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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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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第二章 山巅之城——一个救世主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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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将成为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我们。因此，如果我们所行之事违背了上帝的差遣，使他收回了赐予我们的帮助，我们就会成为整个世界的传说与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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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温斯罗普《基督慈善之典范》，16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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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公司在1619年把英国女性送到弗吉尼亚，这一举措旨在维持殖民地的长期稳定，让英国殖民者至少不会觉得这片新土地与自己曾经生活的地方差别过大。然而，引入非洲劳工的目的则有所不同。在生而自由的英国殖民地中，这些人却很快变成了奴工，也成为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在新世界中建立起来的社会，注定与英国人和非洲人曾经生活的地方大相径庭。虽然英国女性的到来出于自愿，非洲奴工的到来出于强制，但两个群体同样要面临在新世界中重新开始生活的挑战。第一批非洲人的到来，意味着北美殖民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群层面正在崛起的大西洋世界的一部分。新世界提供了生产的原材料——糖、烟草、可可粉，英国则作为最终的加工者。但实际上，英国对于新世界的生产过程和人力成本并没有非常充分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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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公司的创立标志着这个时期，新资本主义力量开始崛起，一个强大的商人阶层正在形成。这一阶层既意识到新世界带来的机遇，也有能力筹集风险资本，而这种能力是早期来到美洲的“冒险家们”所没有的。不过，弗吉尼亚公司渐渐发现，筹集资金相对简单，真正难的却是控制那些进行实际生产工作的工人。如果想要推动早期资本主义革命，便必须要在各个方面提高生产效率，但在早期的切萨皮克地区，除去烟草种植业之外，生产效率普遍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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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620年夏天，在这个新世界中，弗吉尼亚公司对于财富的追求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它仍旧对未来保持乐观。虽然弗吉尼亚公司承认“诸多灾难的存在，正是因为全能的上帝乐于允许所有善行和神旨的敌人，来打击、压制和磨砺弗吉尼亚神圣的种植业，以及基督教和英国人民”，它同时也表明殖民地“已经迅速变得伟岸、强壮、富饶和繁荣，远远超过了之前的发展”。和之前的报告如出一辙，弗吉尼亚公司再次否认了那些“玷污和败坏这个国家”、认为这个国家“贫瘠萧索、无利可图”的谣言。同时，它也强调弗吉尼亚事实上是“一片富饶广阔、水源丰富”的土地，它“拥有上帝赋予的所有自然的恩赐”，“劣等民族根本不配享有”。弗吉尼亚公司宣称，英国想要获得的东西在这里应有尽有。类似于皮草、大麻、亚麻和木材这些在俄国、挪威和德国等国家昂贵稀缺的物品，在这里却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法国和西班牙的酒、水果和食盐，波斯和意大利的蚕丝都可以在弗吉尼亚找到，并且质量毫不逊色。”[1]由此不难窥见，弗吉尼亚公司对于这个新世界的想象有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它已经忘却了寻找金矿未果的失望之情，并且根据新世界的实际可能，重新调整了自己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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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份报告中的很多内容仍然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切萨皮克的生活仍旧充满了挣扎。正当弗吉尼亚公司在潜在的投资人面前为这片土地高唱赞歌之时，殖民地总督乔治·亚德利（George Yeardley）却抱怨说，新的移居者在到达这里时并没有准备好充足的食物，让他不得不用自己储存的粮食来养活他们。“阁下，我希望，”他向埃德温·桑兹（Edwin Sandys）请求说，在运送更多移民者来到这里之前，“请给我充足的时间来创造定居条件，建造房屋、安顿移民”，在他们启程之时，“请每人至少携带六个月的补给”（图7）。不过，在亚德利写这封信时，殖民地刚刚迎来了一次相当大的丰收。至少在某些方面，这片土地兑现了它的诺言，虽然既不是按照它所设定的方向，也不是通过一种它可以控制的途径。次年（1621年），弗朗西斯·怀亚特爵士（Sir Francis Wyatt）接替亚德利成为殖民地总督，弗吉尼亚公司发布了一项命令，强调要“建立和支持那些主食商品的生产，这些商品对于种植业的维持和增长都至关重要”。他们特别注意限制“烟草的过度生产”，另一个重要的措施便是禁止殖民者“穿戴黄金饰物和丝质衣物，除非他们能够发展自己的蚕桑业，通过自己养的蚕来制作衣物”[2]。然而，殖民地居民显然并没有像弗吉尼亚公司所希望的那样在意这些服装的样式，在切萨皮克地区很少有人听从这一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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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一开始被殖民者用来购买妻子，当时购买一位英国女性的价格是120磅烟草，在1619年，每磅烟草的价格是3先令。但烟草的价值并不仅止于此，它还为殖民者提供了一条快速致富的方法。和这个新世界的其他产品一样，烟草在欧洲迅速打开销路。弗吉尼亚烟草最早是被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引入殖民地的。相比西班牙烟草来讲，它的质量略有逊色，但和玉米或其他更为必需的主食类作物相比，它的价格更高，故而种植者甚多。虽然利润可观，但烟草对于殖民者的健康并无益处，事实上，对于殖民地的发展则损害更大。例如，虽然售卖女性的主意是为了抚慰那些加入到这场广漠荒原冒险中的男性们，让他们在财富之外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但这个方法并没有那么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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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弗吉尼亚公司《殖民地情况和弗吉尼亚事务公告》（伦敦：费利克斯·金斯顿，16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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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国女性到弗吉尼亚后不久（图8），因为需求太高，“新娘的价格”从120磅烟草迅速飙升到150磅，使得女性成为只有成功的种植者才买得起的奢侈品。即便如此，对于殖民者而言，女性这种商品的吸引力也仍然无法与烟草抗衡。正如弗吉尼亚公司批评的那样，殖民地移民“过分尊崇他们挚爱的烟草，以至于不再种植其他主食作物”。新娘市场虽然没有让这个趋势继续恶化，但也丝毫没能让它有所好转。到1620年，烟草已经成为标准货币单位，并且在之后的许多年里都是如此。虽然弗吉尼亚公司在新娘的选择上付出了“非同寻常的精力和谨慎”，也期望市场中的女性可以嫁给“诚实且能力卓越的男人”，但整个交易中的商业贸易因素还是使这一期望化为泡影。具体来说，1621年，弗吉尼亚公司在一封详述泰格号向殖民地运送女性的信件中明确指出，经济利益是它最关心的事情。它期望“一名妇女能卖150磅优质烟叶”，还指出“如果任何一名妇女死去，其他妇女的价格就需要按照相应的比例增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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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女性视作商品的做法凸显出切萨皮克殖民地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时也反映了它一开始对于商品和个人的态度。在最初的几十年中，殖民地的基本食物供给仍旧过分依赖印第安波瓦坦部落和弗尼吉亚公司，发展壮大则要依靠新移民劳动力的大量涌入。这些新移民来自英国贫困的家庭和教区，大多数人都在殖民地从事烟草种植业。殖民地从未试图变得像英国社会那样自给自足，也没有像推广人曾预想的那样，把它发展成返销国内市场以谋取利益的发财工具。詹姆斯敦仍然只是一个边陲小镇，居民酗酒成性，工作却消极怠慢。它不仅要面对来自外部攻击的威胁，还要被弗吉尼亚公司和移民者自身对殖民地未来不切实际的期望所消磨。正如一本关于19世纪弗吉尼亚历史的书籍中描述的那样，烟草对于殖民地有着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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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购买妻子》（摘自E.R.比林斯：《烟草：历史、种类、文化、生产和商业》，1875年）。在这幅图片中，来自英国的妇女很可能是乘坐那艘停泊在她身后码头上的船抵达的。在她身旁站着一位想要购买她的人/她未来的丈夫。另一侧放着几只装满烟草的木桶，用以支付她来弗吉尼亚的船票。这幅图片将这些元素并置在一起，强调了这笔交易的商业本质。伦敦韦尔科姆图书馆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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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遭到遗弃，栅栏腐败不堪，田野、花园和公共广场，甚至是詹姆斯敦的街道上都种植着烟草。城镇居民痴迷于眼前利益，却忽视了自身的安全。他们散居荒野，开辟出小块的沃土种植粮食。然而，这也让他们与印第安人毗邻而居，后者所带来的威胁则随时可能爆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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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土著对殖民者恐怕并没有太多善意。就算有，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可避免的渐渐恶化，最终导致了1622年3月的大屠杀，造成超过300名殖民者死亡。即便如此，殖民者仍旧将烟草种植放在优先位置，却不愿增派人手驻防。资料显示，大屠杀发生一年之后，弗吉尼亚仍然“只有烟草而没有其他商品”，很少有人尝试种植对于殖民地的未来至关重要的“主食产品”。到了大屠杀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624年，由于弗吉尼亚公司宣布破产，弗吉尼亚成为英国皇家殖民地（royal colony）。这些建立殖民地的商人们所怀揣的新世界的财富梦想，最终“灰飞烟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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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公司的倒闭并不意味着英国在切萨皮克移民地就此终结，也不意味着当地烟草种植业的结束。对于詹姆斯敦殖民地来说，幸运的是，即使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Charles I）强烈反对烟草消费，其管制方式也仅仅是将弗吉尼亚向英国进口烟草的垄断权收回到自己手中而已。因此，大量伦敦居民涌入烟草商店，英国皇室赚了个盆满钵满。虽然吸食烟草成为风靡一时的恶习，但烟草业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为它进入英国社会扫清了所有障碍。因此，对于弗吉尼亚来说，殖民地的创建者弗吉尼亚公司在1624年倒闭这件事并没有造成什么实际影响，不过是一桩普通生意的失败。唯一不同的是，对于土著居民而言，1622年之后的一段时期，不仅见证了切萨皮克地区“土著人—白人”权力关系的改变，也成为白人对于“印第安人”态度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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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马斯·哈里奥特1590年的著作《关于弗吉尼亚新大陆的真实简报》中，约翰·怀特绘制的插图强调了阿尔贡金人和英国人本质上的相同之处，并试图以此消除英国人对陌生世界的恐惧。弗吉尼亚公司则利用这种观点，在逻辑上顺理成章地对土著居民——最初是儿童，之后是整个家庭——进行教化，使他们了解英国习俗，实际上，就是希望将他们同化。然而，到了17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种排他性的文化论调，将陌生者视为异类，最终归为他者。1609年的《弗吉尼亚第二宪章》（The Second Charter of Virginia）强调了让弗吉尼亚人“宗教皈依和化约的重要性”，要求他们“真诚地信仰上帝和基督教”。然而，这部分内容仅仅在结论中一笔带过，并且基本上是一种马后炮的做法。即便如此，在切萨皮克地区，利润总是比虔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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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殖民者有时会依靠土著人，有时又向土著人发起进攻，他们很快放弃了宗教皈依的主意，改以武力征服。虽然弗吉尼亚公司直到倒闭都在强调，将阿尔贡金人转化为圣公会信徒至关重要，但在切萨皮克地区，文化交流已经沦为了商品流通的过程。从暂时殖民到长期定居的转变中，白人男性在殖民地享有了默认的主导地位，女性、土著和非洲人则艰难地占据了中间地带。有所区别的是，白人女性很快便被看作是殖民地规划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但不管是土著还是非洲人，都很难在其中找到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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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年的大屠杀，加上1644年和1675年发生的冲突，都强化了“印第安人”凶险蛮族的形象。对自私的英国人来说，获得这种印象大有裨益。正如约翰·史密斯所讲，很多殖民者都将屠杀看作是“有利于种植业的事情，因为如今我们有了正当理由，可以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摧毁他们”。弗吉尼亚公司秘书爱德华·沃特豪斯（Edward Waterhouse）在当时对此保持着足够的直率。他宣称英国人“如今可以凭借战争权和诸国法律（law of nations），入侵这个国家，摧毁那些试图摧毁我们的人”。除此之外，他还大言不惭地认为“我们理应享有他们的耕地，将费力的鹤嘴锄变为胜利的刀剑（其中既有便利、益处，也有荣耀），并占有其他的劳动果实”。[6]最终，沃特豪斯认为“征服”土著人“比秉持公正的态度教化他们要容易得多”，他不仅憧憬着夺取“印第安人和我们同等享有，甚至享有更多商品”的机会，更陶醉在暴力征服前景中。他宣称可以通过诸多方式达成这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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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突袭；焚烧谷物以造成饥荒；烧毁和摧毁他们的船只、划艇和房屋；破坏他们的鱼舱；既然他们通过打猎得到冬天的大部分食品，那么就在他们捕猎时攻击他们；骑上战马追赶他们，让猎犬追逐他们，让猛犬撕咬他们……除去这些方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诸如在他们逃跑时，将他们赶到他们的敌人的包围圈中，再鼓动和教唆这些敌人攻击他们，这样一来，他们的毁灭和屈从便指日可待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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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想到在英国人穷凶极恶之后，仍旧会有一些土著人存活下来，沃特豪斯建议把他们“强行变为奴役和奴工”，为殖民地提供必需的劳动力。[8]但事实证明，土著人并不是可靠的奴工。不过在切萨皮克，这并不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毕竟退一步讲，他们还有非洲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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