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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三、思考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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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检视最近十余年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状况，可以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研究者大多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关怀，希望通过对美国历史的探讨，帮助国人了解美国，力求对中国的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决策乃至外交活动有所助益，从而体现其研究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这种研究取向和国内长期以来对史学（也包括其他学科）的功能定位，是完全一致的。“学以致用”，为现实服务，一直是指导学术走向的一个基本原则。杨生茂指出，历史研究具有“温故知新、应答现实和启迪未来”的功能，因此，研究外国史的目的在于“外为中用”。[106]华庆昭也说，美国历史不长，而国内研究的人很多，“原因大概还是在于我们研究历史主要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社会的需要”。[107]于是，各个研究者根据本人对于“社会需要”的理解，力图使自己的论著有一定的用途。另一方面，各种研究基金的课题指南、有关学术刊物和出版部门，也通过其对现实需要的界定，对研究选题发挥某种导向作用。如1992年国家教委的国际问题研究专项课题中，就有“美国历史上的人权问题”“美国历史上的种族关系”这样的课题，这和当时中美外交斗争形势有着密切的关联；教育部2001年的“十五”规划指南中，将“二战后美国的对外文化政策”列入重点课题，也反映了对美国文化外交和世界文化多元化问题的关注。不过，相对而言，研究者个人的自觉意愿更能反映其现实关怀。多数研究者在确定选题时，并不单纯是为了申请某种研究基金，也不是为了投合出版部门的脾胃，而主要是一种个人的自主选择。这种现实关怀的影响，在选题偏好、解释（评价）框架、史料取舍、言说立场和写作方式各方面都有鲜明的体现。这是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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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余年国内学者关注的许多课题，都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明显的联系。就政治史研究而言，多数研究者希望通过对美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探讨，或揭示美国民主中可以借鉴的经验，或揭露美国民主的弊端和虚伪性。许多论者并不掩饰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一位研究美国政治制度的学者写道：“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确立起来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民主意义，又经过无数次调整与变革，已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国家管理体制，其中许多构成要素与变革经验，对我们不乏启示和借鉴作用。”[108]这是一个抱着正面意图进行研究的例子。有不少论著对美国历史上在民主和人权等方面的弊端进行了揭露，以配合中国和美国在人权领域的外交斗争。1991年有一篇文章提到，在帝国主义时代，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党，它们轮流执政比一党执政更有利于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两党制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提供一个“安全阀”，同时又可排斥进步党和一切不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党掌权。[109]另有文章借水门事件来揭露美国民主制的虚伪性。[110]《美国人权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考察》一书征引了大量历史文献和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美国的人权观念和实际权利状况的历史演变作了细致的剖析，批判和揭露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弊病，认为“美国人权政治的历史是维护资产者特权的历史，也是美国普通人民、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妇女被剥夺权利的凄楚的历史，也是他们和同情支持他们的仁人志士一起，前赴后继进行斗争并夺得部分他们应享有权利的历史”。[111]显而易见，只有置于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和中美政治关系的背景下，上述立论方式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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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其他问题的学者，也同样以现实需要来观照自己课题的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许多研究者在说明其课题的现实功用时常用的一句成语。有一位研究美国城市史的学者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用新的研究成果来“适应城市化研究和我国对外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112]一位评介美国企业文化的作者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对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的东西，我们必须批判，不能盲目引进，但对那些反映现代化大生产过程中科学的经验和方法，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我们就可以大胆借鉴和利用，以利于我国企业文化建设。”[113]《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一书的作者强调，研究美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对于正在深入进行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我国借鉴其经验和教训，具有参考价值”；在书的结束语中，他还提出了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保障制度”时所要注意的十个原则问题。[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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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种现实关怀反映了研究者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体现了一种强化学科价值的急迫愿望。由于美国是当今最强大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快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当前的发展具有毋庸置疑的借鉴意义，这是许多人研究美国史的出发点。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政治关系和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对象，研究者们深信，任何有助于深入了解美国的研究课题，都具有现实意义。美国史何以能比其他国别史吸引了更多的研究者，这或许是最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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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实关怀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学术上的风险，有时甚至可能付出牺牲学术价值的代价。为了直接服务于现实需要，研究者往往过于注重发掘历史现象的意义，以致对事实的意义的重视甚于对事实本身的重视，在不经意中背离了史学的基本规范。一些论著在匆匆交代基本的史实之后，就迫不及待地阐发其中可能对现实有用的意义，其结果是，事实本身既不可靠，其意义不免沦为虚妄。更重要的是，现实变幻不定，现实需要往往是短期需要，这和学术研究的长期性和积累性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为了屈就现实需要，有时甚至不惜采取非历史主义或非学理的态度来对待美国历史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以批判为基调的美国政治史论著相继面世，所涉及的主要是美国民主的实质、政党制度的性质和功能、人权的理论和实践等问题，以配合当时的国际和国内政治需要。这类论著主要借助社会上通行的政治观念作为分析的参照，沿用长期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话语展开论说，其论点往往超越具体的历史时空和语境，对于历史现象的复杂性采取了一种相对简单化的处理，在材料的取舍和解释上往往服从于先定的意图，导致论说和史实彼此游离乃至乖违。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有的学者为了响应现实要求，随意涉足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或轻易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在2000年一年中，各种报刊上发表了近40篇论及美国西部开发的文章，但多数都不是出自专门研究美国西部史的专家之手。如果在史实和解释上没有权威性，所得出的“启示”是否具有价值，就难免令人生疑。因此，学者们必须在关注现实需要的同时，要注意保持现实关怀和学术规范的平衡，避免因重视现实意义而损害学术价值，不要将现在的意义注入历史而导致对历史的扭曲，也不能因为追求现实功用而不断变换选题或涉足并非自己所擅长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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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领域的拓展和研究的深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中存在的方法论局限，也显得越来越突出。首先，研究者大多具有较强的理论取向，希望通过理论的阐发来弥补原始文献的不足，从而展示研究的特色；但是，史学的学科特性规定了史实的首位性和理论的从属性，片面倚重理论，容易导致“史”“论”脱节乃至彼此龃龉。例如，研究20世纪美国社会发展史的论者，大多将“新政”以来的美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定性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这种观点和许多具体现象扞格不入。罗斯福“新政”以来，在国家干预不断强化的同时，企业的自我调节能力也在不断增长；在大企业崛起的过程中，中小企业同样十分活跃；“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变得多样化，混合经济的特点日益突出；新经济异军突起，经济和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如果不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提法就会成为虚悬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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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长期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在探讨美国历史问题时也日益显得捉襟见肘。传统的阶级理论倾向于将一个社会划分为若干彼此对立的阶级，注重其相互间的矛盾和斗争对历史运动的重要性。然而，美国社会始终存在多样性，并逐渐形成了多元性，众多政治和利益群体在宪政框架内的互动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多元文化背景中的国家认同也变化不定，如果简单套用“阶级分析方法”，将各种制度、事件和观念贴上阶级的标签，就无法解释美国社会发展中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提出要用“利益集团”作为分析美国社会的基本范畴；1997年有一篇研究麦迪逊政治思想的论文，将“社会利益多元体制”视为美国宪政体制稳定的第一块基石[115]；2000年出版的《原则与妥协》一书，采用多元利益互动、各种利益群体相互谈判和妥协作为研究美国宪政的基本框架，提出了一种理解美国社会的新思路。这些尝试庶几可以弥补“阶级分析方法”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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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忽略历史的时空和语境，缺乏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之同情”，也限制了对美国历史的理解。研究者对于历史中的行为、事件和观念所赖以发生的时空条件缺乏了解，单纯依据研究者的“后见之明”来下断语，不免误解史实，或是无的放矢。有位作者撰文质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君主主义者的说法，在分析了汉密尔顿对共和制和“混合型政府”的认识后指出，汉密尔顿以加强中央政府权力为核心的政体观，切合当时的实际需要。[116]这种看法本身并非不能自圆其说，但不久有人撰文指出了这篇文章的缺失：汉密尔顿是否君主主义者的说法，在美国历史上和史学史上几经变化，已非美国史学中的主流观点；对汉密尔顿关于“民主”和“共和”的概念理解有偏差，没有把握其思想的核心；脱离当时的时代思潮，将当时一些普遍的看法和理论归于汉密尔顿一人，有的地方夸大了汉密尔顿的作用，有的地方又忽略了他的独特贡献。这位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方法论问题：“分析历史人物的思想，理应将人物的言行置入其生活的时代思潮之中，这样才有可能把握人物思想的真实含义，看出他（她）与同时代其他人物的异同。”[117]也就是要采用深入历史时空内部的分析法，以期比较准确地解析史实的本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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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国内的美国史研究时，自然无法回避文献资料不足的问题。史学是一种依赖于史料的学问，在国内研究美国史，许多人都感到，原始文献的缺乏和专题著述的不系统，乃是制约学术水平的主要因素。由于受到研究经费的限制，许多研究者不可能最大限度地收集与自己的课题相关的资料，对于那些文献积累比较薄弱的地区的研究者，这个困难更加难以克服。但是，从一些论著也可以看出，某些能够接触较多文献资料的研究者，也并未尽最大努力占有资料，所引用的文献似乎是随机获取的，缺乏系统性和选择性。于今有许多途径来弥补原始文献的缺乏。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和从事研究，按理应当尽力搜求相关的原始文献，可是，由于长期以来习惯于使用第二手资料，有人即便到了美国，也将收集的重点放在研究性著作上面。另外，随着互联网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日趋扩大，许多人可以直接从美国相关的网站下载原始文献。从目前的情况看，研究外交史的学者通常能够比较充分地利用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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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在量上的不足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对待史料的态度。一些作者对于引用的文献没有经过仔细比较鉴别，在专题研究中大量引用百科词典或通史著作，有的甚至引用国内大学使用的世界史教科书。另外，有的作者往往不肯下功夫查找某一资料的原初出处，例如，人们喜欢引用香港出版的或赵一凡编选的《美国的历史文献》，而对这两种文献选本的母本，即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编的《美国历史文献》，即便能够见到，也不去核对查证。其实，康马杰所编文献集，只是美国大学美国史教学的配套用书，在研究中使用这种资料集已属无奈，何况由它派生出的其他选本？这并不是否认中文选本的价值，而实在是因为历史文件必须尽可能直接使用最完整和最原始的文本，经过节选或翻译的文本，总有某种局限性。在国内最权威的世界史刊物《世界历史》所刊登的美国史论文中，有一些在资料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上述不足；甚至在《历史研究》所刊载的美国史论文中，也有主要依靠中文材料写出的文章。这并不是说不能使用中文资料，而是因为就任何美国史方面的选题而言，中文文献不过是九牛一毛，不借助原文资料，实际上无法开展研究。而且，经过翻译的资料，无论译者如何高明，都会损失原文的信息，自然不如直接阅读和引用原文可靠。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登载的《论进步运动的动力》一文，大量引用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改革时代》的中译本，可是该译本存在许多错漏，而使用这样的文本，其学术的可信度不免要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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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乃是对史料的解读。在外国史研究中，对史料的解读包括三个环节：一是借助相当的语言能力和相关的知识来理解史料的本来意义；二是根据相应的理论参照发现史料的隐含意义；三是准确地迻译为畅达可信的中文。这是研究外国史所不能回避的特殊困难，故一个优秀的外国史研究者，同时必须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对许多研究者而言，完善地处理解读史料的三个环节，一直是一个需要努力去实现的目标。有人指出，一篇论述汉密尔顿政体思想的文章误解和误用了一条史料[118]，这只是被注意到的一个例子。又如，一篇研究美国殖民地时期土地问题的论文，在资料的理解和翻译上也出现了不该发生的错误。[119]有些缺失可能是能力的局限所致，有的则是学风不够严谨的结果。对于美国史这样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学科，固然不能求全责备，但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和挑战，绝不至于带来多大的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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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论著中，还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论者对自己的课题缺乏史学史的研究，未能妥善处理学术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使读者无法判定其学术的价值，也导致选题重复和缺乏新意。同时，由于不了解某一领域的学术源流，难以清楚地鉴别关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见解，在引用材料时往往将观点彼此冲突的论著烩于一锅。另外，对前人成果的漠视，容易造成学术上的倒退，对于一些前人已经厘清的问题，反而产生了新的误解和混乱。这也许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规范问题，还和学术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有的学术刊物明确要求，来稿必须说明本课题的研究状况，否则不予刊用。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借助刊物所拥有的学术权力来推行学术规范，在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内化为学者的素质以前，这也许是一种必要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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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是选题的取向。许多论著的选题，包括一些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往往过大过泛，其内容远非一篇论文所能容纳。选题偏大是资料限制带来的一个后果，也和研究者的选题意识有关。不少人怀疑过于细微的选题是否具有研究的价值，还有人则以国内读者接受的程度来确定选题的规模。然则历史研究有不同的层次之分，不同层次的研究成果相互之间有着依赖性：没有细微具体的探讨，宏观综合的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另外，许多研究者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不断变换研究领域，甚至离弃刚刚涉足的领域而另开生荒，从学术的整体积累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从研究者个人的学术发展来说，则难以建立坚固的“学术根据地”。因此，像东北师范大学的研究群体那样长期专注于美国城市史和移民史的研究，是一种难能可贵而富有成效的选题策略。选题重复则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源浪费。许多地方刊物和院校学报所刊登的文章，无论在选题、资料还是论点、表述各个方面，均缺乏新意，有的完全是一种低层次的重复。即便是《世界历史》这样的大刊，所发表的文章偶尔也有明显的重复，如2000年第5期刊登的《简论汉密尔顿对美国宪法的贡献》一文，和该刊1993年第3期发表的《汉密尔顿政府思想的共和原则和君主倾向》一文相比，在基本论点方面并没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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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能否和如何形成自己的特色。有一种说法称，美国学者研究美国史，虽然有史料上的“近水楼台”之便，但难以摆脱“身在庐山”的困惑与褊狭；而中国人研究美国史，固然受到资料的限制，但能够从美国以外的超然立场来研究，能够克服偏见和护短倾向，再加以“理论上的优势”，完全可以产生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史研究成果。还有人相信，既然一些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可以写出令中国学界注目的著作，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在美国史方面做出让美国学者刮目相看的成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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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做一些具体的分析。对于史学这种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学科，如果在史料上存在巨大的限制，不能全面掌握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情况，如何能够取得可信的研究成果呢？如果不能开展原创性的研究，又怎能谈及学术特色呢？中国人研究美国史，固然不能在史料方面和美国人较短长，但必须要对美国学者已经做出的研究有足够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方能寻求新意。美国史学名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自己很少作原始档案方面的研究，而是在总结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借助自己的理论素养和学术敏感，发现他人所未能看到的意义，写出了一些影响颇大的著作。这对中国人研究美国史或许是一种富于启发的模式。但是，这种研究和著述方式首先需要出色的学术眼光和出众的驾驭能力，同时还要有条件对相关研究做出全面深入的检视和合理恰当的吸收。以目前国内的研究条件和研究人员的素质，产生霍夫斯塔特式的著述尚有待时日。而且，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可能具有的优势，必须在相应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丰富充足的资料、切实可用的理论资源和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缺一不可，否则难以取得让美国同行承认的成绩。总之，在多数领域和课题上，中国学者还不具备和美国学者、乃至其他国家的研究者对话的能力。在这种意义上说，目前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特点，更多的乃是不成熟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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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中国学者对美国史是否必然比美国学者较少偏见，也值得推敲。偏见和局限不一定单纯是民族观念或文化惯性的产物，而可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政治气候、意识形态、外交需要和个人局限，都可能造成理解的偏差和态度的偏颇。认为美国学者在客观性方面存在局限，主要是认定他们不能从中性的立场来看问题。姑且不论美国学者是否普遍存在这种缺陷，难道中国学者真的都能采取客观中性的立场？从1989年以来的研究状况看，真正立场中性的论著并不多见。现实关怀、政治观念和理解能力等各种因素所造成的偏见和误解，渗透在许多论著之中。因此，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在今天仍然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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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学风问题也和中国的美国史学能否形成特色息息相关。学风不正的极端表现，就是抄袭和剽窃，这种事例在中国美国史学界并非绝无仅有。[120]一般说来，抄袭或剽窃中国学者的成果比较容易被识别，而照搬或改编外国学者的论著，就难以被人发现，因为不专门研究某一问题的人，通常不会注意有关的外文论著；而且抄袭或剽窃的内容经过翻译或编译，具有某种隐蔽性。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的学术规范意识和道德自律精神，就成为防止这类行为的主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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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才是一个大有可为和前景广阔的领域。对于美国史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科，如果研究者能够很好地处理现实需要和学术特性之间的关系，既不片面追求短期效应，也不随美国学界而亦步亦趋，而是不断积累图书文献，强化学术训练，吸收和消化各种有益的思想和学术资源，调整选题取向和规模，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或许能够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史学。在具体的领域和课题方面，不仅要扩展视野和开拓生荒，而且要对传统课题进行新的探讨；在选题上不必全面出击，只要重点突出和特色鲜明，就会对推动中国的美国史学有所裨益。再过10年，当人们回顾这期间的美国史研究时，可能会十分欣慰地发现，上文所指出的许多不足已经得到弥补，许多问题已经获得解决，中国的美国史学已经成为一个成熟而繁荣的学科。让我们共同向这一前景迈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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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写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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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20世纪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一般情况，参阅张友伦：《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杨玉圣：《学术苦旅的足迹——兼评〈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美国研究》，1998年第1期；杨玉圣：《美国史研究：回顾与思考》，载杨玉圣：《学术批评丛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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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文所说的美国史研究者不包括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人员；文中所有论著数目均不涉及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特别注明者除外）；另外，书评、短论、随笔、研究状况述评和学术信息报道等均未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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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玉圣：《美国史研究：回顾与思考》，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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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0年改建为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为系级的学术建制，行政上隶属该校历史学院；现有专职人员7名，从美国聘请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各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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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美国史硕士、博士论文题录（一）》，《美国史研究通讯》，2000年第1期，第60—65页；《美国史硕士、博士论文题录（二）》，《美国史研究通讯》，2000年第2期，第56—65页；《美国史硕士、博士论文题录（三）》，《美国史研究通讯》，2001年第1期，第58—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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