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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1706283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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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一、概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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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内美国史研究者[2]的数量，一时很难做出精确的统计。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会员一直保持在三百人左右，有的学者据此估计，“现在全国从事美国史教学与研究者约有四五百人，其中大多数具有高级职称”。[3]不过，在对研究者的人数做出估算之前，必须对有些情况加以说明。首先，并非所有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人都加入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而该研究会的许多会员也不是职业的研究者，其中有不少人是业余爱好者和研究生。研究生尤其是一个变动不居的群体，他们在就学期间结合专业学习而发表习作，但多数人在毕业后便不再从事美国史研究。其次，在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员中，有一些是研究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学者，有少数人兼跨几个领域。还有一些则是世界近现代史方面的教学人员，在美国史方面不过是偶一为之。另外，如果要对研究者的人数做出相对准确的估计，必须尽可能地对1989—2000年间发表美国史论著的作者的情况进行调查和统计。就目前所收集到的59种美国史专著、教材和文集而言，其作者仅为41人（指第一作者或主编者），也就是说，这十余年间仅有40余人出版了美国史方面的书籍。另据上海图书馆编《全国报刊索引（哲学社会科学版）》所收录的论文目录统计，在1989—2000年间发表过美国史论文的作者达585人。不过，只发表了1篇论文的作者有440人，占75％；发表2篇以上者为145人，占24％；发表3篇以上者为94人，占16％，发表5篇以上者为30人，占5％；发表10篇以上者只有5人，仅占0.8％。据核查，发表5篇以上者，绝大多数也是前文提到的59部著作的作者。在发表2篇以下的作者中，大致包括如下几类人：一是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过论文，毕业以后没有继续本领域的研究；二是从事世界近现代史教学的人员，偶尔发表1—2篇美国史论文；三是从事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者，不时旁及美国史方面的课题。还有一种情况是，少数人在此期间集中精力于写作专著或其他工作，发表的论文数量相对较少。当然，《全国报刊索引》的收录有明显的遗漏，而且不包括论文集中的文章，故以上统计自然是不完全的。总之，通过对各种情况的考察，可以得出一个比较谨慎的估计：在此期间经常发表美国史研究成果的人不会超过一百人。当然，就单一的国别史研究而言，这个数字已经十分可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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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发表美国史论著的人，在地域分布上相当集中。长春、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武汉和成都等城市的研究者较多，尤其是在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南开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均曾有过3人以上的研究群体。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4]、山东师范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欧美史研究室和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一度在人员上具有整体性优势。自1989以来，人员分布发生了一些变化。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变动很大。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原来都有一个较强的研究群体，目前均只有一名教师专门从事美国史研究。武汉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室曾经是一个十分活跃的机构，由于老教师的退休和年轻学者赴美未归，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活动。四川大学原来是西南地区的美国史研究基地，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人员逐渐减少，目前已不再有专门的人员。南京大学的研究梯队也陷入难以为继的局面。人员相对稳定的是山东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的研究群体，成员始终保持5—6名以上。近期厦门大学成立了一个美国史研究所，成员现有3名。杭州师范学院也设有美国文化研究所。另外，设在九江师范专科学校的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经过美籍华裔学者王霈和万心蕙夫妇多年的苦心经营，在藏书方面颇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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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的地域分布与学术成果的质量和数量有着直接的关联。就国内的条件而言，研究者基本上只能依赖本地的资源，因此所在单位的资料状况、学术积累和交流渠道，对其研究工作具有关键性的影响。相对而言，长春、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和武汉等地的美国史藏书比较丰富，而且能不断补充新书，国内外学术交流比较频繁，这为当地的研究者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在1989—2000年间发表重要研究成果的作者，就集中于以上这些城市。例如，《历史研究》这期间刊载美国史论文共计28篇，按作者写作时的所在地计算，长春有6篇，北京有6篇，天津有8篇，武汉有1篇，济南有4篇，旅美学者有2篇，其他地区只有1篇。又如，《世界历史》刊登美国史论文79篇，其作者所在地的分布情况是：长春8篇，北京25篇，天津6篇，上海2篇，南京5篇，武汉8篇，济南6篇，旅美学者7篇，其他地区12篇。另外，前文提及的59部美国史著作的作者分布情况是（以写作时计）：长春6部，北京16部，天津13部，上海3部，南京3部，武汉4部，济南5部，旅美学者5部，其他地区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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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两个值得特别提及的研究群体。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到美国留学和执教的中国学人，有些人不时在国内发表美国史论著，其中比较活跃的有王希、满运龙、洪朝辉、王政和令湖萍等人。与国内同年龄层次的研究者相比，他们的长处在于学术训练更加系统和严格，对美国史学的规范和传统有更具体和直接的了解，而且在资料、理论和学术史等方面也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他们中有些人密切关注国内的学术动向和社会状况，能够将他们在美国获取的学术资源和作为中国人所具有的现实关怀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得以用独到的视角来研究美国历史。他们在国内发表的论著，大多体现了中文世界对同类问题研究的最高水平。至于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则是国内美国史研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目前，国内有十余所院校招收美国史研究生，其中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招收博士研究生。研究生围绕学位论文选题发表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大多具有一定的学术质量；而最终完成的学位论文，在选题、资料和论点上通常都有出新之处。[5]遗憾的是，大量的学位论文没有发表或出版，无法在更大范围交流传播，其学术价值未得到充分发挥。这无疑是美国史研究中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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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龄结构来看，研究者可大致分为3个层次：1949年以前在美国或国内接受大学教育的老一代学者；20世纪50—60年代在苏联或国内接受大学教育的中老年学者；1978—1990年间年进入大学的中青年学者。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大学的新生代，尚处于学术的成长期。[6]不同年龄层的研究者，在知识结构、学术素养、思想取向和选题偏好等方面均有差别。他们在学术上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对于本学科的发展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在这个时期，老一代学者仍然十分活跃，他们不时在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有的还有多种著作问世。第二代学者更是骨干力量，他们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过，他们中有不少人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学者迅速崛起，有不少人进入了本领域的前沿，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承认，还有数人具有指导博士生的资格。在1996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8届年会选举的31名理事中，属于这一年龄层次者有19名，占61％；在秘书长以上的6名主要负责人中，属于这个年龄层次的有4名，占66％。[7]根据《全国报刊索引》统计，1989—2000年间发表论文在5篇以上的30人中，有16人属于这个年龄层，占总数的53％。与国内其他国别史研究人员的年龄结构相比，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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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虽然某些以美国史研究著称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职人员明显减少，但动态的研究者数量仍比1989年前庞大，而且他们中多数人受过相对正规的学术训练，和国外史学界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其学术潜力得到了更有效的发挥。这就是何以人员看似减少、而论著数量仍在增加的主要原因。不过，稳固研究者的人数规模，进一步强化学术训练以提高其学术素质，增强其学术规范意识，仍然是美国史研究走向成熟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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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以来，国内美国史学界举办了不少重要的学术活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召开了4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其中2次为国际学术会议；还有一些地方性的或小型的学术研讨会。此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还举办了一届中国美国史优秀论文评奖和两次“万心蕙奖学金”优秀硕士博士论文评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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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1月，在河南大学和黄河大学召开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美国史学术会议，到会代表123人，提交论文69篇，会期6天。代表们围绕美国外交史、改革与美国社会发展、美国社会与文化、近代美国史诸问题等主题，分成4个小组进行学术讨论，气氛十分活跃。会议还首次采用理事长主旨报告的形式，对1986年兰州年会以来美国史研究的进展作了简要的评述。1993年8月在山东威海召开了国内首次美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涉及当时国内最热门的现代化问题，着重讨论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与会的国内外代表80余人，包括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和曾经担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后来又当选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乔伊斯·阿普尔比教授等知名人士。会议收到论文60篇。除大会报告外，还按“美国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美国现代化与政治生活”“美国现代化与社会文化”“美国现代化与外部世界”等主题分成4个小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会后编成了《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一书，由东方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1996年8月在长春召开了以中美城市化比较为主题的第二次美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到会代表60余名，分别来自中国大陆、美国、德国、瑞士和中国香港。提交会议的论文40余篇。小组学术讨论围绕“中美城市发展比较”“美国的城市化和郊区化”“中国的城市化”等问题展开。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城市社会的变迁》[8]。1998年5月，由上海外国友人研究会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共同主办的“19世纪下半叶华人开拓美国西部的历史贡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到会代表40余人，提交论文30余篇。1999年10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到会代表60余名，收到论文50余篇，议题涉及20世纪美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美国政治史、美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史、美国史学史等领域，会期不长，但紧凑而富于成效。另值得提及的是，1990年《世界历史》编印了一期中国留美历史学者的论文专集，其中有6篇美国史专题论文。这些论文无论在选题取向、史料占有、学术立场和言说方式各方面，均和国内当时的史学规范和学术风气迥然不同，给国内美国史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震动。但这个专栏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些文章所导入的学术空气很快消散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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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1989年以来美国史研究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绩。第一，1989—2000年间美国史论著数量较此前的10年大为增加。根据不完全统计，1978—1988年间出版的美国史学术著作（不含译著）17种，其中专著11种，教材2部，文集3部；而1989—2000年间出版的美国史学术著作（不含译著）60余种，其中教材4种，文集6部，其余均为专著，还包括两种在美国用英文出版的著作。[9]另外，这期间尚有大量美国史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没有出版，其中不乏高水平之作。就论文数量而言，据杨玉圣、胡玉坤所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这10年间发表的美国史论文365篇，如果加上包含在美国政治、美国经济、美国社会、美国军事和美国科技等专题中的史学论文，总数在500篇左右[10]；而根据“表三”的数据，1989—2000年间发表的美国史论文为976篇[11]，接近前一个十年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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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国史论著在数量上可能超过其他单一的国别史。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说明。一，198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关于世界史研究的概述，仅有美国史作为一个国别史门类单独列出（偶尔也有其他国别史栏目出现，但只有美国史为常规栏目）。二，在1989—2000年间，国内最具权威性的史学刊物《历史研究》共发表世界史论文180篇，其中美国史28篇（美国外交史19篇未计入），英国史27篇（关于英国外交史的论文不多），法国史16篇，德国史5篇，俄国史（含苏联史）2篇，日本史9篇（见表一）。三，《世界历史》在1989—2000年间发表的论文中，美国史79篇（不包括美国外交史论文35篇），英国史49篇，法国史33篇，德国史22篇，俄国史（含苏联史）36篇，日本史45篇（见表二）。美国史论文数量较多的原因不外三点：一是美国是当今世界最重要国家，其历史自然受到相应的重视；二是国内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人员较多，提供的稿源比较充足；三是与美国的学术交流比较频繁，获得资料和信息的渠道比较畅通。当然，以上所做的仅仅是量的比较，不能说明学术质量方面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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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989—2000年《历史研究》所刊登的国别史论文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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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1989—2000年《世界历史》所刊登的国别史论文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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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论著数量的分布可以看出（见表三），研究领域[12]有所扩大，特别是此前尚未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社会史、文化史和城市史等领域，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论著，其中不少具有一定的学术质量。在移民史、黑人史、印第安人史、妇女史和史学史等领域，研究视角和深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便是在传统的政治史课题上，也有某些新的进展。但是，论著数量在各个领域的分布很不均衡，政治史，特别是关于一些传统课题的论文数目庞大，占总数的34％；而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领域相对薄弱，三个领域的论文相加也只占总数的22％。除了数量的差别外，在各个领域所达到的深度以及各种论著的学术价值，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按照时段划分，在所收集到的976篇论文中，早期史131篇，占13％；19世纪史190篇，占20％；20世纪史322篇，占33％；其余为综合性论文，占34％。可见，20世纪美国史是研究的热点，这显然和研究者出于现实关怀而奉行“厚今薄古”原则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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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1989—2000年国内学术刊物和大学学报刊登的美国史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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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 根据上海图书馆编《全国报刊索引（哲学社会科学版）》统计，数据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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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计入的全部为中国学者撰写的关于美国历史问题的学术论文，不包括其他类型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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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选题和论点来看，研究者的观念和思想取向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89年以前，曾经有几次反响强烈的争论，如关于林肯是否废奴主义者的讨论，关于罗斯福“新政”若干问题的论辩。这类争论的意义，只有考虑到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思想氛围以及学术条件，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最近十余年，在美国史领域很少发生引人注目的学术讨论。由于课题的多样性和分散性，从事同一问题研究的学者甚少，因而缺乏展开争鸣的基点和机会；同时，随着思想观念的变化，人们在学术上更具包容性，大多不愿轻易对自己不赞同的观点发难。虽然美国史选题比其他国别史在政治和思想意识方面更具有敏感性，不免使解释带有较强的政治化倾向，但就一般情况而言，配合暂时政策需要的选题越来越少，而以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为参照的论著增多，出于纯粹学术追求的选题也受到某种程度的重视。在具体论说中，强势政治话语的出现频率趋于下降，人们在使用习惯性的概念术语时也显得更加慎重。年轻一代学者更注重学术的纯粹性，他们当中有人呼吁：“在美国史研究中，要尽量减少非学术性因素（如中美政治关系、国内国际政治气候等）的干扰；应严格区分学术研究与政治宣传、学术研究与对策报告的不同。学术研究无禁区，应允许自由讨论学术问题。”[13]虽然这种愿望有时和现实发生冲突，但毕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可以说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在学术上走向成熟的一个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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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美国史领域的学术批评呈现十分活跃的局面。这里所说的学术批评，包括书评、评论和学术随笔等多种形式。这些文章就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学风问题，及时加以总结、评点和警示，对于美国史学科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考虑到目前的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非学识与勇气兼备者难以为之，故书评界普遍存在的是所谓“栽花现象”。惟其如此，真正的史学评论才显得难能可贵。在这十余年中，杨玉圣、黄安年、任东来和周祥森等人发表了较多的评论文字，他们的文章激活了国内美国史学界的学术气氛，使更多的人意识到学术规范和学风问题的重要性。与外国史的其他领域相比，这可以说是美国史研究的又一个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