国自由的历史特性的把握,更重视他的研究方法和对相关文献的使用,也想梳理其思想和学术的渊源。当然,我还要补充一句:这个“方纳版”的美国自由的故事,只是美国自由的一种历史阐释,不能将它等同于美国自由的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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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一、什么是“美国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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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叙述的是自由的观念在美国生活中不断演化的历史。[2]方纳在引言中对全书的主旨和思路做了交待,提要钩玄,言简意赅。他要讲述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不是关于一套超越时间的概念的历史,也不是自由的观念朝着某种先定的目标演进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辩论、意见分歧和斗争的自由的故事。据他看来,在美国历史中,作为“观念”的自由并非一个固定的理念,而是一个在各种社会条件作用下不断变动、不断被重新界定的概念;作为“经验”的自由也不是一路凯歌行进,少数种族和女性群体为争取自由而抗争,不同阶级之间围绕自由的定义权和谁可以享有自由而开展斗争,这不仅推动美国自由的定义发生变动,而且促成了享有自由的范围不断扩大。因此,他的叙述围绕自由的含义、自由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和自由的边界(即哪些人应当享有自由)这三个主题展开,着重讨论政治自由、公民自由、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这四个自由的“要素”在历史时空中的形成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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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首先是美国生活中的一种主导性价值,是一个深刻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核心观念。从方纳讲述的“故事”中,读者可以得到一个明确无误的印象:没有任何其他观念、没有任何其他词汇可以超过“自由”在美国历史和美国生活中的重要性;把握了自由的历史,就找到了一条认识美国社会文化及其演变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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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纳没有对美国自由的起源做更远的追溯,而从殖民地时期英美政治文化中的自由谈起。殖民地时代的自由虽有明显的局限,但已经是一种广泛存在的观念和随处可见的现实。到了革命时期,自由成为“爱国者”的指路星辰,他们“都为自由发疯了”。[3]作为革命成果集大成的《联邦宪法》,明确声称其基本目标就是要保障人民得享“自由的赐福”。废奴派反对奴隶制的有力武器,就是美国人对“自由的崇奉”。对于黑人而言,内战是一场“争取自由的战争”。随后的重建,旨在将获得解放的“前奴隶”纳入“自由的范围”。在工业社会争取改善劳工处境和保障工会权利的改革派,大声疾呼“工业自由”。在罗斯福新政中,自由的定义得到更新,经济保障和自由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美国之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其目的都是“为自由而战”。在冷战年代,美国政府所宣称的对外政策的主旨,乃是率领“自由世界”反击“极权主义国家”的扩张。长期以来,妇女抗议运动的诉求涉及政治自由和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黑人在民权运动中发出的最强烈呼声是,“现在就要自由”(freedom now)。甚至对消费市场的参与,也是以自由的名义而提出来的。到里根当政时,自由逐渐被自由派和左派所抛弃,而成为保守派的旗帜。可见,“自由”的确贯穿于美国历史的始终,渗透在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方纳说“不了解自由在美国演变的历史,一个人便无法真正地懂得美国社会”,这并不是一种广告词式的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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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美国历史中的“自由”,并不是学者和理论家在书斋里冥思苦想、在沙龙中津津乐道的思想理念,而是一种存在于美国各阶层人们意识中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或者毋宁说是一种深入到大众“潜意识”层面的“情结”。用方纳的话说,美国的自由是“一种价值复合体和通过法律和公共政策来实施的经验”。可见,方纳讨论的是美国大众观念中自由概念的演化史。大众意识中的自由不是一种自成系统、逻辑严密的理论,而是人们所理解和向往的具体权利,以及为这些权利的合理性提供支持的各种观念和想法。从方纳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从出入白宫和国会山的政治精英到边疆地区胼手胝足劳作的普通民众,从享受“自由劳动”成果的白人到处于奴隶制枷锁中的黑人,从争取“生存工资”的工人到反抗性别歧视的妇女,所使用的都是“自由的语言”。正是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和对权利的诉求,丰富了自由的内涵,扩大了自由的范围。通过村镇会议的辩论、街头巷尾的议论、高大的自由女神像、“自由列车”展览、通俗的宣传画和各种文艺作品,自由在大众观念中的深度得以不断显示。自由的含义之所以具有不确定性,正是因为对自由进行界定的乃是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情势中的大众;自由的观念之能深刻影响美国历史进程,也正是由于它深入到大众意识中,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真理,一种检验人间行为的合理性的天然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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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大众观念中的自由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和驳杂,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自由的含义并不一样,对于不同的人,自由代表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东西。方纳深刻地揭示了美国自由的这种变动不居、错综复杂的历史特性,这正是《美国自由的故事》在学术上的最大创获。例如,在19世纪30—40年代争取自由土地运动的人看来,“土地的自由”将使劳动者从“工资奴隶制”中“解放”出来;19世纪的妇女奋力争取的自由,主要是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这将有助于她们打碎“性别奴隶制”的枷锁。但是,处于奴役之中的黑人,对于“工资奴隶制”和“性别奴隶制”的说法都不以为然,因为“自由劳动”、婚姻和家庭,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东西。在20世纪,自由的含义和范围仍在不断发生变动。经过“大萧条”所带来的不安全感的冲击之后,“经济保障”成为自由的中心内容。到20世纪50年代,“消费自由”成为时髦观念,单门独户的郊区住宅和私人汽车,都成了自由的标志。在50—60年代始于街头、成于最高法院判决的“权利革命”,则“完成了美国自由的一种转化,自由从一套主要由白人男性享有的限制性权利转化为一种包含平等、社会承认和自决权的非限制性权利”。从历史上看,有的群体侧重政治自由,有的群体则强调经济自由;在有的时期个人自由居于核心位置,在另一些时期则以公民自由为主要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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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大众自由观念的起源,则是另一个复杂的故事,方纳在书中未加详述。但他反复强调一点:自由概念的演变是通过一系列辩论和斗争而实现的。实际上,每一次斗争和辩论的结果,都将自由的观念更深地楔入大众意识的深处。自由不断突破各种限制而扩展到大众生活的各个角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由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征。哈耶克曾说过,众人长期积累的经验要多于一个人拥有的经验;有效制度的形成并非通过人为的设计,而是许多人的分别行动和相互交往的自然产物;因此,自由的价值主要在于它能为未经有意设计的东西提供生长的机会;自由的社会所能提供的只是可能性,而非必然性。[4]从这种观点来看待美国大众自由观的演变,可以得到一点意味深长的启示:美国自由不是天才和圣贤的教诲,而是大众的想法与经验的融汇和凝聚;美国社会允许不同的自由概念和权利诉求展开竞争和较量,这才是美国作为“自由社会”的根本特征;而不同的自由概念和权利诉求“自由地”竞争和较量的结果,使美国自由的内涵得以不断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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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有的自由主义理论反对将自由和权利划等号,但自由作为美国历史中的一种经验,的确是通过转化成具体的、实在的权利与豁免而得到体现的。在美国社会的演进中,通过对个人权利的张扬和保护,将强制和压迫减少到较低的程度,使个人的自主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由此可见,要了解英美自由主义,不能仅从自由主义的理论典籍着眼,而要从权利在英美等国的历史演化中去寻找,从大众所理解、所追求、所不断重新界定的自由观念中去探求。如果采取“理论优先”的立场,将阐释自由的自由主义理论视为自由的经典形态,认为只要掌握了洛克、孟德斯鸠、伯克、贡斯当、哈耶克、罗尔斯等人的理论,就把握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精髓,只要构建出自由的理论就可以造就一个自由的社会,这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方纳在《美国自由的故事》中,没有着力梳理西方思想中关于自由的学理性认知,而通盘叙说不同时期的不同群体和个人对自由的理解,以及他们对自由的定义权的争夺。这与那种以理论代替历史、以思想覆盖知识的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方纳的这部美国自由史,是实证而非超验的,是辩证而非机械的,它对于中国思想界如何把握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具有毋庸置疑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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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方纳也没有忘记提醒读者,美国自由的故事“不是一部有着预先设定的开端和结局的神话般的英雄史诗,而毋宁是一部成功和失败交织的、没有确定结局的历史”。也就是说,美国“自由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直线式的进步”,它是一个并不完美的故事,充满着各种缺失和局限。方纳特别强调美国自由观念演变和自由范围扩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对自由的历史采取了一种辩证的态度,这对各种美化或理想化美国自由的倾向,具有某种针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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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历史上,对于“自由”的体验往往只是一部分美国人的经历,享有自由的范围长期存在局限。自由曾是一种基于种族、性别和财产的特权,许多人被权力、法律和习俗排除在“自由的范围”以外;对自由的享有曾被附加许多限制性的条件,如理性、财产、爱国、血缘、身份、性别等等,不能满足这些附加条件的人,就被自动剥夺了享有自由的机会。而且,一些人享有的自由,有时是以其他人的不自由为代价的;一些人所宣称的自由,正是对其他人的自由的漠视甚至否认。另外,自由还时常处于权力的威胁之中,特别是当自由的定义权和政治权力掌握于同一批人手中时,他们就可以任意将他们需要的东西加进自由的定义,将他们不喜欢的东西排除在自由的定义以外,从而剥夺他们所憎恶的人或组织的权利。从美国的历史经验看,政府利用自由的定义权固然促进了自由范围的扩大,同时也造成了自由的丧失;如果没有民间的自由定义权的制约和抗衡,政府完全可能经常以自由的名义来侵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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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事实同样鲜明地体现了美国自由的局限性,这就是“美国人”的定义给自由带来的民族排他性。在美国历史上,享有自由的范围一直是和美国人的定义联系在一起的。美国人口在种族和族裔方面存在突出的多样性,随着新移民群体的不断涌入,“谁是美国人”这一个问题就一再引起社会的关注。“美国人”不是一个单纯的国籍范畴,也不是基于人种或民族而界定的,它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的内涵,往往与特权意识和自豪感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美国人”的认同标志中,“自由”居于核心的地位。路易斯·布兰代斯大法官曾经宣称,“自由已将我们编织在一起而成为美国人”;一位参与民意调查的无名人士也认为,“当一个美国人就意味着做一个自由的人”。方纳在论述中也诉诸“美国人”的定义,例如,他在谈到革命时代黑人对自由的理解时,说他们“由此变成了真正的美国人”。可见,“美国人”定义的第一个要素是“自由的”人,是应当享有自由的人;因而自由就变成了美国人的特权,懂得享受自由也就成了美国人特有的禀赋。以此为标准,那些“不自由”或“不配享有自由”的人,就被排除在“美国人”之外;反过来,既然不是“美国人”,不能享有自由也就成为一种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甚至值得想望的事情。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自由承袭了不列颠自由中的民族主义和排斥外国人的成分,而美国人也继承了当年“英国臣民”将自由视为自己的特权的习惯。随着多元文化主义逐渐兴起,“美国人”的范围在扩大,“应当享有自由”的群体也在增多。另一方面,既然享有自由乃是美国人特有的品质,向外输出自由,或者去解放那些“不自由”的民族,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美国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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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国自由的定义在不断变动,但定义的方式却有一贯的特点,就是通过假想的或真实的对立面来界定自由。在内战以前,自由往往是通过与奴隶制的对照而加以强调的,奴隶制甚至被认为有助于培养南部的“自由精神”,使白人的自由成为可能。在工业时代,自由与垄断、财富专权处于对立状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由的敌人主要在大洋的另一边,即法西斯及其所象征的暴虐和极权。冷战时代的自由,自然将共产主义推到了对立面。方纳对这种定义自由的“二元对立论”表示不满,认为它“在揭示一部分真实的同时,掩饰了其他的部分,此外还模糊了看起来相互排斥的观念事实上存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彼此联系的程度”。但问题还不止于此。由于美国人把自由视为人的基本价值,如果通过对立面来界定自由,那么享有自由的人就成为高贵者,而处于奴役或不自由状态的人,通常是因为他们不具备享有自由的品质或禀赋。于是,自由就成为“自由者”的应得之物,成了一种按地位、种族、性别和国籍而分配的部分人的特权。根据这种逻辑,使用契约仆、奴役黑人、将妇女置于依附地位、推行海外扩张、倡导文化霸权,都不仅与自由毫不矛盾,而且还可以用自由的名义进行。国内学者有时对美国一些价值观念表面的矛盾性感到困惑,在难以得到学理上的确切理解时,就将这种矛盾归结为“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虚伪性”。从自由概念的界定方式来看,这种矛盾性正是上述“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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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纳讲述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中,读者还可以看到美国自由的其他面相。在美国生活中,自由是一个无可替代的核心观念,被作为一种标准,甚至被视为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这表明美国人对于自由的确有一种价值上的崇奉。但是,美国历史中的自由有时还被当作一种全能的工具,被用于“多种多样的目的”。方纳指出:“正如从废奴主义者到当代的保守主义者这些群体所意识到的一样,‘抓住’像自由这样的词,就等于在政治冲突中取得一个具有威慑力的位置。”南部奴隶主集团曾运用自由话语来论证奴隶制的合理性,甚至宣称,“没有奴隶制,自由将是不可能的”。于是,一个存在大量没有基本权利的人口的国家,可以被毫无疑义地称作“自由的帝国”。关于两性的理论和家庭与公共领域分离的观点,长期支持着对妇女政治权利的限制。契约自由的观点曾经是否定和限制工会权利的重要工具。自由的历史经常被官方和某些团体当作“爱国主义”的教材。自由还被商家用作广告词汇:“没有商品的自由交换,就不会有拥有自由的人民。”美国的对外政策也往往借自由之名而行扩张之实;冷战年代的国际关系,更被纳入自由与极权的斗争框架之中。学者们看到这种情形,不免抱怨自由遭到了滥用。[5]但这正是自由的工具性所带来的弊端,而且这类弊端必然损害自由作为一种价值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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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二、思想与学术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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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纳在《美国自由的故事》的引言中,简略回顾了他本人的治学道路和最近三十年美国史学的发展,为了解《美国自由的故事》的由来提供了一些线索。但是,只有从更宽阔的背景中来看待方纳的写作,才能准确把握《美国自由的故事》在学术和思想上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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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纳对于美国自由的理解,既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倾向,也反映了美国最近数十年舆论气候的变动。方纳对于美国自由史中的缺失和局限的揭示,与传唱已久的美国自由颂歌显得很不合拍,表现了一个真诚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历史洞察力和社会批判意识。方纳出生于纽约一个左派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和叔父都曾因立场激进而受到迫害,这种家庭背景与方纳后来同情社会弱势群体的倾向,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方纳曾谈到,他的父亲对他的美国史观发生过影响,使他较早注意到一大批被正规历史教科书过滤掉的美国历史事件、思想和人物。[6]同样重要的是,方纳在学术成长的历程中,经受了民权运动、反正统文化运动、反战运动和新左派思潮的冲击和感染。这些运动在思想主张、斗争策略和目标各方面均有种种差别,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主流价值观和长期默认的习惯、制度提出挑战。这种倾向所营造的思想氛围,并没有随运动的沉寂和思潮的平息而消散,而是继续对学术界的思想取向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方纳的“美国自由的故事”挑战了正统版本的自由史。他反复强调,美国自由的故事不是一部凯歌高奏的英雄史诗,而是既有胜利和成功,也充满失败和缺陷。他揭示了不同人群争取自由的历程的曲折性,展现了自由内涵的复杂性、有争议性和不确定性。他还明确提出,目前在美国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观绝不是美国传统中唯一的自由观”,并否认美国思想中存在一种经典的、正统的自由观念。这也许是该书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的一个重要原因。[7]他所借以重新审视美国自由的资源,主要来自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思想和学术的发展。此外,方纳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谈到,他的写作还受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政治倾向和冷战后的思想氛围的影响。[8]这为把握方纳的写作意图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也有助于了解他对美国自由的理解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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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反映方纳的思想倾向的地方,是书中关于激进劳工组织和美国共产党与美国自由的关系的论述。劳工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曾被主流思想认定为“反美”和“非美”的群体,但在方纳的笔下,他们同样是美国自由故事的参与者。他认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自由的旗帜下获得了很大的进展;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争取公开表达意见的权利的战斗,为言论自由的观念注入了新的含义”。在他看来,美国共产党也根本不是美国自由的对立面,美共同样参与了美国自由的界定,促进了人们对于公民自由的理解。于是,方纳就在美国激进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将自由主义视为激进主义的资源。[9]这种观点如果不是横生旁出的“异端”之见,也应当说带有明显的左派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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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社会和学术界风行了数十年的多元文化主义,也给《美国自由的故事》打下了明显的印记。美国传统史学注重历史的连续性和直线式演进,将美国历史等同于盎格鲁—撒克逊居民的经历,而对于参与历史运动、或被动卷入历史运动的其他种族和族裔群体,则很少从正面着笔。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在史学界的影响日益扩大,美国文化的纯一性和统一性遭到了分解,那些长期受到排斥的少数种族和族裔群体,逐渐成为美国历史的重要角色,不仅他们的经历被整合到美国历史的框架中,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从他们的视角阐释美国历史的论著。如果按照传统史学的路径,美国自由史的主角无疑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少数种族和族裔不会有一席之地。但方纳在讲述“美国自由的故事”时则反其道而行之,写出了一部包容性更广的美国自由史。在这部历史中,黑人、新移民和妇女这些以往被认为和美国自由不相干的群体,对扩展自由的含义、拓宽自由的范围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自由”不仅是国会山辩论的主题,也是种植园奴隶和城市贫民窟中新移民的热望;不仅是西进移民的指路星辰,也是民权斗士的旗帜。方纳感到,“过去30年来的学术发展已使当代史学家要比霍夫斯塔特以及他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更为明显地认识到,在任何美国史写作中,必须包括不同美国人的不同观点和声音”。因此,在《美国自由的故事》中,涉及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各种非盎格鲁—撒克逊人群的“观点和声音”,是推动自由的定义不断变化的重要因素;民权运动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斗争,对改变美国自由的内涵具有尤其突出的意义。这样一种自由史,在30年前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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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自由的故事》的上述特点,也是美国史学近期发展趋向的反映,甚至可以说,美国“新史学”的不断成熟,为方纳的写作营造了一种适当的学术氛围。方纳不仅大量吸收了“新史学”的研究成果,而且采用了“从下向上”看历史的视角,以大众的自由观为核心内容,注重普通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对美国自由史的意义。他用较多的笔墨描述了底层人群的自由理想和权利诉求,并且明确指出:“自由的含义的建构,并非仅是通过国会辩论和政治论文而进行的,它同样也发生在种植园里、罢工纠察线上、住房前庭和卧室之中”;“推动自由在美国历史上扩展的动力,正是来自这些被排斥的群体按照自己对自由的理解而不断开展的争取享有完整的自由的斗争”。这种自由史的写法,与传统的思想史有很大的区别。在方纳的老师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看来,“美国政治传统”的缔造者是从本杰明·富兰克林到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的政治精英人物[10];而在方纳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中,则有“一批背景丰富多彩的角色”,既有政治精英,也有产业工人,既有政论作者,也有家庭主妇。按照方纳的论说理路,如果真有所谓“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其缔造者的队伍必定十分庞大,而且成分复杂多样。不过,研究普通人的自由观,必然受到缺乏思想史资料的制约,往往显得不够清晰和具体;特别是在涉及黑人的自由观念时,仍不得不倚重黑人精英人物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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